法国知识分子的终结?

选段一

过去的四十年，巴黎出版了好几十种关于知识分子存在与地位的书与文章。如果我说没有其他地方像巴黎一样有这么多与知识分子和知识界相关的研究，这一观点并没有太多独*性。诚然，关于“知识分子”的讨论并不只存在于法国；我们也可以在其他国家发现许许多多相关主题的研究，但从数量上看，没有哪个地方能达到巴黎这样的程度。

要弄清楚形成这种独特的法国式现象的原因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很多人都曾尝试过，他们提到了与政治哲学、伦理学、历史学、社会学相关的环境和原因。但其中只有极少的一部分研究令人信服。大部分的研究者和评论者喜欢谈论这样一种观点：伟大的知识分子的时代已经终结，它被一个言论浅薄的时代所替代。也许这种观点很有道理，但我会重新考察它。必须清晰地认识到这一事实：怀旧气氛笼罩着古典知识分子漫长的葬礼。因为我们所有人都是在这些大名鼎鼎的“伟人”的巨大身影下成长起来的！我们中的智者已然明白，我们的影子会小得多，存留的时间会短暂得多。甚至有人会说——也许这并不正确——我们这些人，就像是文艺复兴末期的矫饰主义艺术家，对于文艺复兴，仍试图保存它，模仿它，甚至再次投入其中，却是徒然。

我写了这样一本小书，但我并不确定是否真的解开了关于知识分子的两个谜团：法国的特殊性以及“伟大”知识分子的消亡（抑或没有）。不过，很久以来我一直都在钻研这些问题，我觉得有必要为法国的所有读者重新梳理一下我片段式的思考，目前为止，我的这些思考主要是以英语和希伯来语发表的。在接下来的书页中，我的目的不是书写法国知识分子的完整历史，因为相关的研究已经够多了，其中有一些非常优秀的作品！我只想集中研究从这一独特又短暂的历史中挑选出来的某些时期和某些话语。

任何写作都在其最深处隐藏了一些可以勾勒作家自画像的符号，尤其是书写知识分子的叙事，肯定具有自传性。所以，在本书的讨论中，如果出现一些极具个人色彩的评论，请不要惊讶。这些评论或是有意识的，或是不自觉地隐藏在所谓的“科学”定义之后——这很容易理解。虽然我在呈现事物的时候力求能用一种“冷静的”语调，但我的评论依然表现了我在面对某些与“知识分子”这一概念相关的内容时不自在的感受。

在正式开始前，我要先坦白一些事！我现在是一个专业的历史学家，但我想要成为“知识分子”的愿望由来已久：我在年轻时就梦想过这件事。更准确地说，就像许多人一样，我很早就打定主意要成为作家；换言之，我想写故事。在我成长的家庭里，父母小学都没有毕业，他们几乎不会写字。但是，他们两个人都很喜欢读书，尤其是我的父亲常常满怀敬意地摩挲他所珍藏的几本书。他对书写的字词有一种崇敬之情，或许这是一种迟来的回声——他是东欧一个犹太人家的孩子。我的父亲也是一位共产主义者，他不止一次对我说起列宁的格言：“学习，学习，再学习！”所以大家可以明白，我曾经为何厌恶学习、憎恨学校。我16 岁的时候曾从高中退学。事实是，我对阅读的热爱妨碍了我在家里做作业。在学校里也一样，我常常在上课时偷偷看书，以致老师不止一次把我赶出教室。我当时阅读的文学作品精彩而丰富，几乎都是翻译过来的：有经典作品——杰克·伦敦、维克多·雨果和查尔斯·狄更斯，也有侦探小说——柯南·道尔、阿加莎·克里斯蒂和乔治·西默农，还包括生动的情色作品。我也喜欢《圣*》故事，因为它同时具有前面三类作品的特点。白天的这些阅读以及夜里做的梦让我能暂时逃离小小的雅法城中凄惨的移民街区，快乐地去往神奇的国度。

有一本书在我的生命历程中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它将我小时候构建的天真的作家形象替换为之后岁月中我所崇敬的知识分子的形象。这就是几年后我读到的西蒙娜·德·波伏瓦那本著名的小说《名士风流》。这本书1954 年出版，50年代末被译成希伯来语。我大概在60年代中期读了这本书，但我不记得准确是在哪一年。然而我对书中非同寻常的人物保留着清晰的记忆，他们在文学写作、新闻工作与政治行动等各种活动中不断变化，在性自由与人道主义精神的碰撞中不断变化。他们激发了我的好奇心，丰富了我缺乏诗意的想象。以写作为生的人物所散发出的那种浪漫的轻盈感让我折服，他们在“光明之城”这样一个快乐的地方为正义事业而斗争的理想化知识分子介入行为同样让我折服。

那时的我只是一个年纪尚轻的手工劳动者，在一家生产收音机设备的工厂上班，对于当时的我而言，能够以写作为生同时继续被左派工人阶级爱戴，这是遥不可及的梦。多亏了或者说正因为当时我身上附庸风雅的倾向，我将自己想象成巴黎的“风流名士”，我羡慕他们，憧憬他们，渴望与他们变得一样。因此，我努力使自己与周边的人、与所住的贫苦街区变得不同。我写诗来宣泄自己精神的苦闷，所幸，这些诗歌从未公开发表。

许多年后，我重读这本小说时却不断感到惊讶，从前的自己竟然会痴迷于如此扁平的人物、如此不可信的争辩与论战。后来，比起《名士风流》中“进步主义的”知识分子，我更喜欢陀思妥耶夫斯基《群魔》中不断自我追问、以反派形象呈现的知识分子的力量，或者托马斯·曼《魔山》中经常出现的保守知识分子的力量。虽然在我眼中《名士风流》作者的文学之光很早就暗淡了，但是在许多年里我依然继续欣赏“罗贝尔·迪布勒伊”（让—保罗·萨特）和“亨利·佩隆”（阿尔贝·加缪）这两位最耀眼的“风流名士”，当然还有“安娜·迪布勒伊”（作者本人）。

选段二

在大众眼中，大部分知识分子的形象是反抗者、独立者、与权力无关的人且会毫不犹豫地反对权力的人。在西方，埃米尔·左拉、罗曼·罗兰、让—保罗·萨特、伯特兰·罗素、乔治·奥威尔或诺姆·乔姆斯基等重要人物获得了声望资本，这给人这样一种印象：有才华的文人似乎总是在与不正义、独裁作斗争。须清楚这一事实：学者在集体想象构建中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批判型知识分子的名声广泛传播。古代史也证明了这一点，雅典人苏格拉底、希伯来先知、古代地中海文明最早的基督教传教士在许多人看来就是当代知识分子遥远的祖先。《圣*》中的文人和古希腊人难道没有批判过暴君吗？他们难道没有冒着生命危险捍*真理和正义吗？任何一个用伟大的作品丰富了我们文化的独特创作者，同时也必须是一个伟大的人物，他能督促改善权力执行方式以及减少专制行为。伦理学与美学缠绕在一起，为我们的文化生产“美”与“智慧”的社会群体很自然地被认为代表了光明与道德。

让—保罗·萨特被认为是20世纪蕞具代表性、最有名的批判型知识分子。他是多个领域的创作者：哲学家、戏剧家、小说家、评论家、著名杂志的主编。这个仿佛是从文艺复兴时期走出来的人物比其他任何一位哲学家卖出的哲学作品都多，他的戏剧也吸引了很多观众。即使他并不是大家所认为的那么伟大的哲学家，即使他的戏剧有时充满了极其抽象的废话，但是他经济的独立性以及高度的自主性（他和之前的埃米尔·左拉、安德烈·纪德一样，从来没有在大学工作过，这是不是一种偶然？）使得他能够采取极其大胆的批评立场，这又有力地稳固、扩大了他的名声。他反对法国殖民主义恶行的斗争使他笼罩上了一层现代“先知”的光晕，这引起了很多人的嫉妒。也许他是唯一一位能够拒绝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也没有领这一文学奖，但并不是自愿的）。

托马斯·曼不仅仅是他那个世纪最重要、最有名的作家之一，他还不断地表达他对世界政治进程的观点。即便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这位即将创作出《魔山》的作家宣称自己是骄傲、保守、爱国的德国人，但当纳粹力量日益上升时，他宁愿选择逃亡，直到德意志第三帝国倒台后他才又回到了自己的祖国。二战期间，他发表的反对希特勒治下的德国的作品使他成为反独裁“启蒙运动”的象征，并且神圣地照亮了德国知识分子传统。歌德在20世纪似乎有了一个真正的继承者。

伯特兰·罗素或许是英国文化界最闪耀的知识分子。他是一位出身贵族阶层的哲学家，从少年时代开始，他先锋的创作就让他声名远扬，他很早开始关注社会问题，一直没有停止对统治阶层的严厉批评。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走出舒适的学术象牙塔，勇敢地选择一种少数派观点，这使他被捕入狱。20世纪60年代，他依然站在游行队伍的最前面，要求禁止使用核武器，他周围的游行者与他的孙辈甚至是重孙辈同龄！

我们可以继续一一细数这些彰显知识分子与现代权力关系史的“伟人名字”；在民族国家时代，这些名字散发着文化生产者的光芒，表现了富有理智与思想的人借助高级伦理标准砝码，为限制民族国家的权力而做出的共同努力。不可否认，浪漫主义的光辉笼罩着知识分子职业，它借助“高级”文化的所有者、通过成百上千的作品和研究工作被保留下来。然而，对知识分子与权力机关之间关系史的细致考察以及对知识分子群体内部力量关系的研究，呈现出的现代文人图景并不总是令人满意的。

首先，有必要说一下，前文提到的“伟人名字”源自一种理想化认知，因此，他们的某些行为被隐藏在阴影里。让—保罗·萨特的确曾勇敢地反对殖民压迫内在的道德堕落，但他也是好几年里维护发生在苏联的行为的几个重要知识分子之一。

德国伟大的自由派作家托马斯·曼，在希特勒掌权时躲到了瑞士，虽然纳粹统治已经建立，他还是准备要回自己心爱的祖国。他实际上害怕的是作品会被查禁，并且如果他不回德国，他因此而得到的财产也会受影响。最后他屈服于女儿艾丽卡和儿子克劳斯的巨大压力——前者是和平主义者，后者是激进主义者，他们让他放弃回国。情非所愿，他只能继续流亡。

伯特兰·罗素是整个世纪最伟大的和平主义者之一，但第二次世界大战接近尾声时，他建议向苏联投放原子弹，阻止其力量的上升。这位哲学家认为，这次预防战的本意就是在苏联还没有原子弹时阻止共产主义的扩张。如果这些或者其他一些知识分子领导20世纪的政治，完全不能确定他们是否会以更加负责任、更加理智的方式行事。1946 年，雅克·普雷维尔写道：“不应该任由知识分子玩火。”也许他说的并非完全错误。

应该注意，不要把批判的或者反政府的文人视作整个知识分子精英群体的典型代表。19世纪初以来，西方自由世界大部分有学识的人——哲学教授、历史教授、作家、诗人、评论家、记者，等等，都曾支持过殖民主义征战，也曾为他们所属的权力国家所获得的领土利益感到骄傲。比如，众所周知，英国大学毕业生中的精英曾满怀激情地为帝国服务，他们认为这是走向事业成功重要的必经之路。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便掀起了反殖民主义浪潮，继而发生了流血冲突，目的是要控制形势，知识分子群体中只有一小部分人明确表示反对西方世界对其他地方实行的漫长压迫统治。

法国知识分子因“恐犹症”而兴起，是否将在右翼转向中迎来衰亡？
法国知识分子曾被世人视为效仿的楷模，无数次体现了文人勇敢介入公共空间的责任担当。然而，从左拉时代的知识分子到当下的维勒贝克之流，历经了法西斯主义、反殖民主义、种族冲突等层层冲击后，著名以色列历史学家施罗默•桑德看到的是法国知识分子的不断衰落和“伟大”的终结。
桑德从19世纪末左拉等人公开对抗“恐犹”氛围开始，细致梳理了“知识分子”概念的形成及其结构，揭秘文化领袖们鲜为人知的思想人格“幽暗面”，并借助伏尔泰、卢梭、托克维尔等代表人物剖析这一群体的本质。知识分子凭借自己的文化创造活动和社会介入行为累积声望资本，追求独立自治的同时，又难以摆脱“统治阶级中的被统治者”的角色。在社会科学领域不断细分，信息碎片化、知识浅薄化、娱乐至上，知识分子与权力所有者关系已然改变的当代背景下，似乎再难产生真正的公共知识分子。“法国知识分子已死？知识分子精神已亡？”这是桑德面向现代社会的两大叩问。

施罗默•桑德（Shlomo Sand，1946— ），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历史学教授，曾任教于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为波兰裔犹太人。主要研究方向有民族与民族主义、法国知识分子史等。其犹太研究相关论著被称作“虚构三部曲”，在西方学界引起广泛讨论，赢得了巨大的赞誉。另著有《知识分子、真相和权力：从德雷福斯事件到海湾战争》《词语和土地：以色列知识分子和民族主义神话》。

施罗默 • 桑德是熟谙法国知识分子前世今生又兼具“旁观者清”优势的知识分子史专家。他的这本专著，不仅是探究法国的特殊性及其“伟大”知识分子消亡与否的知识分子史佳作，更是他这位早就立志充当“知识分子”的专业历史学家，以自身方式直面所处时代、“介入” 当今世界的见证。纵观全书，谋篇布局立意高远，别具一格；内容表述张弛有度，洞见迭出；文字叙说鲜活生动，雅俗共赏…… 不难想象，移译这部于法国知识分子史研究热潮消退有年情势下推出的新作，将使中国读者对法国知识分子重新投去更多关注目光。
——浙江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吕一民

桑德这部有关知识分子的研究专著以丰富的视角进入了近代以来法国知识分子的历史世界和精神世界，同时又以真切和多元的学术脉络开启了何为知识分子精神的学术对话。作者有着广博的学术视野、敏锐的批判性精神和诚挚的生命体验，从而将现代知识分子史里最具魔幻魅力又最具复杂性的法国一脉揭示了出来，这无疑有助于读者更好地理解知识、理性和自省精神在当今的价值。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唐小兵

很少能有作品将缜密的历史研究与热情的政治介入相结合，而这正是桑德在这本博学又见解独到的书中所达成的……通过重新检视“法国知识分子”的长期历史，桑德对我们的现状提出了有力的批评，能够帮助我们构想未来政治智识显现的形式。
——巴黎索邦大学社会学助理教授 拉兹米克•科伊兴扬(Razmig Keucheyan) 

★备受霍布斯鲍姆、托尼•朱特推崇的历史学家，犹太“虚构三部曲”作者，对知识分子前辈及同仁的尖锐点评。一部让众多“文化生产者”无地自容、汗颜不已的锋芒之作！以冷峻犀利的目光，剥去知识分子的光鲜外衣，于历史的检验和道德的拷问中，淬炼出真正的“知识分子内核”。
★字字珠玑的知识分子功过书，幽暗尽显的法国百年文化人物像：于“恐犹”浪潮中挺身而出，高呼“我控诉”的左拉；虽有瑕疵，仍被奉为知识分子楷模的萨特、加缪、波伏瓦；或许是巴黎最后一位伟大的社会学家的布尔迪厄；桑德口中水准堪忧、狭隘自大的维勒贝克、芬基尔克罗、泽穆尔……
★回望19世纪末至今的法国知识分子史，洞察其群体构成、思想特征的演变历程，剖析知识分子与统治阶级及社会各阶层的关系，撕开大众媒体中知识分子形象的假面。在20世纪的诸多考验下，有谁未因各种主义思潮而迷失，不为权力利益所折腰，始终冷静判断、认清方向，秉持了知识分子的良知和理性？
★见证思想“启明星”光辉的黯淡和法兰西文化的迟暮。当右翼势力在各处抬头，当保守排外取代了开放包容，我们是否还能相信理性的力量和知识分子的“灯塔”之光？这个时代是否还能造就“伟大的知识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