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体屏幕

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随着社会进入超现代的阶段，电影的发展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周期：超电影。超电影呈现出三大基本逻辑，即夸张化、影片时空的去限制化以及时空形式的复杂化、自我指涉，由此又构成了三种影像概念，即过度—影像、多路—影像、距离—影像。在高科技的助推下，人们迎来了总体屏幕的时代，见证了屏幕的膨胀和爆炸、影像的饱和及其过度供应。电影受到来自其他媒介的冲击与威胁——电视、广告、信息屏幕、娱乐屏幕（电子游戏/MV）、表达屏幕（录像艺术/数字艺术），电影的类别身份和符号身份被置于危机之中。然而我们见证的不是电影的没落，而是在这种媒介文化中超电影逻辑和精神的全面扩张，它渗透到各种媒介之中，世界从此被建立在电影—风格之上的影像所塑造，存在从此成为一种电影—生活。本书中的理论与探讨构成了超现代性话语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我们理解当今的电影和媒介文化、诊断今日全球的状况具有独特的理论价值。

1 / 前言
第一部分 超电影的逻辑
21 / 第一章 走向超电影
55 / 第二章 过度—影像
73 / 第三章 多路—影像
98 / 第四章 距离—影像
第二部分 新神话
115 / 第五章 纪录片，或者说卢米埃尔兄弟的复仇
132 / 第六章 纪念：从历史片到纪念电影
149 / 第七章 政治电影
第三部分 世界上所有的屏幕
177 / 第八章 从大银幕到小荧幕
196 / 第九章 广告屏幕
219 / 第十章 世界—屏幕
258 / 结语 看待世界的电影视角
269 / 索引
309 / 附录 中法术语对照表

在这个层面上，屏幕越来越参与到超消费（hyperconsommation）的飙升中。它无处不在，尤其渗入公共通道和公共交通工具中，将这些空间逐渐转变为商业中心：在飞机上已经如此了，在地铁上也即将如此，这在法国的车站中也很快会被证实。和日本的车站一样，法国的车站将会成为真正的商业长廊。城市本身也会照此改变：在时代广场，不再是屏幕覆盖大楼，而是大楼本身变成了屏幕。屏幕—商业的（écrano-marchande）逻辑无孔不入，入侵到人们意想不到的环节。在阿姆斯特丹，H&M 2010年的开业活动就是在一整栋变成屏幕的大楼上的放映活动，它呈现了一个童话版的音乐世界，其中特效、灯光秀、动画表演、空中表演以及似乎具有魔法的事物让人目不暇接。这是一场由“3D投影技术”（mapping 3D）带来的非凡表演，其他一些商家也在品牌推广活动中采用过此举，例如三星、拉尔夫·劳伦（Ralph Lauren）、塞克斯（Saks）等等，它们都把不是屏幕的事物改造为屏幕。

文化和智能

屏幕营销活动带来一系列的问题，尽管这些问题从广告诞生之初就反复出现，但这次是由侵入式的广告刺激所引发的。除了这些问题之外，还有新式屏幕带来的文化和智力上的问题。例如，电子阅读器和平板的迅速发展在转瞬之间为电子书的屏幕带来了一种直观的、更为实验性的现实。由此产生了激烈的讨论，这些讨论认为电子书不免会让纸质书面临风险。我们曾在本书中提出我们的观点：纸质书如今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也依旧会保持它独特的地位和影响力，目前而言，它是不可替代的。让-克劳德·卡里埃尔和翁贝托·埃科在《别想摆脱书》（N’espérez pas vous débarrasser des livres）（Grasset，2009）中，以平易近人且中肯的方式非常明确地表明了他们对于所谓的“死者”能存活下来的信心，认为纸质书能够对抗屏幕书建立起来的著名死亡帝国。但纸质书又能坚持多久呢？这已不是科幻故事中的问题了。

目前，纸质载体面临着一个对手。在最理想的情况下，这个对手会很快在一些领域中成为一种补充；在最糟糕的情况下，它会成为一个竞争者。我们曾在本书中以实操领域的书为例进行了说明，而对于另一个完全不同的领域来说也同样如此：新闻界。如今，所有的大报社都提供在iPad上的订阅，而且很多报社不仅有网页，还在传统出版之外，发展出数字版本。报社这么做的想法在于，由于纸质新闻在另一些信息来源——昨日是电视，今日是网络——面前节节败退，那么如今通过让读者使用一种与纸质新闻的本质并不冲突的载体，利用便携且易于操作的屏幕，便可以找到一个新机会，一个新的读者群，更年轻的读者群。这是一种获得资讯的方式，它应当及时报道新闻时事，并且通过这种方式，读者的阅读是快速且可处于移动状态的。这种屏幕，除了有便利的一面，还为纸质媒体带来了灵活且快速的操作优势，只需简单地点击一下，就可以删除已经过时的消息，以便将空间留给新的消息，而这么做只需一个虚拟的垃圾桶，除非我们在解决内存不够的问题时想要将这个机器所能容纳的记忆资源归档，当然这也是一个不小的优势。

在便利性之外，在书上，或是在一个更小的范围内——在新闻界——我们可以看到这些性能越来越强的多样屏幕带来的一个根本性的问题。用简单直白的话讲就是：这些新的屏幕会让人们变蠢吗？它们代表了智能和文化的死亡吗？我们试图在《世界—文化》（La Culture-monde）（Olide Jacob，2008）中回答这一问题，这本著作是对本书思考的延续，是对它的扩展。我们曾在这本书中展开这样的观点：一切传播和通讯技术，无论它如何完善，永远都无法取消人们对基本教育的需求。学校的作用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为首要，因为它不仅为人们的知识体系打下基础，而且它还教给人们进行思考、理解和判断所需的必要方法和批判思维。当然，我们在这里所谈论的学校应该是与时俱进的，它在一种新的普遍文化的背景下，向人们提供我们称之为“历史的文化”的东西，在我们看来，这种历史的文化是充实个体和教化以瞬时性（instantanéité）为主导的世界—文化的优选方法。

对屏幕在文化上的质疑还包含另一方面的内容，即对屏幕在智力资源上的质疑，人们认为它带来了有害的转变。2008年夏天，美国期刊《亚特兰大月刊》的封面标题就是“谷歌让我们变蠢了吗？”。一些人认为人们经常性地求助于网络会导致注意力不集中、认知肤浅以及精神上的懒惰。但另一些人对此持反对意见，他们认为上网让人们变得更智慧，因为人们得以摆脱初级的智力操作，以发展其分析、创造和批评的能力。这一辩论的规模越来越大，尤其在网上，它催生了一些严肃的科学研究。其中一些研究指出，在不少国家，青少年智商发展停滞甚至是倒退，因特网可能是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之一。另一些心理学和神经医学的研究以智力活动的运作机制为对象，指出因特网在发展一些认知能力的同时会损害另一些。如果我们在这一问题上依旧困惑不已，那是否可以认为这种提问方式本身就过于简单化了呢？因为，难道不是这个问题本身就很“蠢”吗？难道不是它本身就带着一种无法适用于人类智慧的、机械的决定论的腔调吗？人类智慧的出色表现或不足并非一个外部机器所能直接决定的，哪怕它是电子的机器。智能（但是是哪一种呢？）是与个体所受的教育和情绪刺激一同形成的。个体的能力是与主观的动力一同发展起来的，而主观的动力又是随个体经历的不同而不同的。诚然，目前的时间跨度还不足以让我们对屏幕一代，对“数字原生代”（digital natives）的大脑下定论，但无论如何，个体的家庭环境及其最初在学校所接受的教育永远都比与屏幕的单一联系更能决定大脑的认知能力。

[1] 本书法语标题为“L’écran global”。“global”一词在法语中有“总体的，全面的，全球的”等含义。作者在后文对“écran global”做出了解释：它既指屏幕在各个领域占据了统治地位；也指电影的全球化趋势，电影类型间的杂糅，主题上的去限制化；还指电影精神和电影美学对于屏幕文化全方位的侵蚀。鉴于“écran global”的这三层含义，我们将其译为“总体屏幕”。并将“cinéma global”译为“总体电影”，将“société global”译为“总体社会”，将“approche global”译为“总体方法”。——译者注

[2] 此处原文为“spectacle”，有“场面、景象；演出、表演”等含义。后文也出现了一系列的派生词，如“grand-spectacle”“spectaculaire”“spectacularisation”“spectaculariser”等。对于在中文中已有固定译法的术语，我们沿用该译法，故将“grand-spectacle”译为“大场面”，将“spectaculaire”译为“（视觉）奇观的”，将“spectaculariser”和“spectacularisation”译为“（视觉）奇观化”。对于暂无统一译法且内涵较为丰富的“spectacle”一词，若含有明确的“表演、演出”之意，我们译为“表演”；若含有“被拍摄的场景”之意，我们统一译为“景观”。——译者注

……

屏幕纪元相继经历了三个阶段，本书对这三个阶段进行了划分。作为所有屏幕的原型，电影首先改变了人们的想象世界，并将之带到这个世界上来。在整个20世纪，电影不断地强化这一改变，让它渗入所有其他屏幕中。电视紧随电影之后，开启了一个新时代，让人们在家就可以进入想象世界，可以从自身出发来思考它。如今和即将到来的动荡属于第三类的屏幕，即因特网。它引发的担忧和质疑正是它势不可挡的体现。面对一种追求精妙、规范、恰当的文学文化，它带来的是一种带有直接、快速、草率的风格的修辞。面对“少数幸运儿”（happy few）的精英主义，它强化了肤浅、有暴露癖和非文化的大众效应。面对思考，它将速度强加于人。面对千年的艺术，它将瞬间的创作置于首位，带来了影像、音乐、照片、信息的泛滥。面对对私生活的尊重，它让无时无刻不在监视的幽灵升起，让人们对其公开的个人信息失去控制。在它周围凝结了对21世纪的巨大恐惧，人们害怕人类失去立足点，失去隐私。

毫无疑问的是，今日的屏幕以其多样的形式，几乎重塑了存在的所有领域，无论是个人的还是集体的。私生活和日常生活、教育和宗教生活、民主和金融、消费和信息、游戏和艺术都无一可逃，甚至人与工作的关系也同样如此，而这一关系对所有人而言都是存在中最为主要的一部分。从此大多数的职员、中层领导、高层领导都在屏幕前度过他们大部分的时间：人从此成为“电脑人”（homo computerus）。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在屏幕前工作再也不同于下到矿底，但工作时的痛苦从未像今天这般引起共鸣，无论是在社会层面上还是在个人层面上。这当然不仅仅与电脑相关，更多地是属于经济全球化的问题和金融资本主义对短期收益的强制要求的问题。但这也是属于新的工作形式的问题，这些新的工作形式带来一种紧迫感，而这种紧迫感又是由竞争冷酷的一面所造成的，并且因屏幕的纠缠而加剧，无处不在的屏幕带来一种特别的压力和一种新型的内在折磨。福特式的机器的奴隶型工人如今让位于被电脑化的中层领导，他们被限制在屏幕前，服从于高强度的、期限被缩短的工作，被要求不断地进行瞬间反应，绝不能退缩：这是一种新的时间，一种我们认为被我们掌控了的时间，但与此同时，它将炼狱般的节奏强加于每个人之上。这是实时的、直接的、瞬间的时间的暴政。

这当然让对互联网世界大唱赞歌的人冷静下来，让他们看到了屏幕的双面性，对屏幕不再抱有天真的热情，也不会带着怀旧情绪对之进行全面的谴责。在自治之光和向世界开放之光的背后，有着阴暗、黑色的一面：透明的阴暗面。

吉尔·利波维茨基、让·塞鲁瓦

2011年4月

☆ 法国当代社会学家、哲学家吉尔·利波维茨基、法国当代电影评论家让·塞鲁瓦的经典著作。

☆ 本书为“当代学术棱镜译丛”中的一本，本书中的理论与探讨构成了超现代性话语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我们理解当今的电影和媒介文化、诊断今日全球的状况具有独特的理论价值。

☆ 在高科技的助推下，人们迎来了总体屏幕的时代，见证了屏幕的膨胀和爆炸、影像的饱和及其过度供应。当我们穿梭在小屏幕与大银幕之间，我们看到了什么？在电影—生活之中，我们如何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