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怎样飞向了自由的天地

再论“丁玲不简单”

——“丁玲与当代文学七十年”三人谈

孙晓忠 张屏瑾 罗岗 

一、丁玲不简单

孙晓忠 ：丁玲是中国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无法忽视的作家，是二十世纪中国革命参与者。她一生经历和见证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不同历史阶段， 从五四到延安，从新中国的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的思想斗争，再到她八十年代的“复出”，每个时期既体现了她个人思想的独特性，又从她身上看出整个时代的精神气质。从她那儿，既可以看到为了个人精神成长而不断自我否定的轨迹，也可以发现作为“革命迷人化身”的中国“革命的逻辑”（贺桂梅：《丁玲的逻辑》）。丁玲有说不尽的精神魅力，是二十世纪中国革命的典型，也是理解“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的独特视角。通过丁玲，相信我们会对“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不断有新的发现。

罗 岗：今年是2019年，是建国70周年的整日子，也是共和国文学70周年的整日子。如果把“共和国文学70年”作为一个整体来把握，那么这70年的文学，不仅在物理时间的意义上突破了1980年代提出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下限，共和国文学70年包含了“新世纪文学”近20年的“新变”——王晓明老师称之为“当代文学六分天下”，李云雷甚至进一步概括为“新文学的终结”——已经无法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研究框架中得到有效的解释，这就提醒我们注意，作为整体的“共和国文学70年”同时也在文学史时间的意义上，质疑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构想。
众所周知，“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提出，“不单是为了把目前存在着的‘近代文学’、‘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这样的研究格局打通，也不只是研究领域的扩大，而是要把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作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来把握”。（钱理群、陈平原、黄子平：《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但“共和国文学70年”将新中国的建立作为文学史叙述的起点，重新凸显了原本被“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计划吸纳进而压抑的“当代文学”的意义；在“1949”这个“时间开始”点上，是伴随新中国诞生的“当代文学”，重新生产出了文学史意义上的“现代文学”，无论是对“五四运动”的重新定位，还是对鲁迅地位的高度评价，其背后的动力都来源于“当代文学”规范的建立。但随着“1979”的转折，具有规范意义的“当代文学”失去了领导权，作为有机整体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提出，恰恰是依靠文学史书写的排斥机制，压抑了共和国前30年的“当代文学”以及作为“当代文学”前史的“延安文艺”和相关的历史背景——借用木山英雄先生当年的说法，那就是“用‘民族’的概念的话，在政治上也好，在文化上也好，有一种被动的、抵抗的意义，是中国文学对西欧文学的一种抵抗。总之，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不再能孤立地存在，这就是二十世纪发生的事情。也是从东方民族的立场看，这并不是像马克思所说的世界市场的成立。马克思是完全长在西方立场上说的……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来说，应该有一个‘文化主体的形成’的问题，在你们的文章里谈得很少，这是我感到不满意的”（《关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两次座谈》）。1980年代所谓“重回五四”，实际上就是重新确立“现代文学”的领导权，我们不妨再重温一下“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构想，可以说，正是伴随改革时代重新降临的“现代文学”，再次生产出了文学史意义上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
所以，今天我们要把“共和国文学70年”作为一个整体来把握，就必须面对其中包含着的“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之间的矛盾——或者进一步说包含了整个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内在矛盾——假如简单地站在“现代文学”的立场，很容易指出，共和国前30年是“当代文学”压抑了“现代文学”；而立场一旦转换到“当代文学”，同样也可以轻易地指出，1980年代以来的文学史叙述压抑了“当代文学”。问题在于，“共和国文学70年”整体观不能重蹈“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构想的覆辙，仅仅依靠文学史书写的排斥机制来完成文学史叙述，而是需要在二十世纪中国历史的“断裂”处发现“延续性”，在“当代文学”和“现代文学”的“矛盾”中重启“对话”的可能性。
如何才能完成这样的工作？我觉得，丁玲就是一个典型的个案，正如晓忠所言，她一生经历和见证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不同历史阶段，可以说是共和国文学70年的“现役作家”：“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在她身上打下深深的烙印，从“现代文学”来说，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记》被公认为是“五四文学”的代表作，就像茅盾那段著名评论所说，“在《莎菲女士的日记》中所显示的作家丁玲女士是满带着‘五四’以来时代的烙印的……她的莎菲女士是心灵上负着时代苦闷的创伤的青年女性叛逆的绝叫者”；而从“当代文学”来看，丁玲到延安后的写作，正如冯雪峰高度评价得那样，代表着一种“新的小说的诞生”，而且她在新中国成立后担任过《文艺报》主编、中央文学研究所所长和文艺处处长，直接参与缔造了“当代文学”体制和规范。因此，丁玲在自己的内部和时代的外部之间，是如何处理“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的关系？是怎样整合“共和国文学”的？所有那些“断裂”与“延续”、“矛盾”以及“对话”的可能，都能通过丁玲所走过思想与文学的历程，激发思考、再次发掘、重拓新路……在这个意义上，或许我们可以更深刻地理解李陀先生说的：丁玲不简单！

张屏瑾：丁玲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典型作家，之所以称之为典型，不仅仅因为她留下了《莎菲女士的日记》《我在霞村的时候》《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等著名文学作品，还因为她的一生深刻地参与了当代文学70年的建制——如果我们把“五四”“左翼”以及延安文学也看作是“70年”的前奏和重要前提的话，这一点是丁玲研究者们必然会提及的。在我看来，提出丁玲作为典型中国现当代作家还有更重要的原因，那就是丁玲的写作几乎完美地体现了中国新文学与当代文学*重要的特征。首先，丁玲作为白话新文学作家，与二十世纪中国历史的关系，绝不是被动卷入的关系，终其一生，她都主动介入历史与社会的各种重大契机与重大转折，与这些契机与转折紧密结合，体现出个人所能提供的*创造力和生命力，这种创造力和生命力席卷作家的身体以及精神层面，使得文学、艺术、感性与历史、社会、政治、个体等问题交相生成，互为印证，正是这一特点造就了新文学的特殊意义。

 2019年7月 上海

本书系“时代记忆文丛”之一，收录了丁玲许多不为人所知的一些公开发表过或未发表过的散文、随笔，以及一些私人来往书信等。所选篇目多采用丁玲在原刊上*早发表的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