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Last Gift

译后记
这是一个有关移民家庭的两代人，在英国遭遇心理危机与精神困顿的故事。至于这种困顿的缘由，我相信很多读者的脑海中一定盘桓着一个词——歧视，前面或许还应加上“种族”二字。然而，这个词在全书中一次都没有出现。在我看来，这并不是因为作者要刻意回避，而是因为他的笔锋更加深刻地触及了这个问题的实质。
就在翻译本书的过程当中，我个人一些尘封的回忆——一些不愉快的回忆——也不止一次被故事中不同人物的遭遇所唤醒。我想，我不如就从个人经历着手，谈谈我对这个故事的感同身受。
那是2005年到2007年间，我本科毕业后，去往澳大利亚攻读硕士学位。十五年前国内的社会氛围与民众心态，与今天当然有很多微妙的差异。而对于留学生而言，最重要的一点在于，那时的我们大多相信，自己是从一个相对欠发达的国度，去往一个更加富庶、更加“文明”的社会学习观摩。此为背景。只是，那个社会展现“文明”的方式，与我最初预想的大相径庭。
第一件事情发生的时候，我正在悉尼城区的站台上排队等公交车。我排在队列的第一位。等了好一会儿，车终于来了。车门刚一开，我就急着上车，公交车司机却皱着眉头对我摆摆手，指指我身后。我回头一看，这才发现身后是一个坐着轮椅的老人。应该让这位老人先上车。接着，司机又严肃地对我补了一句：“下次要多体贴他人。”听到这句“训诫”，原本正忙不迭要道歉的我，把到了嘴边的“Sorry”咽了回去，只是耸耸肩，默默地让到一旁，看着司机体贴地为老人放下专用坡道，把轮椅推上车。
第二件事情也是发生在悉尼街头。我正准备走斑马线过马路的时候，看到对面站着一个体格魁梧的中年男人，两眼紧盯着我，似乎就在等着我走到他跟前。男人的站姿很“威严”，气场很足。我的第一反应是，他大概是警察。果然，我过完斑马线，刚一“上岸”，守在道口的男人立刻迎上前来，半伸开手臂，像是要拦我。我停下脚步，不知道“警察先生”打算问我什么话。男人开口了，声音很浑厚，吐字很清晰，语速很慢： 他的教会要在圣诞节当晚举办一场慈善晚会。我也可以来。我哈哈笑了，笑得有点过于开怀，不是因为我想嘲笑男人的“乐善好施”，而是因为这个反转实在是大大出乎我的意料。笑过之后，我摇摇头，谢过男人，径直走开了。就在这时，牧师声如洪钟地在我身后又补了一句：“晚餐是免费的！”
第三件事情发生在大学附近的郊区。我出了门，赶着去学校上下午的课程。穿过一个街区公园的时候，一个小男孩拦住我，问我有没有看见他的妈妈。我当然没有。可这正中小男孩的下怀。他抬起头，盯着我的眼睛，一字一顿地对我说：“不，你看见了。”我诧异地瞪大眼睛，上下打量起这个小男孩来。男孩年纪在七八岁左右，看上去很“老道”；我们所在的公园宁静祥和，不时有附近的居民路过，男孩怎么看也不像是在求助的样子。看到我脸上的诧异，男孩的气势更足了，提高嗓门又重复了一遍：“你看见了。你们这些人，从来都只会说没看见！” 
这三件事的共同点，除了都让我感到很不愉快之外，就在于对方都对我做出了错误的假定，完全无视我真实的想法与意愿。这种错误的假定，与其说是歧视，不如说是傲慢。而这也是古尔纳在本书中给出的一个题眼。那位公交车司机在告诫我要体贴他人的时候，当然是在假定我不懂体贴。他不了解——或者说是没兴趣了解——我仅仅是没有看到身后有一位坐轮椅的老人；就算我看到了，初来乍到的我也不一定知道当地这条关于礼让的不成文规则。第二件事中的牧师先生多半没有听说过“不食嗟来之食”的典故。但就算没有，他也应该能本能地察觉到，他那种姿态与语调，多半是会让人感到不适的。可他依然这样做了，因为他错误地假定，对于有些人来说，一顿免费的圣诞节晚餐比自尊更重要，而我就是这样的人。对此他十分笃定。第三件事情中的小男孩是最有意思的。他用一个孩子的把戏做铺垫，诚实地说出了很多成年人从来不会说出口的心里话。我有没有看见他的妈妈，我怎么说不重要，他的认定才重要。而他的认定是不会错的，因为——“我们这些人”就是这样的。
如果要我给傲慢下个定义的话，那我会说，傲慢就是错误地高估自己，看低他人。更确切地说，是把他人与自己因为处境不同而产生的落差，误当成是人与人之间的高下之别，当成是自己高人一等的明证。我在这里并不是想说，这种傲慢是欧洲裔的外国人（借用古尔纳的话）所特有的。不，这原本就是人性中固有的一部分，是不分国别、肤色与种群的。在任何人类社会中，落差都无处不在，傲慢也就无处不在。我们其实根本无需走出国门，就能体会到这一点。我想，任何有生活经历的读者，都会明白我的所指，也就无需我再举例赘述了。只是，一个“异乡人”，对于这种傲慢的刺痛或许格外敏感吧。
本书主人公阿巴斯的人生悲剧，始于他人的傲慢所带来的创伤，这甚至要先于他的“移民”“难民”身份。此后的一生中，他都活在这种傲慢的阴影之下，小心翼翼，如临大敌，守口如瓶，时刻提防着羞辱，提防着轻蔑，直到一切为时已晚。他的女儿汉娜（安娜），虽然一心要摆脱父母的桎梏，却一度与父亲殊途同归。“我不怕任何人，任何事。”他们在心中对自己说，把自己的人生变成了一场战斗，反击着一个看不见的敌人；而在此过程中，他们也失去了自己的人生，无论这场战斗是输是赢。通常，人们会把这种不幸的心理状态称作自卑情结，但我想换个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阿巴斯们之所以如此，根源恰恰在于他们过分在意那些毫不在意他们的人，一心想要向那些人证明，自己值得尊重。可这种证明既无必要，也无意义，因为傲慢者所关注的只有自我，他们并没有兴趣去真正了解那些为他们所轻蔑的人。我想，阿巴斯们应该对自己说的，不是“我不怕任何人” ，而是我不欠任何人任何解释。我要将我的全部人生，投入到追寻我个人的幸福与价值之中，一分钟都不能浪费在那些无意平视我的人身上。

《最后的礼物》是2021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阿卜杜勒拉扎克·古尔纳出版于2011年的作品，也是他的另一部小说《赞美沉默》的姐妹篇。故事讲述了主人公阿巴斯因自卑和猜忌，在十九岁时抛妻弃子，逃离故乡桑给巴尔，成为一名水手，穿梭于世界各大港口，过着居无定所的阿飞生活。直到十五年后，他在英国埃克塞特与一位出生后即遭遗弃的黑人混血姑娘玛丽亚姆一见钟情，二人决定在诺里奇定居，开启一段生儿育女的平凡生活。
然而，人生并非从此幸福美满。英国移民的卑微身份始终如梦魇般弥漫整个家庭。而阿巴斯闭口不提桑给巴尔的一切，更是令一对儿女如同无根的浮萍，在身份认同的问题上迷失了自我。阿巴斯在六十三岁那年中风，此后便缠绵于病榻，直至过世。在这段临终岁月里，他用尽大半生努力淡忘的那片遥远故土，在他脑海中变得愈发清晰，令他魂萦梦牵。在妻子的鼓励下，他最终对着一台录音机，缓缓道出了他完整的人生故事，为孩子们留下了他生命中最后的礼物。

阿卜杜勒拉扎克•古尔纳，坦桑尼亚裔英国作家，2021年因“他对殖民主义文学的影响，以及对身处于不同文化夹缝中难民处境毫不妥协且富有同情心的洞察”而获诺贝尔文学奖。古尔纳1948年出生于东非海岸的桑给巴尔岛，20世纪60年代移居英国并求学，最终在肯特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留校任教至今。他的主要学术兴趣是后殖民主义写作和与殖民主义有关的论述，特别是与非洲、加勒比和印度有关的论述。曾担任凯恩非洲文学奖和布克奖评审，2006年入选皇家文学学会。古尔纳的作品围绕难民主题，主要描述殖民地人民的生存状况，聚焦于身份认同、种族冲突及历史书写等，他展现的后殖民时代生存现状被认为具有重要的社会现实意义。代表作有《天堂》《海边》《来世》等。

（古尔纳）毫不妥协并充满同理心地深入探索殖民主义的影响，关切着那些夹杂在文化和地缘裂隙间难民的命运。——2021年诺奖颁奖词
 一部令人久久难以忘怀的小说……古尔纳深刻思考了人类的必死性、记忆的分量以及为建立后殖民时代的身份认同所作的挣扎，并将它们与充实的情节完美结合在一起。——《出版人周刊》

1 一天
2 搬家
3 逃跑
4 归来
5 仪式
译后记
附录 2021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阿卜杜勒拉扎克·古尔纳 获奖演说“写作”

在这部作品中，2021年诺奖得主古尔纳不仅续写漂泊异乡者的孤独与挣扎，完美诠释何谓“回不去的故乡，融不入的他乡”，更是首次聚焦于移民后代所遭遇的身份危机，揭示出种族中心主义对人类心灵造成的伤害，并尝试探讨出路何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