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风流韵

宋太祖的“誓碑”

四十四岁这年，苏东坡因为一场“诗案”银铛入狱。

这一年，是北宋元丰二年（1079）。苏轼由徐州调任湖州知州。上任后，他例行公事，给宋神宗上了一道《湖州谢上表》。谁料祸从口出，在谢表中，苏轼说自己“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当时正值王安石变法后期，王安石已辞去宰相之职，神宗亲自主导变法。“新进”即指支持变法的新党。苏轼是变法的反对者，为旧党。这算是苏轼公开表态自己不与当朝新贵合作，且对新法“生事”不满。

苏轼这不合时宜的“负能量”，正好被新党逮个正着。新党中负责监察百官的御史台官员以此为靶，接连上奏弹劾苏轼，认为苏轼攻击朝政，反对新法，对皇帝不忠，如此大罪，死有余辜。他们还从苏轼的大量诗作中挑出他们认为隐含讥讽之意的句子，一时间，朝廷内出现一片“倒苏”之声。神宗及新党都大为恼火，最终上任湖州才几个月的苏轼被御史台逮捕，解往京师，受牵连者达数十人。这便是著名的“乌台诗案”（乌台，即御史台，因汉代御史府中植有柏树，常有乌鸦数千栖息在上面，故称乌府，又称乌台）。

一些新党官员非要置苏轼于死地不可，但救援活动也同时在朝野展开。旧党一派，甚至新党中的有识之士都纷纷劝谏宋神宗不要杀苏轼。当时已退休的变法领袖人物王安石，也忍不住上书说：“岂有圣世而杀才士者乎？”这场诗案终于因王安石“一言而决”，苏轼免于一死，得到从轻发落，贬为黄州（今湖北黄冈）团练副使。

乌台诗案背后的太祖誓碑

苏轼下狱一百多天，因王安石一句“岂有圣世而杀才士者乎？”得以死里逃生。这故事的背后掩藏着一个神秘的誓约——“不杀士大夫”。

誓约出自北宋开国皇帝宋太祖。

公元960年，“陈桥兵变”爆发，后周统帅赵匡胤黄袍加身，被拥立为帝，并回京逼迫后周恭帝柴宗训禅位。同年，赵匡胤登基为帝，改元建隆，国号“宋”，是为宋太祖。

登基不久，宋太祖便“勒石三戒”，在石碑上刻下三条誓约（因此常被称为“太祖誓碑”）。誓碑共有三戒：

“一云：柴氏子孙有罪，不得加刑，纵犯谋逆，止于狱中赐尽，不得市曹刑戮，亦不得连坐支属。一云：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一云：子孙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避暑漫抄》）太祖誓碑名为三戒，实际上是厚待柴氏子孙、不杀士大夫两条内容。而当中核心的一条，便是不杀士大夫。所谓士大夫，根据《资治通鉴》中注，在当时来说就是“内外在官之人”，也就是指整个文人官僚体系。

宋代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达到了新的高峰，是中国封建社会文化发展最为辉煌的时期，无论是政治文明、物质文明，还是文化的普及、文学艺术的繁荣、学术思想的深邃、宗教的兴盛、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社会生活的丰富多彩等方面，都达到了以往诸朝前所未有的高度。《宋风流韵》一书围绕“宋韵是什么”这个命题展开，从文治、盛学、尺度、风雅、巧思、新潮、和谐、富庶、风味、包容等十种“话题”入手，结合杭州的地域文化历史故事、历史遗存，通过一个个具有代表性、典型性的人物、故事，来解析宋韵内涵在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社会方面的投射和表现。让读者对“宋韵”有更加感性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