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海军战略、战术与科技

“Kaigun”一词在日语里的意思是“海军”。但对老一辈日本人来说，该词的英文翻译几乎无法概括旧日本海军和弱小的日本海上自卫队之间的巨大差异。前者在1941年12月发动了太平洋战争，而后者在今天只是在配合美国海军保卫日本本土海域时尽一点绵薄之力。
首先，旧日本海军是一支强大的战斗部队。在太平洋战争爆发时，它包含10艘战列舰、10艘航空母舰、38艘重型/轻型巡洋舰、112艘驱逐舰、65艘潜艇和许多小型辅助舰艇。当时，日本的海军航空兵实力不可小觑——它的战斗机和中型轰炸机位列世界先进水平，它的飞行员毫无疑问是受过良好训练且经验丰富的。看看战间期北太平洋上日本战列舰列队演习的盛况，看看12月7日早晨成群结队的战斗机和攻击机腾空而起，飞离6艘航空母舰的甲板，再看看太平洋战争早期停泊在特鲁克环礁湖的庞然大物——“大和”号，这些想必都是现代海军史上的宏伟景观。日本的海上力量将不再具有让人印象如此深刻的视觉冲击力。
而且，和现在的日本海上自卫队不同的是，战前的日本海军是具有“帝国”性质的部队。它的帝国性首先体现在它与日本天皇的联系，天皇本人在日本历史传统中的崇高地位使日本海军在公众心目中颇具威望，也给了它一道世界其他国家战斗部队鲜有的神秘光环。它的帝国性质还体现在它守卫着一个庞大帝国。虽然日本本土那些岛屿的海岸线标明了帝国的初始边界，但到一战结束后，日本帝国的边界已经扩展，台湾岛、朝鲜半岛、库页岛的南半部分、辽东半岛、密克罗尼西亚中广泛分布的岛屿领地以及中国沿海沿江被割让的许多领土都囊括其中。在建立这个帝国的过程中，日本海军是关键因素。
旧日本海军也是日本崛起为世界强国的标志。1868年，当日本摆脱封建孤立的状态、加入西化国家行列时，它在世界上毫无影响力。短短几年里，日本付出巨大努力，获得了强大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实力。在不到30年时间里，它已经成为亚洲的一个大国；在不到40年时间里，它就成为一个世界强国；而在不到70年时间里，它已经奋起与工业强国美国进行对抗。在日本帝国快速崛起的历程中，旧日本海军起了主要作用。它在美国内战后不久成立，因而和“新式美国海军”差不多同时诞生。不过，旧日本海军没有美国海军所具有的海军传统、基础设施以及工业后盾。在不到40年的时间里，日本海军已经位居世界第五；而到了1920年，日本海军的实力显然达到了世界第三。又过了20年，它准备挑战美国海军，并在接下来的三年半时间里与美国的海军部队进行了对抗。这是巨大的成就。
因此，旧日本海军首先是——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成为”——日本向海外进行力量投射的工具。海军和陆军一道使日本的影响力在有限的正式帝国疆域（1922年建立，并被西方帝国和国际社会承认的范围）之外急剧上升。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日本海军还助力日本帝国随后在亚洲的扩张。这一不断扩大的版图预示着日本要吞并中国和西方在东南亚的殖民地，继而使它和西方列强产生了冲突。
但对美国和日本来说，日本海军更重要的一面是它的战败。事实上，美国不仅击败了它，而且还将其消灭。对老一辈美国人（尤其是那些曾与日本海军作战的人）来说，击败日本海军是他们感到非常满足和自豪的原因。对老一辈日本人（尤其是那些曾在日本海军服役的人）来说，日本海军的战败却恰恰是其屈辱和令人痛惜的根源。而对美日双方研究日本海军的学者来说，它的失败正是评价它的实力、作战表现乃至胜利时不可回避的事实。
所以，在写作本书的时候，我们努力注意两点：作为现代海军强国的日本帝国取得了不可思议的成就，但其海军后来也败在一个危险的敌人手上。我们的目的是尽可能解释日本海军胜败的根本原因，我们选取的角度是战略、战术和技术，或者更准确地说，是逐步演进的三者之间的关系。在这个关系内，我们力图理解日本海军所面对的首要战略问题，塑造其战术的国内外综合影响以及它如何获取技术和有形资产。我们在不同的地方讨论了日本海军中与我们3个主题具有直接或间接关系的各个方面——举几个比较突出的例子，比如情报、人员训练、后勤和海军燃料。同样重要的是，我们还试图解释日本海军如何思考战争和如何为战争做准备。
显而易见，我们对这些问题的重视清楚地表明我们打算写的远不是一部完整的日本海军历史。写这样一部历史，尤其要对以下几个领域进行详细的研究：海军的行政架构，日本海军力量的经济基础（包括日本海军的预算及合同），海军与文官政府的关系，对国内政治的介入（发生在20世纪30年代，带来了危害，有时甚至充满了暴力），日本海军各级官兵的教育和训练，日本海军在塑造日本外交政策中所发挥的作用以及它在早期军控中的勉强参与。这些都是值得探究的重要主题，而且有些已经有了高质量的专题著作。但对我们的写作目的来说，它们都偏离了本书的主题。
我们还需要对本书的研究范围再进行解释。相较于我们对日本海军水面舰队和潜艇部队的细致讨论，我们对日本海军航空兵只做了有限的讨论。我们起初计划用4个章节来讲述日本海军航空兵的发展演变，但出于对篇幅的考虑，我们不得不将其减为一章。我们希望我们对日本海军航空兵的研究在不久的将来能单独成书出版。
解释本书研究内容的时间分界线很重要。我们用开头一章介绍了日本海军机构在1887年前的起源，以此作为序幕和背景。但我们之所以选择1887年作为日本海军建立的起始年份，是因为正是在这一年日本海军首度开始将自己组织成舰队，首度研究和采用现代海军战术，并首度具备专业海军的特点。直到当时，日本海军还只是军舰的松散集合，它们的指挥官既没有清晰的目的，也不理解如何共同作战。之后，有了外国顾问和令人钦佩的主动性的日本海军开始具备一支现代海军部队的素质。
至于我们研究的终点，读者或许会问为什么我们不充分探讨日本海军在太平洋战争中的作战行动，这也合乎情理。而我们不进行讨论的原因有三：首先，完成这项任务所耗费的时间将远远超过我们和海军学会出版社所认为的合适的时间长度（本书的研究和写作已经耗费了十多年时间）。其次，虽然目前没有完整详尽的日本海军二战史，但是对这一主题已经有了若干值得一提的研究。其中的两本——保罗·达尔（Paul Dull）所著的《日本海军战史：1941—1945》和戴维·C. 埃文斯（David C. Evans）编辑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日本海军》——都已经由海军学会出版社出版。相反，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海军发展几乎仍然是未知的知识领域。显然，日本海军在珍珠港事件前积累的经验、发展的军事理论和研究的技术与其在太平洋战争中的作战方式有很大的关系。所以在本书的第十四章中，我们收录了对太平洋战争头两年战事的作战总结。但是，由于到1943年年底时日本海军的命运已经发生了灾难性的转变，并且因为它在此之后被迫采取孤注一掷的临时计划来维持与盟军的作战，所以在战争结束前的一年半时间里，日本海军在战间期所设计的战略、战术和发明的技术几乎没有任何意义了。也正是考虑到这个原因，对1943年之后的日本海军作战行动，我们就不做总结了。但不管怎样，与二战相关的对日本海军战略、战术和技术方面的详细评论贯穿了本书后几章的内容。
写日本海军史给日本以外国家的研究人员提出了许多常常令人感到沮丧的重要问题。日语的复杂性显而易见，无须多言。这里要说的是这种复杂性存在于各个层面——从印刷页面上常常出现的意义含糊不清的语句，到阅读《战史丛书》或草书体手稿（很多海军的档案材料都写在这上面）的巨大困难。
一个更严重的问题在于，与西方的海军档案相比，研究现代日本海军历史的档案基础要相对薄弱。在导致材料不足的众多原因中，一个关键的因素是日本军方和文官政府在日本以投降的方式结束太平洋战争后的几天里大规模销毁档案和文件。所以，令人感到遗憾但也不可避免的是，很多关于日本海军及其在中国和太平洋战争中的作战计划及军事行动的重要问题将永远得不到解决，或者因为缺乏足够的档案资料，我们只能一知半解。
但是，我们对战前和战时日本海军事务的认识之所以不完整，一方面是由于日本蓄意销毁档案，另一方面则要归咎于日本的文化和社会规范。以海军个人传记的使用为例。尽管我们尽力在附录中提供有一定影响的海军军官的基本信息，我们在研究海军的领导人时还是遇到了几个方面的障碍。日本的传记习惯上都是按照中国的古典模式写成：叙述个人的美德以便进行道德说教，通常都没有批判性的分析。我们在前几章讨论的一些海军历史人物的“官方”传记自然也都是这样写的。这样的作品常常由委员会编写，通常都回避了大部分争议和可能对这类主题带来不良影响的争论，它们就事实而言常常是有用的，但就对日本海军历史上的人物及其地位进行批判性分析而言却用处不大。战后由日本海军主要军官所写的自传提供了更好的素材，但书中却鲜有辛辣的评论和敏锐的判断，正是这样的评论和判断让大多数西方同行的书充满启发性。而且社会约束和旧海军的传统使得大部分日本军官都不愿批评日本海军的政策和他们的前指挥官。当时，大部分决策都是委员会做出的。除了一些明显的例外，决策的审议记录都没有被保存下来，即便保存了，它们也不能清晰地展现出争论和争议的激烈性。
更重要的是，西方海军事务历史学家感兴趣的问题与那些负责编纂日本海军作战和技术官方历史的日本人感兴趣的问题明显有很大的差异。例如，在研究和书写这段历史时，我们非常依赖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部（前称为战史室）发行的102卷《战史丛书》。该丛书主要以太平洋战争结束时没有被销毁的大量海军档案（大约3.3万件）为基础，是关于1937—1945年间日本海军作战计划、军事行动、组织机构、武器装备、战略战术的一份详细、完整且权威的记录。正因为如此，它们提供了大量宝贵的资料和事实。但它们常常没能对西方历史学家更感兴趣的问题进行讨论。例如，日本海军的领导人是如何决策的？这些决策背后的动机和理由是什么？反对这些决策的人的动机和理由又是什么？海军官僚机构各部门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导致海军政策发生具体变化的主要官员之间的关系又是什么？在发展某项特定技术的过程中谁是主要的创新者？为何一项特定技术被采用，而另一项被抛弃？谁力主采用某项战术条令，而谁又反对这项条令，为什么？令人恼火的是，不仅《战史丛书》对这些问题缄默不语，我们使用的关于旧日本海军的其他公开史料——《日本海军航空史》、《昭和造船史》以及《日本海军燃料史》同样如此。
这些困难凸显出写一部完整的旧日本海军史的必要性。我们尝试写的是一部作为一支战斗力量的海军在二战前数十年里的历史，主要依据的是公开史料，面向的是西方读者。还有一点很重要。虽然我们在研究和写作本书时挖掘了大量日语史料，但我们并未假定我们的读者也懂一点日语，所以如果可能的话，我们在引文中也会引用可靠的英语著作。
虽然我们意识到同一术语可能存在几种合理的定义，并且海军专家和历史学家对同一术语的定义也存在很大分歧，但从一开始就把我们对全书某些术语的用法解释清楚还是很有用的。为了讨论日本海军，我们提供以下定义：“技术”（Technology）是武器、建造、通信和后勤（包括运输）领域里的科学技术知识在海战中的应用。它影响战略和战术，也受战略和战术的影响，还受政治和经济因素的影响。“战略”（Strategy）是协调和指挥海军部队，通过战斗（通常如此，但不一定总是这样）达成国家目标。它受政策、地理环境、国家文化、历史经验、既存部队架构和外部威胁的影响。对我们来说，“作战”（Operations）意味着那些发生在战斗期间或对作战计划进行演习时实施的海军活动。我们把“战术”（Tactics）视为海军部队为了在战斗中夺取胜利而制订的计划、开展的训练和实施的指挥。战术影响战略，反过来也受战略和技术影响。我们认为“作战条令”（Doctrine）是那些海军当局批准的——要么在战略层级，要么在战术层级——指导海上战争的策划、训练和实施的若干原则。“作战条令”反过来也为既存的战略、战术、技术、地理、军种或国家的文化以及假想敌或实际敌人造成的威胁所塑造。
我们还想请读者们注意我们采用的拼写系统和计量制，在写日语时，我们遵循的是赫本式音译系统（Hepburn System），而在写日本人的名字时，我们是按照日语词序来写，也就是说，姓在前，名在后。对地名，我们一般采用《韦氏新地理词典》作为标准。对中国和朝鲜那些曾被日本殖民统治过的地方，我们已经列出了原先固有的名字，有时候会在初次提到的时候在括号里加上对应的日文名称。
计量制是写到日本海军时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因为日本海军自己在这个问题上都并不总是一致的。大约20世纪20年代初以前，日本海军测量军械、长度、距离和重量时使用的是英制。之后海军普遍换用公制。但它仍然继续使用英制测量一些武器，如鱼雷，偶尔也测量距离和舰船排水量。我们采取的办法是使用日本海军所施行的计量制，然后在括号中放入转换成其他计量制的等效值。我们已经努力保持计量制的一致性，但有时候可能也会误解日本海军所使用的计量制单位。
除非另有说明，我们给出的排水量都是长吨，并简写为吨。对于1922年《华盛顿条约》前设计的军舰来说，军舰排水量没有被广泛接受的标准。通常表格中的数据是“正常”或“设计”排水量。对旧日本海军的舰船来说，这是装备齐全的舰船在未储备给水的情况下带着四分之一的燃料、二分之一到三分之二的给养、二分之一到四分之三的弹药补给出海时的排水量。《华盛顿条约》提出了“标准”排水量的概念，意思是一艘满载的舰船在没有燃料和给水储备的情况下准备出海时的排水量。只要有可能，我们都使用标准排水量。在少数情况下，当我们提到商船时，我们使用“注册总吨”（油船除外，我们对它使用的是载重吨）的概念。我们力求准确，但排水量有时候会随着舰船设计被修改而改变，而且原始资料常常含混不清，有时候还前后不一致。我们已经运用我们的判断力解决了这些问题。
至于距离，我们遵循的是日本用海里测量长距离的惯例。我们将航程定义为在给定的燃料供应和给定的速度下，以发动机驱动的船只或飞机能够航行的总距离。所谓“半径”，我们指的是一架飞机飞行、执行任务并有足够的燃料着陆返回基地的距离。

虽然日本海军已经着手购置足够强大的战舰，并为夜战编组了合适的战斗群，但是如何恰当地部署这些部队以及与白昼决战相关的夜战进行的时机，从1934年开始一直是军令部激烈辩论的问题。1934年发布的《海战要务令》第五个修订版的一个主要特点就是突出了夜战。该教范特别强调了驱逐舰（水雷）战队充当夜战主力武器的重要性，并认为在夜战中尽量避免使用主力舰，尽管该文件也含糊地提到了海军战列巡洋舰（很快将成为快速战列舰）在击退敌人的警卫部队和“协助友军巡洋舰和水雷战队前进运动”方面的作用。另一方面，1934年的《海战要务令》要求在黄昏发动进攻，然后在能见度允许的情况下用所有部队进行夜战，并以次日早上的大决战为高潮。日本海军甚至严肃讨论过“薄暮决战”（黄昏决战）。但到了1935年，日本的夜战条令变得谨慎多了，对主力舰只的夜袭问题不置可否。
无论如何，到1936年时，日本海军很明显已经不再把夜间作战仅仅看作是一场为决战做准备的小规模遭遇战，而是决战前的一场大规模序战。那一年组建了一支规模更大的新部队——“夜战部队”，它也被称为“前进部队”（先遣部队），与第 二舰队大致相当。该部队还将包含所有夜间战斗群，从而第 一和第 二舰队的所有重巡洋舰战队和水雷战队都用上了，并由快速战列舰队提供支援。夜战部队的主要任务是突破美国舰队的防卫圈的外环，使水雷战队能够对敌方战列舰队进行主要的鱼雷攻击。在1936年时，对夜战的这种大体设想成为联合舰队年度演习的一项主要内容，当时新改造的快速战列舰“榛名”号和“雾岛”号已经重新加入了联合舰队。
20世纪30年代中期，日本海军军令部在制定夜间作战条令时，设想了几种可能的情况。读者可以通过其中一种情境了解该条令设置的进攻节奏和阶段划分。首先，日本海军认为日军要夜袭敌军主力有3个必不可少的先决条件：其一，日军应在日落前发现敌主力部队；其二，日军部队应距离敌主力60千米（约33英里）以内（这样即使敌人试图撤退，日军也能在午夜前追上它们）；其三，日军部队应采取任何手段尽可能与敌人保持接触，必要时甚至可以与之发生不分胜负的小规模战斗，以确定其航向和航速。
一旦发现敌人，日军就要停止使用搜索队形，而日军夜战部队指挥官将立即命令所有部队进入预定的位置进行包围，并避免在实施包围的过程中被敌人的掩护部队发现。一旦指挥官确定所有部队均已就位，他将下令鱼雷巡洋舰和除第四战队以外的所有巡洋舰战队进行远距离隐蔽鱼雷射击。130枚几乎不带任何航迹的鱼雷被交错射出，此时向敌人疾驰而去。收到所有部队的射击报告后，指挥官便命令：“拉近距离，准备进攻。”为了防止美国人改变航向，第四巡洋舰战队将分成实力相等的两部分，移动到位置居于末尾的那些敌舰（被日军探照灯和照明弹一直照亮着）的斜后方两侧。随着“全军突击”的命令下达，夜战部队将协同作战，在报告敌军动向的飞机、敌军主力舰上空的降落伞照明弹以及被投放在敌舰航向前方的浮动信号弹的指引下，展开大规模进攻。在“全军突击”令被下达的几分钟内，先前发射的大批鱼雷现在会从两个方向聚拢，并开始发生爆炸，对敌舰船体造成破坏。军令部估计鱼雷的命中率为百分之十五，所以他们坚信20枚左右的鱼雷可以击中军舰的要害，至少10艘处于敌舰队内环的舰艇会被摧毁或受伤。包括第四战队在内的重型巡洋舰，连同快速战列舰此时将向前猛冲，冲进美舰队防卫圈的内环，即使冒牺牲自己的风险也要不遗余力地确保水雷战队的成功。作战的结束阶段，也就是夜间交战的关键时刻，将是水雷战队的攻击（理想情况下将由所有的驱逐舰部队协同实施）。这种攻击将由轻型巡洋舰率领的驱逐舰以传统的“迫近致命攻击”的方式进行，水雷战队会以2000米作为瞄准和射击的标准距离。在起初的攻击之后，水雷战队旗舰将集合正在重新装填的驱逐舰，以发动连续的攻击，直到所有的驱逐舰鱼雷消耗殆尽。
前文所述的整个夜间作战，从初始部署包围阵型到水雷战队作战结束，预计需要3个小时。但军令部也认识到，具体情况可能会大大地改变作战的顺序或时机。虽然在军令部的计划中，这是一场在夜战指挥官严格控制下策划的进攻作战，但如果情况发生变化，军令部希望舰队下属各舰艇指挥官充分利用战斗中可能出现的任何稍纵即逝的机会。

【摘自正文276页—正文278页】

本书按照时间顺序，介绍了日本海军在1887—1941年间各个阶段的发展，涵盖了日本海军从开始建立正规海军到策划对美英等国发动战争这一历史时期的战略变化、战术演进及技术装备更新的具体历程，并对这些战略、战术和技术出现的背景及它们造成的影响进行了深入分析。作者参考了来自西方与日本的大量史料，站在客观中立的角度，回顾了日本海军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的五十余年中关于海军建设的经验与教训，并特别指出了日本海军关于现代战争的错误认识以及它在战备方面存在的缺陷与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