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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史迹（全译本）（全13卷） 典藏版

全译本包括图版及解说十二卷踏查校记一卷全套十三卷三箱装此为典藏版附编号藏书票 限量180套

￥ 16800 ￥ 16800 全新

仅1件

北京通州
认证卖家担保交易快速发货售后保障

作者关野贞 著；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 编；李星明 主编；[日]常盘大定

出版社上海辞书

ISBN9787532650293

出版时间2018-05

版次1

装帧精装

开本8开

纸张纯质纸

定价16800元

上书时间2022-06-22

史料古籍书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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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相描述：全新
商品描述
《中国文化史迹》（十二卷）是日本古建筑学家及专门研究中国佛教的学者常盘大定和他的朋友日本建筑史家、东大教授关野贞于1918—1924年间组织田野调查团在中国华北、东南和西南地区对中国重要的石窟、寺观、造像、祠庙等史迹进行调查拍摄而形成的大型图录。这三千幅照片拍摄于中国晚清、民国时代，这批图像呈现了近百年前的中国各地的面貌，全方位展现了近现代中国的文物古迹、风土人情和建筑等的基本情况，对当代的文化遗产保护及考古研究有相当重要的价值。《中国文化史迹》（全译本）是上海市新闻出版专项资金资助项目。首次将《中国文化史迹》解说与图注等的日文原文全部翻译成中文，并以法藏馆日文初版本“图版”为母版，按原大尺幅八开高清仿真影印，“解说”部分附后，一一对应，亦为十二卷。每一卷亦照日文原版制作三折的布面函盒和上下盖的瓦楞纸盒，形制考究。同时，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组织人员对这些史迹的今貌重新进行考察研究，融合历史学、艺术学、考古学、人类学、宗教学等学科理论，对原著进行考订，展现我国具有代表性的文化史迹近百年来的演变情况，自成一册为“踏查校记”。故全套合为十三卷。 
内容简介
《中国文化史迹》（日文初版书名为《支那文化史迹》）共十二卷，是一部以图片为主，全面系统地介绍中国百年前有代表性的建筑、艺术等文化史迹的丛书。这部由日本学者常盘大定、关野贞编撰的《中国文化史迹》是日本学界对近代中国系统调查的图像资料中*有影响力的图书。该书于一九三九年（昭和十四年）五月至一九四一年（昭和十六年）七月由法藏馆陆续印行，收图合计约三千幅。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二四年，常盘大定、关野贞组织田野调查团，在中国的粤、苏、浙、鲁、晋、陕等地从事中国史迹调查工作。借助照片、图解和文字，他们记录了晚清民初中国文化遗迹保存与变化的实况，为当时的中国学界，展现了中国古建筑、雕塑、陵墓等方面的基本情况与初步研究成果。是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文化遗迹的“定格”。（葛兆光语）在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主持下，首次将《中国文化史迹》解说与图注等的日文原文全部翻译成中文，而且还组织人员对这些史迹的今貌重新进行考察研究，融合历史学、艺术学、考古学、人类学、宗教学等学科理论，对原著进行考订，展现我国具有代表性的文化史迹近百年来的演变情况，自成一册为“踏查校记”。上海辞书出版社此次出版的《中国文化史迹》（全译本）是上海市新闻出版专项资金资助项目。该书以出版社图书馆所藏法藏馆的日文初版本“图版”为母版，按原大尺幅八开高清仿真影印，“解说”部分附后，一一对应，共十二卷。每一卷亦照日文原版制作三折的布面函盒和上下盖的瓦楞纸盒，形制考究。连同“踏查校记”，故全套合为十三卷，仅印制180套。这批拍摄、绘制于晚清、民国时代的图像的出版，呈现了数十年乃至上百年前的中国各地的面貌，尤其是文物古迹、风土人情和建筑等在当时的基本情况，对当今的文化遗产保护与考古研究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
作者简介
编撰者之一，佛教学者、文学博士常盘大定（一八七〇——一九四五）生于日本宫城县。一八九八年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文科哲学科。历任东京帝国大学教授、东洋大学教授、东方文化学院东京研究所评议员。一九一七年至一九二九年间先后五次赴中国实地探查儒、佛、道三家史迹。主要著作有《佛性的研究》《中国佛教的研究》《支那佛教史迹踏查记》等。编撰者之二，东洋建筑史学者、工科博士关野贞（一八六七——一九三五）生于日本新潟县。一八九五年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工科造家学科，翌年任奈良县技师，承担该县古神社、寺庙建筑的修理和研究。一九二〇年任东京帝国大学工科教授。一九〇二年以后调查研究韩国、中国的建筑。主要著作有《平城京及大内里考》《韩国建筑调查报告》《朝鲜古迹图谱》《热河、辽金时代的建筑及其佛像》《朝鲜美术史》等。
目 录
《中国文化史迹》十二卷内容，按日文初版排列不做改动。
依次如下：
第一卷 山西，
第二卷 河南，
第三卷 广东、湖南，
第四卷 江苏、浙江、福建，
第五卷 河南、河北，
第六卷 浙江、福建，
第七卷 山东，
第八卷 山西、河北，
第九卷 河南、陕西，
第十卷 四川、湖北、江西、安徽、江苏，
第十一卷 山东，

前言
回首与重访——常盘大定与关野贞《中国文化史迹》重印本导言
葛兆光

一
1931年，常盘大定（TokiwaDaijo，1870-1945）六十一岁。这一年的11月16日，日本学界在东京神田的学士会馆为他举行“还历纪念”。也许是因为前些年特别劳累，又遭遇车祸左腿骨折的缘故，这时的常盘大定还在休养中，但他仍然非常高兴，特意写了一首《卧病述怀》。其中，有两句说“三透难关由佛力，五游震旦亦天恩”。这里所谓的“五游震旦”，说的就是他五次远赴中国，考察文化遗迹的事情。这五次全面地考察中国宗教与艺术遗迹，以及《古贤の跡へ》等（后来汇编为《支那史迹踏查记》）考察记的陆续出版，可以说是1920年代日本中国学界的一大盛事。所以，他的朋友们在与他《卧病述怀》唱和的时候，也反复提及这一点。入泽达吉说，“殊域遍探名刹迹，著述欲答圣朝恩”；本多辰次郎也说，“周游禹域穷西土，著述东瀛冠佛门” 。当然，对于中国古迹遗存的考察，并不是常盘大定和他的合作者关野贞（Sekino Tadashi，1868-1935）开始的。十九世纪后半以来，日益溃败的大清帝国，国门不得不洞开，任凭各式西洋人和东洋人长驱直入。对中国好奇的东洋西洋学者就像水银泻地一样，陆续渗透到中国各地，作人类学调查的也有，作生物学调查的也有，当然作古迹考察的也有。不必说那些从内亚进到西部来的考察者李希霍芬（Ferdinand von Richthofen，1833－1905）、斯坦因（Marc Aurel Stein，1862－1943）等人，像深入内地的法国人沙畹（?douard?mmannuel Chavannes，1865-1918）、谢阁兰（Victor Segalen，1878－1919）、瑞典人喜仁龙（Osvald Siren，1879—1966）、美国人弗利尔（Charles Lang Freer，1854-1919）等，都对各种文物古迹遗存，做过相当深入的考察。中国历史学家贺昌群曾说，二十世纪“西人称之为‘发见时代’（Age of Discoveries），其意盖指百年来古城古墓的发掘，在人类文化史上平添了许多为史传所不详的崭新史实” 。他列举了各种西洋人有关西域的考察报告和研究著作，其中不少都包括丰富的图片资料，人们熟知的如法国人德莱因斯（D.de Rhins）与格林勒（M.Grenard）在1897年出版的《新疆西藏探险报告》第四册、英国人斯坦因（A. Stein）在1903及1907年出版的《西域考古记》之第二卷、德国人勒柯克（A.von Le Coq）的《中亚佛教艺术》等 。也许，这些考察确实混杂着多种动机，诸如对东方文化的兴趣、对东方文物的觊觎，和向东方殖民的政治意图，现在的学者尽可以用萨义德（Edward Said）的“东方主义”理论进行批判。不过，这也促使着原来“自在”的中国古迹，开始成为“自觉”的艺术、历史与文物，就像西洋人炫耀敦煌的收获，提醒了国人对敦煌的兴趣一样，西洋东洋学者对于中国土地上这些遗存的调查，当然也包括掠夺，也终于触动了大清帝国对自家宝藏的重视。二十世纪初，民政部给皇帝上了一道奏折，建议下达“保存古迹推广办法”，在奏折中，起草者相当沉痛地说，中国“求数千年之遗迹，反不如泰西之多者，则以调查不勤，保护不力故也” 。于是，在大清帝国垮台前两年即1909年，大清帝国的民政部终于发布了有关文物保护的《保存古迹推广办法》，要求“步军统领衙门、顺天府、各直省将军、督抚、都统”，对现存古迹和文物进行调查和保护，这一文件中，还将调查项目分为了六类，即（1）周秦以来碑碣、石幢、石磬、造像及石刻、古画、摩崖字迹之类，（2）石质古物，（3）古庙名人画壁或雕刻塑像精巧之件，（4）古代帝王陵寝、先贤祠墓，（5）名人祠庙或非祠庙而为古迹者，（6）金石诸物，时有出土之件。但是很遗憾，当时中国正处在“两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外有强敌环伺，内则政局动荡，上上下下自顾不暇，所以，虽然各地开始做了一些清点的事情（如1910年山东编印了《山东省保存古迹表》），但并没有真的做过全国性的调查。直到建立之后，由于意识到“中国文化最古，艺术最精，凡国家之所留贻，社会之所珍护，非但供考古之研究，实关于国粹之保存”，到1916年北洋时代，民国政府才发布了《内务部为调查古物列表报部致各省长都统咨》，咨文中说明，这是继承清廷民政部的调查与保护方案，在这份文件中，把“古物”更细分为十二类，即建筑类、遗迹类、碑碣类、金石类、陶器类、植物类、文献类、武装类、服饰类、礼器类、杂物类，要求各地记录名称、时代、所在地、保存办法等 。一直到了1928年，国内局势逐渐平稳，国民政府内政部才再次颁发《名胜古迹古物保存条例》，到1934年国民政府才终于成立了“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不过，在中国这段风雨飘摇的时间里，西洋人和东洋人依然在中国做着他们想做的事情。
二
在晚清民初那些年里，日本学界也逐渐开始对中国古迹进行考察。明治维新之后的日本学界，在有关东亚的历史和文化领域，始终有跟欧洲东方学争胜的心理。我曾经在《宅兹中国》一书中说过 ，十九世纪欧洲的东方学家和探险家对于中国及其四裔的深入考察，无论在历史学、语言学和文献学方面，还是在人类学与文化学方面，都对日本学界发生绝大的刺激。本来，日本学者对于进入世界东方学的学术潮流从来很自信，他们觉得日本人比中国人懂得西洋新方法，又比西洋人更善于阅读东洋文献，所以日本才应当是“东洋学”的执牛耳者。可是，西洋学者对于中国及四裔的考察，对他们来说相当震撼。著名的日本东洋史学者桑原骘藏在《支那学研究者の任务》中，对于日本中国学有着痛切的自我反省，他觉得，日本在亚洲文化与历史研究上的落后，一方面是对汉族中国之外的四裔重视不足，另一方面就是不能使用多语言、考古和田野调查的方法 。为了证明“究竟谁更了解亚洲”，也为了“重新绘制东亚版图”，欧洲东方学给日本刺激出这些新学术领域和新学术倾向（如欧洲东方学家通过探险、考察和比较，深入了解真实的中国），使得日本学界也不再仅仅把视野局限在所谓中国“本部”，也不仅仅局限在“经史”之类文献来了解中国，而是不得不像欧洲学者一样，一方面把视野放大到满蒙回藏等中国的边缘，一方面开始用“脚”加上“眼”来重新打量似曾相识的中国。如果我们看一看那个时代的日本中国学家，就可以发现20世纪初，一些日本学者不约而同开始深入中国的内地或边疆。1901年，伊东忠太（1867-1954）受日本内阁派遣，在八国联军占领北京之际，对北京紫禁城进行拍摄和测绘；同一年，继日本政府派遣成田安辉（1864-1915）之后，河口慧海（1866-1945）也进入西藏并到达拉萨，大量收集西藏书籍文物；1902年，大谷光瑞（1876-1948）沿着欧洲学者的路线，从自西徂东深入库车、和阗，开始了他三度西域考察的第一次旅程；同一年，鸟居龙藏（1870-1953）继四度考察台湾之后，又进入贵州进行苗族调查。在二十世纪初，无论是从满洲带回去的满文史料（内藤湖南），还是从西藏带回去的各种藏文佛典和图像（河口慧海），无论是西域收集的各种古写本（大谷光瑞），还是在台湾、苗疆拍摄的各种风俗照片（鸟居龙藏），都刺激了当时日本中国学的新问题和新兴趣。对于中国大地上存在的历史文化遗迹的考察，正是在这个潮流下开始的 。
三
这里介绍的《中国文化史迹》（初名《支那文化史迹》）的两位编者，都是当时日本最重要的学者。先说关野贞。作为建筑史专家，关野贞来中国较早，在1906-1907年、1907-1908年和1918年，他三次到访中国，考察过河南、山西、天津、山东、山西、北京以及江南各地，他当时摄影留下的很多照片，至今还留存在东京大学（当时的东京帝国大学）工学部。其中值得一提的是，1906年他考察陕西汉唐陵墓，对唐代的昭陵、乾陵和崇陵做了详细调查，并且绘制了《唐太宗昭陵陪塚配置图》，这也许是最早的昭陵图 ；1908年在山东考察，曾收购了一些民间所藏的画像石。这个时候虽然山东已经设立“宪政调查局”来调查古物，当地的县令也曾下令不准关野贞把这些文物带回国，但是晚清政府并没有力量阻止关野贞把这些资料从胶州湾装船运走 。有了这番考察，关野贞在第二年（1908）就在《时事新报?文艺周报》上发表了《后汉的画像石》一文。这也许是日本关于汉代画像石研究的开山之作，至今还是这一领域必须提及的先驱论著 。1918年在出访欧洲、印度之前，他再度来到中国，专门考察古建筑，并且把它们与日本的古建筑进行比较，回国后发表了《支那文化の遗迹とその保护》 ，并在1925年和著名的建筑史家伊东忠太合作出版了《东洋建筑》。在关野贞的视野中，中国古建筑是与日本对比的绝佳资料。当然，他也很不客气地指出，中国古建筑的保护相当不理想，“日本现存的千年以上古建筑尚有三四十栋，五百年以上者也有三四百栋，但是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在我的调查范围内，千年以上的建筑一无所有，而五百年以上的也非常罕见”。例如著名的少林寺，他就特意指出，少林寺的初祖庵，传说很早，但实际上只是宋代宣和（1119—1125）年间重新建造的，同寺的鼓楼，也是元代大德六年（1302）重新建造的。关野贞是建筑史家，他在中国和朝鲜的考察，当然主要集中在建筑方面，除了佛寺道观之外，皇宫、殿堂、陵墓、民居也都在他的关注视野之内。但是，和关野贞不同，常盘大定则是佛教史专家，因此对于中国的宗教遗迹格外关注。在中国文化史迹调查之前，他出版过《印度佛教史》（博文社，1906）、《释迦牟尼传》（丙午出版社，1908）、《佛典的解说》（丙午出版社，1921），虽然都是早期印度佛教研究，但是事实上，他一直在为中国佛教史的研究做准备，并且在大学里面承担了“中国佛教史”的课程。在1920年他开始踏查中国宗教遗迹的时候，其实，他研究的重心与兴趣已经投入中国佛教与道教。据《支那佛教史迹踏查记》的记载，他的五次中国考察，依次是:（一）1920年9月24日到1921年1月5日，他从朝鲜经沈阳，先后到了现在的北京、山西、河北、河南、湖北、江西、江苏、浙江.（二）1921年9月14日到1922年2月19日，他从青岛上岸，先后走遍山东、北京、河南、湖北、湖南、江苏。这是他五次考察中时间最长的一次，时间长达五个月。（三）1922年9月29日至12月19日，在两个多月的考察中，他从上海登陆，到达浙江、河北、河南、江苏、湖北.（四）1924年10月8日到11月6日，他经朝鲜和东北，从大连坐船到青岛，这次时间只有一个月，主要在山东考察。（五）1928年12月14日到1929年1月30日，他从日本直接到香港，从香港到广东、福建。在五次中国之行中，常盘大定主要是考察佛教遗迹，在遍及中国南北十几个省市的佛教文化遗迹中，我们可以看到，他走遍了许多佛教石窟，如天龙山、响堂山、巩县、云冈、龙门，也到访了众多佛教名山，如庐山、赤城山、衡山、黄梅山、天台山、玉函山、黄檗山、鼓山，也记录了诸多佛教名刹，如玄中寺、度门寺、归元寺、栖霞寺、鸡鸣寺、灵隐寺、灵岩寺、嵩岳寺、少林寺、国清寺、南华寺。对于这些佛教遗迹，无论是建筑、雕塑，还是碑志等等，他都一一寻访、摄影，并广泛参考文献，留下文字的记录。当然，如果遇到道教和其他遗迹，他也会顺便进行采访和考察，如白鹿洞书院、亳州鹿邑老子遗迹、山西龙山道教石窟、北京明十三陵、嵩山中岳庙等等，这使得他留下来的照片和文字，成了1920年代中国文化遗存最全面的证据。在此后相当长的时间内，也许，很少有人像他这样有这么广泛的考察范围，也很少有人会留下如此之多的遗迹照片 。
四
常盘大定在中国考察，每看一处，随时记录，并且坚持写日记，还常常与同行友人通信，报告考察的见闻与心得。1921年第一次考察结束回国之后，他就写了《古贤の跡へ》。接着几次考察，他也陆续写下了类似的记录，陆续出版了《續古賢の跡へ》、《後の古賢の跡へ》、《山东巡礼记》、《支那佛教史迹纪念册》即《广福巡礼记》。不过，正如他自己所说，前三次考察记录出版之后，遭遇1923年的关东大地震和东京火灾，也许发行并不广。所以，1938年他才又把五次考察的文字记录，汇编成《支那佛教史蹟踏查記》，附上了150幅精选的图片，由东京的龙吟社出版。这当然是后话。关野贞与常盘大定两人志趣相同，都屡次到中国考察，积累了好些照片与记录，正可以取长补短。1924年起，关野贞与常盘大定就商量，汇集两人考察所得，编一部有关中国佛教遗迹的图片集。据说那时关野贞住在东京本乡东片町（现在的向丘），常盘大定住在东京小石川的指ケ谷（现在的白山），两家相距不到一公里。恰好由于他们又得到日本官方“对支文化事业”资金的支持，于是便开始不断磋商协调，并进行图片的编辑整理工作。最初，他们曾计划出版四册《支那佛教史迹》，因而在此后的若干年里，他们把两人在中国考察所摄有关照片，按照地区加以编辑，并且一一加以评解。这个工作持续了几年。据日本学者渡边健哉的研究，开始于大正十四年（1925）的计划，是编辑四册图版。这个四册本包括，第一册：从洛阳白马寺，济南，到长安，于1925年5月出版；第二册，从江西庐山，江苏苏州，山西云冈，河南龙门、巩县、嵩山，于1925年10月出版；第三册，从山西石壁山、天龙山、龙山，河南及直隶的响堂山、南响堂山，北京房山到河南宝山，于1926年3月出版；第四册，包括了正定临济遗迹，南京，湖南南岳，湖北荆州，浙江天台，山东青州和淄川，湖北黄梅，直隶赵州正定，于1926年11月出版。最后补充出版的第五册，则有山西五台山，江苏扬州，河南开封，湖南沩山，江苏镇江，浙江杭州、宁波、普陀山、绍兴，直隶顺德以及北京等等，则在1927年3月底出版。1927年5月9日，他们两人在常盘大定的住宅，向《东京朝日新闻》记者宣布，全书的图版部分编辑出版完成。不过，由于全书出版之后的第二年也就是1928年，常盘大定再次得到“东京帝国大学教授会”的许可和政府的支持，他与一些年轻学者如佐藤泰舜（记录）、稻叶茂、阿部国治（交涉与捶拓）、结城令闻（实测）、龙池清（摄影）等五位学者一道，对广东和福建进行了又一次考察。这就是本文前面所说的常盘大定第五次中国考察，这次考察包括广州、韶州、潮州、厦门、福州等地的一些著名寺庙，如广州光孝寺、韶州南华寺、云门山大觉寺、厦门南普陀寺、福州鼓山涌泉寺、雪峰崇圣寺、黄檗山万福寺等等。显然，这一次考察的主要内容与唐五代禅宗关系，回到日本之后，常盘大定把这次考察的内容，用前面五册《支那佛教史迹》一模一样的装帧格式，出版了一部《支那佛教史迹纪念册》（后来作为“广福巡礼记”收入《支那佛教史迹踏查记》）。可是，由于前述由常盘大定自己担任发行人的五册图版《支那佛教史迹》加上《评解》本，并不包括1928年他这次访华考察的内容。因此，此后几年间，他们又对这一图册做了相当大的增补与删订，在关野贞去世四年之后的1939年，由法藏馆重新出版。现在通常看到的，就是由法藏馆出版的这十二册《支那文化史迹》。它补充了许多内容，重新进行排列分册，每幅照片一大张，外面用仿线装书封套式的大盒，一共分装十二大盒（后来又出版了洋装的缩印本）。战后，此书再版时，则把“支那”改为“中国”，我们现在最容易看到的，就是这个十二册硬皮精装的《中国文化史迹》以及两册《中国文化史迹?解说》 。如果对初版的五册本《支那佛教史迹》（及《评解》）与后出的十二册本《支那文化史迹》（及《解说》）做一个简单的对比，可以明显地看到，两者已经有了明显的差异。首先，当然是内容的增加，原来五册本主要围绕“佛教”（以及少量道教如龙山）遗迹，后出的十二册本则大大地扩充，包括了帝陵如北京附近明清各种陵墓，石室如著名的武氏祠，各种纪念性祠庙建筑如山东孔庙等等；其次，《解说》在每一则文字的末尾，都标识出“常”或“关”，清楚地表示出这一段文字的责任著作者究竟是常盘大定还是关野贞；最后，对前后次序与解说文字，也做了一些增删修订（比如五册本的《评解》原来附载各种碑文，而十二册本则统统从《解说》中删去）。有的说明文字有所增加（比如十二册本《解说》第八卷有关“天龙山”的首段，末尾增加了“府志记载，皇建元年造，有石室二十四龛，石佛四尊，镌刻隋开皇四年石室铭曰”等，于是下面“天龙山下有寺，天龙寺又称圣寿寺，今废颓，仅僧侣数人”的引文就清楚；又如第十卷“当阳玉泉寺”，则比五册本在“现今设置”中补入“大正九年十月”，使得所谓“现今”有了着落，同时又增加了“玉泉寺平面图”，让人更加清楚玉泉寺的空间状况），也有的说明文字又有所删削（如五册本《评解》第四册“无迹禅师”条，原来有一段“《玉泉志》卷二无迹法师条下‘北宗’五十六字左有按语云‘此字及抵界名目，载之张说碑阴，皆毁裂不全，悲夫’”以及一首七言诗偈，在后出的十二卷本《解说》中就被删去）。显然，从“佛教”史迹变成“文化”史迹，主要是因为他们两人考察的范围，已经超出佛教，有意义的图片资料，已经不止是“佛教”，甚至不止是“宗教”，也包括其他内容，因此，最终出版时改易现名，终于成就了一部集大成的中国历史与文化遗迹图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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