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中国遇见《国富论》

█ 新版序：严复与《国富论》研究忆往

这本小书略显干瘦，故写篇长序增胖，趁我老糊涂之前细说成书过程。

1984年3月，我在西欧的中文报纸看到小方块广告：台湾清华大学人文社会学院急征人才，条件写得官式具体。这所理工学校何时有了人文社会学院？当时我尚无返台准备，就留下剪报保留至今。同年8月在媒体看到，台湾清华大学在秋季成立人文社会学院，增设经济系(本科班)以及历史、语言、人类学、社会学四个研究所(硕士班)，才确信此事为真。

9—10月间我写封简函，说明简历与专业方向，很快收到系主任赵冈教授回信。我刚在图书馆看到他以英文发表的土地制度史论文，当时他应该还是在威斯康星大学任教，怎么会从新竹(台湾清华大学所在地)回信？我看笔迹方正魁秀应是不假，依嘱寄出各项文件，约好1985年1月中旬在新竹面谈。

我对路况不熟，下了高速公路提早一站在台湾交通大学下车。两校的距离和北京的清华、北大一样贴近，但要走到校园中心还是有点距离的。那个时候又没有移动电话可以联系，双方都着急了。彼时新竹交通不便，科学园区广无人迹，台积电尚未存在，我真怀疑自己是否该来应征。当时我三十出头，赵冈(1929—2021)正值壮年，高大的东北哈尔滨人，文雅渊博广见闻，让人很难抗拒。后来我才明白：蒋硕杰院士在台北主持“中华经济研究院”，邀赵冈短期主掌其中一个单位。台湾清华大学时任校长毛高文和理学院院长沈君山，趁机邀赵冈协助创系。

我的专业是偏门的经济史，在以数理统计为尚的同行面前，总是羞于表达自己的领域。我的就业机会很少，又遇上这位同行知名学者，直言问为何愿意考虑我。答案很简明：当时“教育 部”规定经济史与经济思想史为必修，大多数学校都敷衍了事(这项规定大约在1990年左右松绑)。赵冈知道找人不易，我和家人商议后就高攀应聘了。这是我此生唯一的正式职务，深深感谢1985年初的良机。

校方提供充足经费，鼓励教师与国际学界接轨。既已排定要教经济思想史课程，我就往这方向找议题。在适应新环境的初期，如何在较陌生的领域找到显著题材？那时血气正旺，脑袋刚经过初步锻炼，很快就想到一个议题：《国富论》通过哪种方式传入晚清？清末尚无适切的词汇可传达分析性概念，例如“边际生产力”“看不见的手”“钻石与水悖论”等。严复是用什么手法表达这些陌生学理？另一个层面的问题是：《国富论》的核心主张是“自由放任”“政府蕞小化”，而清末仍习于皇权的政界，如何接受管得愈少愈好的理念？知识界与工商界对《国富论》的态度，是迎是拒，或无所适从？

我对这两项议题几乎完全无知，也很少见到系统性的文献解说。学校爽快批准一笔小经费，要求带几位同学进行，用意是同时培育师生。为何会想到这个题材？这些问题不会凭空出现，必然根植于先前无心埋下的种籽。此事要推回20世纪70年代初期，我在本科时期的阅读偏好。详说如下。

高中毕业后依联考(高考)分数进入商学院就读，但我毫无商业才能，不会交际也没手腕，要我墨守成规上下班也办不到。我对文史哲远比数理统计分析更有兴趣，在经济急速起飞、人人向钱看的美景下，如此不食烟火将来如何发达？在这种不协调的气氛下，我看到有人介绍史华慈(Benjamin Schwartz, 1916—1999)的英文名著《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In Search of Wealth and Power: Yen Fu and the West)，该书分析严复如何译介西洋名著，从《天演论》到《国富论》再到《群己权界论》。

我买了一本翻印的原书，但是因为知识量不足，历史基础太差，几乎看不懂书中那些人名与问题，遑论观点与争辩。只好退而求其次，去商务印书馆找严复译本，结果打击更大：他的古文比英文更难懂。后来读钱穆《师友杂忆》，才知道他年轻时读严复译本，也几乎每页都有生字。在双重打击下，史华慈的书就变成摆设，几经搬迁就失踪了。20世纪80年代初期在欧洲密集学习几年，1986年重读史华慈的书，已能看出他对《国富论》的理解同经济学界相比有显著落差，甚至还想与他争辩。

初任新职又有新主题，真让人振奋。每每傍晚沿着校内大湖，思索如何组织材料形塑论点，虽是黄昏却有黎明之感，大脑转个不停自动蹦出新点子，总算体会到何谓文思泉涌。这也让我明白一个重要判准：若对某
个题材有兴趣，但没出现这种感觉，研究之路多半就会崎岖坎坷。古稀之际顾所来径，总觉得四十多年来苦头远多于甜头。严复是弟一个也是蕞甜美的果实，缘分和福分果真都是稀缺品。

1986年年底写好初稿，请师友指正，反响大多积极：题材不错，内容具体，结论明确。欣喜之下写了精简英文版，以测试国际学界能否接受，然后就开始向期刊投稿。不出所料，中文经济学期刊对文史议题兴趣不高。转投《汉学研究》倒很顺利，评审意见相当正面，主编还打电话谈了一下。（赖建诚：《亚当·史密斯与严复：〈国富论〉与中国》，《汉学研究》1989年第2期。）

英文稿也没障碍：先参加1988年6月在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的经济思想史年会，引起几位同行注意。其中一位是保罗·特雷斯科特(Paul Trescott)，他对西方经济学引入中国的过程做了深入研究，多年后在香港中文大学出了一本专著。（Trescott, Paul, 2007, Jingji Xue: The History of the Introduction of Western Economic Ideas into China, 1850—1950,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ress.）既然初步反应尚可，我就向《欧洲经济史期刊》(Journal of European Economic History)投稿，主编觉得有意思，刊登在“研究讨论”栏目。（Lai, Chengchung, 1989, “Adam Smith and Yen Fu: Western Economics in Chinese Perspective”, Journal of European Economic History, 18(2):371—381.）

弟一次写严复论文，得到正面响应是个好起头。1989年6月，去美国弗吉尼亚州的里士满大学参加经济思想史年会途中，心生一念：既然严复译介《国富论》时，曾出现翻译与政策接纳的问题，那其他非英语国家，如日、俄、德、法、西、葡、意，是否也有过各自版本的“严复现象”？这是个好问题，但答案我一无所知。

2000年春，收到航空包裹，是牛津大学出版社寄来的六本样书，也就是下面这本《亚当·斯密在各国的传播：〈国富论〉的翻译与接受》(Adam Smith across Nations: Translations and Reception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噩梦终于结束。我告知哈佛燕京学社此书已有结果，感谢1992—1993年间的支持，贝克表示欣慰，日后还来与我相聚。牛津社销售部门每年会寄报表，显示销量与版税额。此书两年内卖了300多本，然后逐渐降为两位数、个位数；二十年间总共卖了500多本。市场大概就这么大，大多是图书馆订购。我收到一些研究者来信表示认同，学术期刊有几篇正面书评，但科学史期刊《伊西斯》(Isis)上的评论却是完全负面。

英文版出版后，还有中文书稿(即本书)要操心。我先向学术机构投稿，屡投屡退。英文版的困难是长年枯等，中文版的困难是问津无门。连普通读物的出版社都断然回绝。过了两三年，我想试试台北三民书局，他们出版过我的两本杂文。等了一阵子以为又完了，没想到2002年初收到出版合同，要求买断终身全球版权。我当即同意。后来才知道有人暗中相助：我系毕业生在当编辑，向老板说这本小书题材有新意，应不至于亏损。

这位陈姓编辑日后来校告知此事，虽然当时我已不记得他的容貌，但仍感谢解危之情。出书时正逢我半百，算是个大礼。学界与读者对此书未置一语，首印可能都还有剩余库存。那时我正被《梁启超的经济面向》缠住，接下来又与积压十多年的《边镇粮饷》搏斗，就把严复束之高阁了。

2008年初，上天又悲悯严复这本小书了。北京清华大学龙登高教授在台湾访学，我们是经济史同行但不认识。他来新竹与我相会，邀我休假期间赴北京一个月，也愿意推介这本严复小书给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年11月，我首次参加福州严复研讨会，参观故居，感受他的生活环境。2013年在北大历史系参加严复国际研讨会，会上有人表示这本小书不错，才稍稍释怀。

1997年撰写本书初稿后，趁热写了这本书内容的简要英文稿。1999年保罗·特雷斯科特来台与我相见，说可以扩充成完整专著。他积极写了几章初稿。当时他已有年岁，不久就停笔了。这本半成品的英文稿，此后就在计算机里休眠了22年。中间我在2014年退休后打开重看，觉得薄弱，又让它继续沉睡。

2019年4月，上天又悲悯我了。一位在伦敦任教的同行来新竹，我们谈到手边的题材。他留下一张帕尔格雷夫·麦克米伦出版社(Palgrave Macmillan)的名片，说可试投他们家的经济史丛书。我迟疑了几天，寄出那本老旧的半成品碰运气。没想到一个月后，收到两份非常肯定的评审意见，我错愕到回不过神来：连自己都怀疑的文稿，竟然得到有生以来蕞高的评价！弟一位审稿人用小字体单行距写满四页，毫无保留地推荐出版；第二位审稿人写了一页半，基本态度相似。经济思想史的圈子不大，从文风大致能判断是哪两位英国专家。

中文版与英文版的评价，犹如冰火两重天，真让我怀疑人生。既然审稿人这么抬爱，丛书编辑就寄来合同，我答复称版权在三民书局。但哪里知道，因为授权条件存在分歧，帕尔格雷夫和三民书局未能达成协议。我居间斡旋近一年仍是僵局，只能无奈长叹空欢喜。

再三考验之后，上天又悲悯地帮我脱困。2022年4月，我把《经济思想史的趣味》，浓缩改写成英文精简版(History of Economic Ideas in 20 Talks, 2022, Springer)，后被施普林格出版社出版。施普林格与帕尔格雷夫隶属于同一出版集团。我把严复英文书稿和审稿人评审意见传给施普林格，问施普林格可否考虑三民书局的条件。这次终于峰回路转，施普林格特请德国版权部门另拟全新
合同，几经细节修正后于2022年7月底签约。同年12月末就出书了。1997年的严复英文书稿，从2019年4月跌跌撞撞到2022年12月，终于落幕。

承蒙格致出版社欣赏，让这本二十年前的小书继续再版发行。我与严复的缘分，从懵懂相会，到编写牛津社专著，再到读者手上这本书中英文版的问世，回首猛看竟已过了半个世纪：从大约1973年起，断断续续起起伏伏，一直到2023年初的今天。很多年很多年后我才明白，这不是上苍再三悲悯我，而是一路庇佑严复，感念他在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笔醒山河的丰功伟绩。

黄克武(1998)研究严复如何译介约翰·斯图尔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今译“约翰·斯图尔特·密尔”)的《群己权界论》(On Liberty，今译“《论自由》”)，他分析的主题是自由主义思想，可以和本书的经济自由主义相互对照。我很感激他对这本书稿的详细评论，也很能理解他对此书内容与论点的诸多保留。潘光哲先生对原稿作了详细的校改，在此一并致谢。1986年初做此题材时，承台湾清华大学资助研究经费，特此志谢。

以下诸章节曾经发表过：第1章第1.3节与第6章(《当代》1999年6月号)；第2章(《当代》1999年2—3月号)；第4章(《清华学报》1999年3月，29卷1期)；第5章(《全汉升教授九十华诞祝寿论文》，2001年)；附录(《新史学》1991年3月，2卷1期)。

赖建诚
2023年春节
台湾清华大学经济系
lai@mx.nthu.edu.tw▌

第1章 综观概述

本书的中心命题，是透过严复(1854—1921)译案亚丹·斯密(Adam Smith, 1729—1790，今译“亚当·斯密”)的《原富》(The Wealth of Nations，今译“《国富论》”，1776年初版)，来回答如下两个问题：(1)西洋经济学说，在中文辞汇与概念尚不足够的情况下，是用哪种词语和“思想方式”传入的？(2)从追求富强的角度来看，这本以提倡“自由放任”“反重商主义”“蕞小政府”为主旨的《国富论》，对清末的知识界和积弱的经济，产生了哪些影响与作用？

█ 1.1主题与架构

第1章在说明本书的命题与架构之后，综述19世纪末中国对斯密和《国富论》的介绍，以及严复在1896—1901年间译案此书的经过与感受，然后析述学界对严复研究的成果。

第2章先介绍斯密的经济思想，以及《国富论》的主要内容，之后解说此书在其他非英语系国家有过哪些不同的译本，这些文化背景和经济条件各异的国家，对《国富论》所传达的经济思想，产生过哪些相当不同的反应。有了这项国际性的比较之后，才更能理解：此书在中国为何只有过4种译本，比起日本的14种和德国的10种，热烈度并不高？中国各界对此书的反应，相对于其他国家而言，蕞多也只能说是平淡无奇。

第3章分析为什么严复要译这本书，以及《原富》是怎么翻译的。政治经济学并非严复的专业，他如何把这本开创古典经济学说体系的《国富论》，在文字上浓缩译成“骎骎与晚周诸子相上下”的《原富》？从严复310条6万余字的案语中，可以看出他有“托译言志”的倾向，也可以看出他对经济事务的见解，有不少是“即兴式”的，是“语意膨胀”式的，而非有系统、有组织、有理论基础的。

第4章根据这些案语，分析严复对《国富论》内容的理解。斯密除了论述国家经济富强的性质之外，从经济理论发展史的观点来看，他也提出了一些相当影响后世的经济理论(例如“看不见的手”定理)。严复是怎么译介这些概念的？他的理解可靠吗？严复对斯密的学说有过哪些批评与赞许？

第5章再度从严复的案语，来分析他自己的经济见解：(1)他认为中国的经济有哪些弊端？(2)他心目中的经济自由主义，具体而言有哪些内容与主张？(3)他对一般经济事务与政策有哪些意见？我认为这些内容可以显示出，严复对各种经济问题是有他的见解，但还谈不上经济“思想”。

第6章的主题是《原富》出版之后，中国知识界的回应。第6.1节举例说明严译西洋名著对中国知识界的影响，以及不同立场人士对严译的批评；之后以梁启超对《原富》的评介为例，说明此书在中国知识界的接受性。第6.2节析论《原富》对中国经济政策的影响，我的论点是：如果严复是以追求中国的富强为出发点，来向斯密这位医生求取药方的话，我认为《国富论》所倡议的经济自由主义，对中国的病情并不适用；适当的救亡图存药方，应该是向德国的“国民经济学派”求取，先以关税保护幼稚产业，采取这类逐步自保自强的政策。第6.3节是对全书的综合性简要省思，第6.4节解说一些日后可做的后续研究。

整体而言，本书是以现代经济学的眼光，来解析严复思想的经济面向，这是个尚未深入探讨过的题材。“严复现象”所谓“严复现象”是指，清末民初时期，在积极向西方学习富强之道的动机下，译介了许多人文思想方面的重要著作，给中国知识界带来启蒙与冲击。是中国近代学术史上很值得重新出发再深入的题材，新的研究角度很需要引入各项专业领域的分析工具，如政治学、社会学、法学、哲学、生物学，等等。本书是从经济(思想史)学这个角度所做的尝试，以严复和《原富》为分析对象：一因严复所译介的西方学说，对清末知识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二因《国富论》在西洋经济思想史上有其绝对的开创性地位。这本名著在中国近代思想启蒙的阶段，透过“译文虽美，而义转歧”的节译和丰富的案语，不论从中国经济学史或思想史的角度来看，都有显著的意义。

在晚清蕞后的半世纪期间，有不少西洋经济学说对中国产生过影响。从个别人物的角度来看，严复与《国富论》的例子只是其中的一环。从经济路线的角度来看，除了自由主义之外，在同一时期传入中国的还有社会主义、保护主义、重农主义、重商主义。也就是说，本书所处理的题材，在一个大变动的时代里，在一个百家争鸣环境中，以现代较冷静的眼光来看，只不过是其中较亮丽的一朵而已，不必赋予过高或过广的评价。我在本书的附录里，提供读者一个较全面性的时代场景解说，简要地综述西洋经济思想对晚清经济思潮的影响。

█ 1.2初期的介绍

《国富论》在西洋经济思想史上有相当的理论分量，在实务性的经济政策方面，也有许多重要的析论，所以在晚清西学东渐的过程中，有不少人在著述内提及斯密和这本名著。单以《万国公报》为例《万国公报》的全本影印，在各大图书馆内可查阅到，但篇幅繁多，查索不易。李天纲(1998)编选的《万国公报文选》(55万字)，对读者方便不少，其中的“编者说明”，对《公报》的内容作了很好的解说。艾约瑟的《富国养民策》原文甚长，只选其中几篇，录在《文选》的页535—546。，就有不少地方提到斯密，例如艾约瑟的《富国养民策》(分16章100节，第43—88册，1892年8月至1896年5月，页12992—16030)、卜舫济《税敛要例》(第67册，1894年8月，页14576—14581)、马林与李玉书的两篇文章《各家富国策辨》(第121—122册，1899年2—3月，页18268起)和《论地租归公之益》(第125册，1899年6月，页18550起)。在此我只选艾约瑟的例子，来看他如何介绍《国富论》，之后再看陈炽宣称重译此书的误解过程。

▌1.2.1艾约瑟

英国教士艾约瑟(Dr. Joseph Edkins)写作《富国养民策》的基本用意，是要以启蒙书的形式，向读者介绍西洋的富国养民之道(以经济政策面为主)：“富国养民书，即论辨财之一门学术。余将于辨学启蒙书，剖白其学术学业之义，是书无劳多赘，止论解夫何者为财足矣。”(页12997)这种启蒙书的基调，在页13876论“设立行会之暧昧”时再度表白：“此启蒙书篇幅无多，不能将设行会无益之情形，详细论讲。”从此文在各册连载时所占的篇幅来看，长者达7页(如首篇的页12992—12998)，短者不到1页(如页15774—15775论“国家承办之利益”和页15824—15825“论国家承办之各弊”)。下一个问题是：艾约瑟写这篇16章100节的长文，所根据的底本是哪一本或哪几本经济学著作？他未明说，我想有可能是从几本相关著作综述出来的。森时彦(2001，页220，日文版1999年，页230)说艾约瑟根据的底本，是威廉·斯坦利·杰文斯(William Stanley Jevons)的Political Economy(1878)，但我在《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和其他参考文献内，未能查到此书来比对内容。杰文斯有一本《政治经济学理论》(The Theory of Political Economy, 1871, 1957年有第五版的重印本)，但内容与《富国养民策》并不很对应，所以艾约瑟大概是综述几本著作而成此文的。我找到三个地方直接引述斯密的学说，分述如下。

他蕞先评述斯密的地方，是在首篇“导论”(页12996)：“英人亚当斯米所著有《富国探原书》，英国斯时兴盛，多由于研求其生财之学术致之也。缘其书能使人洞晓贸易应无过禁，工作应无定限之一应利益。书出至今足载，独惜人之不钦佩其良法，违忤其智谋而行，若等差谬者何其多也。”虽然他对斯密如此赞许，但从全文16章的结构来看，又与《国富论》不一，例如“论分工”是斯密的首章，而在艾约瑟的文中却是第26节。现在来看他在此节内，如何引用斯密的观点。

“斯米曾如是云：铁匠打造铁钉，夙昔未尝习其业者，一日成造二百枚，且不甚嘉。曾经习其业者，一日可成造八百枚、千枚不等，自幼习熟其手艺者，一日中成造至二千三百枚亦可。此等譬喻无庸多增，凡余等所见极精工雅致之器用什物，均为费若许时日习熟此业之人造成者也。”(页13409)艾约瑟所选的这段介绍，确是译自《国富论》首章首节内的一段(原文见Smith, 1976, p. 18)，但并未抓到要点，没能展现出分工的特殊效果。我们只要对比严复的另一段译文，就可看出何以艾约瑟没选到论分工的要点：“不见夫业针者乎？使不习者一人而为之，穷日之力，幸成一针。欲为二十针焉，必不得也。今试分针之功，而使工各专其一事，……则一日之功，可得八万六千针，而或且过此数，此见实事者也。使以十八人为此，是人日四千八百针也。往者不分其功，则一人之力，虽至勤极敏，日不能二十针。今也分其功而为之，则四千针而裕如。然则以分功之故，而益人力二百倍有余也。治针如是，他制造可类推矣。吾故曰益力之事，首在分功。”(页6，原文见Smith, 1976, p. 15)艾约瑟若选介此段，效果必然更明显。

第二个例子，是第45节“亚当斯米论工价五则”(页13737—13740)。《国富论》首篇第八章论劳动工资，查其写法，并无如艾约瑟所列举的工价五则，但基本的意思则类通。这第45节可能是他融会贯通之后，简化条列的结果。

第三个例子，是第16章“征税”内的第97节(页15960—15962)：“酌定税之数端要理”。他在此节的引言上说：“国家酌拟赋税，首先道及应遵之诸要理者，即亚当斯米(《泰西新史览要》作师米德雅堂)所创论而声明之者也。论诚至善，凡习富国养民学者，务宜拳拳服膺而弗失也。试为依次列下。”他列了四点“要理”，我们可以确定这四点是出自《国富论》第五篇第二章第二节“论赋税”的引言：(1)公平；(2)确定；(3)缴税的方便；(4)尽量轻税。艾约瑟把斯密的原文(见Smith, 1976, pp. 825—827)，作了忠实完整的译写。

▌1.2.2陈炽

陈炽(1855—1900)是江西瑞金县人，1889年任户部主事，1891年升为户部员外郎，1896年升为户部郎中，1900年卒于北京，享年46岁。他的生平、著作、译作都收录在《陈炽集》(北京：中华书局，1997)
他在1896年12月25日第15期的《时务报》上，发表一篇译作《重译富国策》，之后在第16、 19、 23、 25等四期上连载(重刊于《陈炽集》，页274—295)。他在“叙”内说：“英人斯密德，著《富国策》一书，西国通人，珍之如拱璧。李提摩太译述《泰西新史》，推原英国富强之本，托始于是书。因忆十五年前，曾见总署同文馆所译《富国策》，词旨庸陋，平平焉无奇也。……旋假得西文《富国策》原文，与同文馆所译华文，彼此参校，始知原文闳肆博辨，文品在管墨之间，而译者弃菁英，存糟粕，名言精理，百无一存。……三十年来，徒以译者不工，上智通才，弃如敝屣，又何效法之足云！”

从《陈炽集》页387—399的“陈炽年谱简编”，我看不出他有过机会学习英文。他是传统科举出身，28岁(1882年)“秋，应乡试，中式第46名举人”，所以应该无机会通晓英文。我猜测他是与友人合译的，因为他在“叙”中说：“适有友人自南方来，熟精西国语言文字，下榻寓邸。退食之暇，晨夕剧谈，因及泰西各学。友人言欧美各国，以富强为本，权利为归，其得力实在《富国策》一书，阐明其理，而以格致各学辅之，遂以纵横四海。”

启蒙翻译家严复，如何理解和译介经济学开山之作《国富论》？
面对这一套陌生文化体系，近代中文读者又有怎样的扭曲和误解？

近代中国启蒙先贤严复所译介的西方学说，对清末知识界产生了广泛影响。而《国富论》在西洋经济思想史上，又有其绝对的开创性地位。本书即以严复译介《国富论》为研究案例，追问这部名著在中国近代思想启蒙的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