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尔乔亚经验

1. 纲领
此项写作计划将囊括几卷大部头的著作，因此读者完全有权利了解将要读到的内容。我相信，通过阅读，读者终将同意我的观点：从维多利亚到弗洛伊德时期的中产阶级〔2〕经验值得—实际上也强烈地要求—我们进行系统的研究。我的探讨将从19世纪初开始，一直到次世界大战爆发。我把19世纪20年代（在某些地方稍早几年）作为合适的时间起点，因为诱使历史学家对“维多利亚人”大加讽刺的中产阶级保守的性爱观和道德的严肃性，在1837年维多利亚女王登基前的一二十年就已经确立了。1914年正是精神分析学家西格蒙德 · 弗洛伊德的事业如日中天之时，这一年明显可以作为我的时间终点：次世界大战（还有其他的诸多事件）戕害了作为我的研究主题的那种中产阶级文化。在这一段时间中，西方文化经历了不可逆转的、常常是痛苦的根本变迁。这种变化并不是协调一致的，这样就为我们做出某些归纳总结留下了足够的空间。我将在此后的几章展开详细的叙述；但在此时，我要概括性地指出：我把19世纪划分成前后两个阶段—主要是19世纪50年代和19世纪90年代，并着重探讨此间发生的意义深远的文化变迁。在这几十年中，求爱的方式和教育的理想、对手淫的恐惧和体罚的观念、对女性的描绘和建筑的品味，还有其他诸多的文化特性，都发生了重大转型，有时是难以觉察的，有时甚至是完全不可辨认的。我在各卷中作为标题使用的术语，也只不过是这些变迁的标记。敏锐的历史学家不止一次地指出，维多利亚女王不属于维多利亚人；同样，弗洛伊德也不属于弗洛伊德学派：他们不对围绕他们的名字所编织起来的神话负责。我只是要使他们起到一种提示的作用：19世纪90年代的中产阶级文化与半个世纪之前的中产阶级文化已经大相径庭了。
我是从广泛的人类学意义上来使用“文化”这个词的，在这里也需要稍作说明。有助于构建人类经验的造物都归属在这个广泛的标题之下：社会制度、经济发展、家庭生活、道德和宗教信条、医生的焦虑、时尚潮流、情感结构，甚至还有政治体制。毫无疑问，尽管每一种文化都表现出显著的特点和一定程度的连贯性，但其各分支却显示出某种程度的独立性，甚至各自毫不相干。在其他场合，我曾经半开玩笑地说过，“维也纳”不仅是一个真正的城市，而且是文化史家的创造，因为他们试图寻求一个广阔的框架，以便能涵盖在几平方英里内存在过的生机勃勃、丰富多彩的文学、艺术、科学和哲学生活。对我而言，这不仅仅是一个玩笑：西格蒙德 · 弗洛伊德的文化与雨果 · 冯 · 霍夫曼斯塔尔〔1〕的文化已经截然不同了—前者深受德国古典主义、19世纪实证主义思想以及众多犹太医生的影响，后者还包括那个想象的城市中众多杰出的居民。我的观点非常清楚：文化更加复杂，更具有非连贯性，远比学习现代西方文明的学生所了解的更加令人惊讶。因果关系的相互作用、此消彼长，对于试图阐明文化的历史学家来说更加曲折复杂。
我所说的“中产阶级”与“文化”这个概念相比，同样难以捉摸、难以界定，但通过这篇导言，以及我所列举的人物表，还有我所引用的主要文献，“中产阶级”这个概念的意义将凸显出来。我的男女主人公是医生、商人、教师、家庭主妇、小说家、画家、政治家，还有因为经营有方而获得了一定的经济独立和社会声誉的工匠，更有为数不多的贵族—尽管他们的真正身份令人怀疑，但他们的姿态却是真正的中产阶级。在我看来，理想的文献常常是无意识的内心表白，例如私人日记、家庭通信、医疗诊断书、家庭手册、宗教小册子，还有艺术作品。我将重塑颅相学的片段、解读亲密的信件、阐释画作、分析梦境。19世纪中产阶级经验丰富繁杂，既简明清晰，又深奥难解；既有章可循，又杂乱无章。
在这个引人入胜的、非连贯的领域，我既找到了欧洲的材料，也找到了美国的资料。实际上，美国的材料占据了相当有利的地位。这些材料非常引人注目，因此人们在搜集材料时，不会错过；对我来说，利用这些材料不仅仅有地利之便，还有其他更多有趣的原因。这些材料对于身后事件解释的丰富程度远远超出我的期望之外。总体上来说，除了极少数显著的欧洲材料之外，美国人留下的日记、日志和信件相比于那些来自法国、德国或英国的材料，远没有那样深思熟虑、无可挑剔。现在看来，这些来自美国的材料也是当事人生前恳求销毁的，却又有意无意地希望保存下来。并且，我对这些美国材料的解读也在很大程度上证实了当代评论家的预言：尽管美国有其无可置疑的欧洲渊源，但大多数美国人的观念还是预示了欧洲的未来发展。从19世纪30年代的亚历克西 · 德 · 托克维尔到80年后的西格蒙德 · 弗洛伊德，批评家都把美国看成中产阶级社会的典型代表，是中产阶级文化的化身，不管是充满希望，还是充满威胁，都是欧洲社会不可抗拒的发展方向。正如司汤达、狄更斯和无数的其他评论家指出的那样，美国中产阶级渴求物质利益、缺乏更高的理想、无力追求爱情—所有这一切在美国社会都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也得到了充分的表达。诚然，我已经指出，并将详尽地证明，19世纪的中产阶级文化既是多样的，又是统一的：对于情感表现的态度、疾病的讨论、女孩的监护、避孕套的使用以及中产阶级生活中其他的重要构成因素，在每一个时代、每一个国家、每一个阶层之间都相差悬殊。但是，除了细微的差异和变化之外，对于每一种独特的历史研究来说，中产阶级理想和行为的多样性形成了一个明显的欲望和焦虑的集合。采用美国的证明材料就是把握19世纪中产阶级纯粹的形式—对其注定的命运而言，也是较好的形式。由于在19世纪中产阶级文化中，女性的状态具有十分重要的象征意义，因此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在各方面都开创了风气之先：是个招收女性上大学的国家、个赋予女性选举权的国家、个颁发女性行医执照的国家、个（从材料的印象看来）鼓励或至少是默许婚外性爱行为的国家。从某种意义上说，19世纪的美国就是19世纪欧洲的未来形态。

在这个写作计划中，我的主要论点大多得益于弗洛伊德的思想。这个总体提纲亦是如此。我将各卷的理论框架都建构在基本的人类经验之上—爱、侵犯、冲突。在本书中，我将探讨中产阶级的感官生活；在道德戒律和物质可能性压力之下，性本能冲动所表现出来的形态。在接下来的第二卷中，我将讨论中产阶级的情爱方式、中产阶级性爱的表达和隐现模式。在第二卷中，我还将讨论关于爱情的理论；这个时代所表现出的文化幻想；在所谓更高级的文化领域中，性爱欲望所表现出的各种伪装；圣徒称为“罪恶”、精神分析学家称为“异常”的情爱形态；中产阶级为性的限制付出的代价—或者是中产阶级认为的代价。在这两卷之中，爱和性是相互交织的，仿佛是作为中产阶级幻想的一个理想形态而交织在一起。我决定将这两卷区别开来，完全是出于技术上的考虑：材料过于丰富庞杂，很难用可控制的方式包含在同一本书中。
我之所以选择中产阶级的性和它更加成熟形式的爱作为此项研究的起点，就是旨在戏剧化地呈现，或者说纠正（也许会使之更加复杂化）对维多利亚文化的解读之中一个挥之不去的顽固的错误观念：在这个欺诈、虚伪的中产阶级世界中，为了满足性欲，丈夫都包养情妇、经常光顾妓院或者猥亵孩童；而妻子都腼腆温顺、尽职尽责，但都性麻木，而将其爱的全部潜能倾注于操持家务、抚养孩子之中。诚然，这种荒唐可笑、一成不变的主导观念并非完全是空穴来风：实际上，在本卷中，我用了相当大的篇幅来讨论受过教育的专业人士—当然还有稍处劣势的19世纪中产阶级—对女性在性方面的无知和偏见。在这个中产阶级的世纪中，肯定有性无能的丈夫、性冷淡的妻子、对生活中基本的事实懵懂无知的青年男女；而关于同性恋组织和拐卖未成年少女的丑闻和报道，则进一步证实了中产阶级感官经验中阴暗的一面。水手、士兵、四处游荡的推销员并非19世纪妓院赖以生存的顾客群体。弗洛伊德诊断过很多病人，在他看来就是无可辩驳的证据：他所处时代的中产阶级文化过度地压抑了性的冲动。我的写作就是要修正关于维多利亚时代的流行观点，其中包括弗洛伊德的一些观点，但是我并非为了修正而修正，而是旨在重现19世纪中产阶级文化的矛盾冲突、模棱两可和复杂多样。在我将讨论侵犯的几卷中，这种文化的矛盾冲突和多样性也将显得更加突出。在精神分析之中，对于侵犯的定义仍然莫衷一是；不管对其如何定义，侵犯肯定不仅仅包括仇恨的机制和毁灭的欲望。弗洛伊德不止一次地谈到过征服的本能；在侵犯这个大主题之下，我还包括进人类试图通过技术、政治、美学和社会创造的方式来控制环境的冲动。我将分析中产阶级的适应方式，将讨论专业化、职业化、社会研究、科学进展、历史写作，还将讨论作为幽默的隐含敌意行为模式，以及传统上对儿童、学生、穷人和外国人的严厉态度和行为。
此后的几卷讨论自由主义文化的痛苦，我将把冲突的主题移至社会层面，而在精神分析家看来，这主要表现为个体自身的经验。到19世纪末，在左冲右突中疲惫不堪的中产阶级面临着三个对手，其中每一个对手似乎都毫不妥协：残余的贵族势力和声望；在富有战斗精神的（常常是革命的）意识形态刺激下成长起来的工人阶级团体；勇往直前的先锋派文学、艺术、戏剧和哲学思想则贬斥中产阶级丧失了品位、贪恋金钱、对文化充满敌意。我们对这三个对手当中的后一个缺乏了解：先锋派实际上像中产阶级一样也是一个松散的团体，尽管其雄辩的代言人不遗余力地自我标榜其统一性；许多优秀的中产阶级实际上欢迎新的艺术形态，在对先锋艺术的赞助中毫无屈尊之感，而另一方面，很多先锋派艺术家和作家也是中产阶级的中坚力量。历史学家习惯于引用福楼拜和马克思对资产阶级的猛烈抨击，仿佛他们的愤懑都是来自反中产阶级前线的冷静严肃的报道，但这无助于澄清这种复杂混乱的状态。在后面几卷中，我希望修正这种处于纷扰、敌意的宏大世界中，我们对于中产阶级生活的既定观念，而更加接近于它真实的（包括无意识的）经验。
若要使我们的研究涵盖历史经验的所有维度，我们就要将传统的历史态度与对人性和人类发展的精神分析技巧融合在一起，并做到彼此间相互照应、取长补短。搜集文献、探求因果联系、时刻警觉以保持对臆测的质疑，所有这些都必须与精神分析紧密结合，只有这样才能从材料的表面内容深入到其潜在的含义。当然，历史学家不可能在躺椅或档案馆中复制出这种精神分析的情形，因为它总是倾向于内敛、与外界隔绝，主要是为了促进无意识与无意识之间的交流。然而，历史学家至少能在一定程度上接近这种精神状态。历史学家能阐释梦境，特别是当做梦者将梦与一定社会背景联系在一起时；他能解读私人日志中连贯的主题，就仿佛它们是自由联想的意识流动；他能够理解公共文献，将其作为愿望的浓缩和未付诸实践的行动；他能从对流行的小说或广受欢迎的艺术作品的痴迷中发掘出其潜在的无意识幻想。
在此，我并不是呼吁历史学家的精神分析化，更不是要成为精神分析学家。即使不受惠于弗洛伊德的理论，明智的历史学家们也能利用各种动机的分析、潮流的影响、微妙的表达方式或者是轻微的暗示所提供的信息。我无意奉承历史学研究的巨擘—不管是埃里 · 哈勒维〔1〕、马克 · 布洛赫〔2〕，还是我们能想到的任何典范式人物—我也不是在暗示：如果他们能有幸接受精神分析的训练，他们可能成为更优秀的历史学家。常年浸淫于史料之中、训练有素而且充满智慧、高度敏感的直觉足以发掘各种联系，也能得出精神分析学家即使以其专业素养可能也要付出艰巨努力才可得出的合理结论。就我们所知，弗洛伊德就曾经表达过对诗人的羡慕，因为他们单凭直觉就理解了他花了多年时间才发现的理论。精神分析学家也可能以同样的理由羡慕历史学家。
但也无须过分羡慕他们。大部分历史学家间或采纳和运用的心理学理论只是把握了过去的部分节奏和旋律，但其弦外之音、潜在的共鸣、富有深意的复调音乐，还有繁多的惊奇喜悦都超出了他们的掌控。精神分析对阐释经验的贡献在于一套方法和原理，旨在探求过去的隐晦的意义和解读其精心安排的音符。我的目标在于将精神分析与历史研究结合起来。本书所在的系列研究并非心理史著作，而是精神分析关照下的历史研究。这就是区别所在。
也许，这种历史研究突出的特征就在于承认社会世界对心理结构的显著影响，甚至是对无意识心理机制的影响。我们很快就能认识到，19世纪中产阶级用以指导其行为的文化符号常常是不确定和充满焦虑的。那是一个进步和自信的时代，但同时也是一个充满疑虑和沉思的时代，是悲观主义迸发的时代，是质疑身份认同的时代。

维多利亚时代对家庭的讨论

长久以来，家庭总作为一种制度出现。这种制度历史悠久，无处不在，又不可或缺，以至于想到家庭，人们无论如何都会认为它几乎是永恒存在的，一种没有历史、不会消失的结构框架。然而，在维多利亚女王时代，这一切要发生改变了。原因是人们对生物进化的猜想，对文化比较的热衷，以及对那些看似让所有一切焕然一新，或者至少是动荡不安的社会剧变所进行的或提心吊胆，或兴致勃勃的探索。既然不考虑时代，那么家庭已经成为放任的激情之驯化者；坚贞的信念之保持者；社会化之绝*工具。家庭详列各种规矩，强加禁忌，还监督着成员们对色情倾注的精力。19世纪中产阶级的家庭做了所有这一切。但是，在那个世纪，家庭开始引发争议，并且还有合理的理由：维多利亚时代的中产阶级家庭表现出了一些微妙的显著特色，从而使其脱离了旧有模式。

家庭史使所有历史学家开始关注平淡无奇但又四海皆准的保持与改变的辩证法。在迎合与形成基本人类需求方面，家庭坚持不懈的努力令人钦佩；随着人类经验深的历史洪流而动，它缓慢而无奈地适应其中。但是家庭明确表现潜在的多种危机，呈现出了多样的色彩，以及它转变了掌控成员关系亲疏、严慈的方式。以此看来，家庭正在迅速搅动的时尚浪潮中激流涌上。这又一次证明了人性的基本成分中既有十足的单纯，又有不屈的坚韧，也证明了可以用多种方式完成同一件事。

19世纪的诗人和画家使这种方式变得理想化，社会科学家将其解剖，而理论家则让它们接受考验。少数思想解放的激进女权主义者宁愿选择不要家庭；乌托邦社会学家为家庭的替代物提供了蓝本；马克思主义者断定：家庭是短暂的，并且到他们那个时代为止，家庭是存在剥削的、虚伪的，而且注定是要被取代的。然而，对现代家庭喋喋不休的评论性刊物，不是来自左派政党而是右派，即来自保守党，因为他们只从其中洞察出对该政党的完整统一及其历史声誉的威胁。他们既把家庭视作庇护所，又将之视为感染源—作为一个躲避丑恶、功利和堕落的地方，家庭正在被它想要避而远之的腐化颓废一步步地吞噬着。家庭社会学的两个奠基人（更精确地说，是著名的两位先驱者），弗里德里克 · 勒普莱和威廉 · 海因里希 · 里尔（Wilhelm Heinrich Riehl）都是怀乡症的兜售者和灾难的预言家。

因为勒普莱和里尔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人，所以他们共同持有的观点——家庭正处于可怕的危险之中，则更有预兆性。勒普莱是一个工程师，在社会研究和改革过程中转行做了企业家；而里尔则由一个新闻工作者转为一个学术方向的历史学家和政治宣传员。勒普莱是一个想象力丰富而且韧劲十足的方法论者。他成立联合会，建立学校，创建刊物，借以传播他的思想观点；里尔，直觉敏锐的印象主义者，他在自己的短篇概述、中篇小说和一些行文流畅的论说文中表述了他的社会信念和偏见。勒普莱的工作涉及了一些更深入的领域，他行遍欧洲﹑亚洲，研究财政预算，提倡统计学抽样法，还撰写了一些专著；里尔偶尔带着他的笔记簿漫游德国，做实证调查，写专题文章。

但是这些有其独特自我表现的社会诊疗师们也有很多共同之处，他们几乎都是同时代人；勒普莱出生于1806年，卒于1882年；里尔生于1823年，卒于1897年。二人经历了非常相似的社会变迁，因此都成了原则性强、言辞雄辩的历史哀悼者。基于情感上的义愤，他们一心要彻底地抵消方式不同、但目的相同的法国大革命和持续了一个世纪的社会变故。勒普莱所撰《欧洲工人》（Les Ouvriers européens）和里尔的《家庭》（Die Familie）都出版于1855年，这些书确立了他们的名声。并且，他们的作品都没有脱离自己美丽的出生地，在勒普莱的专著中出现了诺曼底小城拉里维耶尔 · 圣 · 索沃尔（La Rivière-Saint-Sauveur）；同样，在里尔的专论中有莱茵河畔的小城比布里希（Biebrich）。当他们的理想和事业使他们有机会定居大都市—巴黎和慕尼黑时，他们不太友好地利用二者作为取之不尽的佐证来抨击社会腐朽，并且，他们深信现代中产阶级家庭是这种社会腐朽所造就的一个显著的牺牲品，而且更可悲的是—同时还是一个同谋者。勒普莱一读到这种观点，就由衷地支持里尔坚决的态度和露骨的断言，“巴黎是导致法国持续恶化的脓疮”。

这二人的支持者解释了他们声望很高的主要原因：他们把自己的政治见解囊括进衡量声望高低的标志之中，有时（特别是勒普莱）还将其囊括进社会科学的现实性中。在专心编撰个案史的过程中，勒普莱纵观历史，横视社会，发现了三种家庭：父权家庭、主干家庭和不稳定家庭。种类型在东方国家仍很普遍，有着专制、传统和规模大的特点。第二种类型，主干家庭，比起父权家庭既不那么富有派生性，又少了几分专制独*，它明显体现了成员间义务似的关心照料，一家三代人生活在一起，其中有两代人共同维系着家庭。第三种是核心家庭，这种家庭压缩到只剩父母和孩子的限度，而且摆脱了经受过时间考验的大家庭关系网，从而一步步地走向毁灭。孤立、任性、以自我为中心，这些性格弱点阻止了孩子们长大后建立自己新的联盟，也使他们对兄弟姊妹和父母态度冷漠。勒普莱还担忧这种被他直截了当地命名为“不稳定家庭”的现代家庭类型，已经成为西方文明的主流，尤其是盛行在中产阶级中；更糟的是，这并非异常现象，也不是偶然事件；它采用的形式和所倡导的价值观都只是过于忠实地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社会现实，即大规模工业化遗留的残迹和对个人主义信条的灾难性导向。里尔是一个不太消极的边缘人士。通过描述北部地区的传统德国家庭，他恢复了人们的信心，他本人也从中获取了一些安慰。《家庭》在若隐若现的希望和无处不在的失落之间如履薄冰。在1881年，修订该书第九版时，他高兴地提到德国家庭已经拒绝随着国家和社会做出改变，这值得称赞；在1885年，他提过的希望，在25年后已经成了“应验的预言”。但是他没有成功地调节家庭中的平衡：消极谨慎的分析继续进行着威胁似的规劝。里尔写书与其说是交流科学发现，倒不如说在反复灌输社会理想，引导公众行为；他作品的大标题，很有教育意义—《作为德国社会政策基础的人民自然史》（A Natural History of the People as a Foundation for a German Social Policy）。很快，这本书既成了一篇祝词，又是一曲哀歌，既庆幸珍贵的宝贝—德国的家庭幸存下来，又惋惜逝去的曾经的日子—那时家庭还仍然是一种受到和谐友好和秩序井然的严厉道德规范和由衷的虔诚思想所庇佑的有机组织。

像勒普莱一样，里尔总结了三种类型的家庭，并且发现处于中间的那个类型—主干家庭，用勒普莱的话说—是社会完善之根本。里尔写道“在纯粹的父权条件下，个人被彻底摧毁”，但是现代，由于我们，“家庭实际已经被放任的个人所瓦解”。里尔认为，现代家庭成员居住在忽视个人情感的住宅中有一种不好的预兆：“有机的家庭中各成员都有名字，而对称的家庭只注重成员的排行次序。”里尔被强迫生活在一个革新世界里，在那里，正像量变经常驱动质变一样，心机已经将情感取而代之。

父亲的权威对于健康的家庭生活来说很有必要的观点已经逐渐消失，里尔并未对此感到吃惊。在过去，妻子欣然接受丈夫的无上权威，通过放弃自己的姓氏来表明对丈夫的屈服。而且孩子们已经承认父亲拥有权力必须完全服从。一家之主指定的信仰已经成为所有成员的信仰。这已经把家庭生活的个基本因素—权威，与里尔定义的第二个因素—“钟爱和虔敬的奉献”，即虔诚，联系起来。在大部分时间里，孩子由父母在家里抚养。这种家庭教育方法已经在反复灌输着举止的礼貌尊重，培养着情感的依恋爱慕，并且保证着教育过程的持续连贯。但是，现代中产阶级家庭无法抗拒自我沉沦的诱惑，几乎已经全部屈从了这种状态—这种家庭精神的重要因素。这只是作为现代中产阶级家庭可能面临的另一个危险现象而触动了里尔。

这种分析研究大部分是虚构的，而且全部都带有倾向性。值得称赞的是，勒普莱和里尔捕捉到了一个被严重忽略的事实：并不像表面上看到的那样，早期的现代欧洲不一定疏远、冷酷或者是暗藏心机。有识之士和社会上层中流行的正统礼貌骇人听闻地耗费着母亲和孩子们的生命，几乎拥有着无限合法权力的丈夫和父亲没有禁止表达亲情或者规定人情淡漠。同19世纪的家庭一样，早期的现代家庭经常能为亲情找到一个位置。甚至是清教徒，简直就像一种反面的嘲讽，竟然也能热情友好地彼此爱慕。约翰 · 温斯洛普（John Winthrop），马萨诸塞湾殖民地的著名州长，曾在信中这样写给他的新娘：“我可爱的新娘，让我们尽情享受彼此的爱，以此作为尘世间主要的慰藉。”如果以宗教的虔诚思想来衡量的话，温斯洛普向他可爱的新娘热情地承诺并不显得古怪。

同时，工业化以前的家庭并不具备传统的神话缔造者们所描绘的那样大的规模和那种和谐恬静的气氛：被称为一种现代创造的核心家庭，尽管在17、18世纪仅是一种理想，此时已经成为一种瞩目的现实。而且，19世纪的中产阶级家庭处于情感世界中，并且控制着情感的变化—正是这种变化，由于速度过快，使它们的诋毁者来不及去否定。它们千方百计地去寻找眼前这个家庭之外的爱与憎，去结识一群群新的兄弟姐妹、叔叔阿姨。

有一些满足于现状的当代人意识到了所有这一切：悲观主义者没能让见多识广的公共舆论专注于家庭。关于家庭的情况和未来，19世纪的中产阶级从来也不会意见一致；在这一点上，让19世纪文化变得如此丰富、如此难以解读的一系列引人注目的观念和偏见也开始盛行起来，这些发现很有意义。勒普莱和里尔哀叹的衰落和孤立，别人却认为是进步和浓缩的力量。19世纪20年代，法国南部的一位地方行政长官克里斯托弗 · 德 · 维伦纽瓦（Christophe de Villeneuve）指出，在马赛，富裕家庭中的成员都是完全喜欢家庭生活的。他认为，“早些时候，夫妻之间，父子或父女之间关系很疏远”，在那些日子，“交流很困难，成员之间的情感纽带也不这么紧密，人际关系也有距离”。但是现在，父亲下班回家后，和亲爱的家人们一起消遣，“大家都聚集在他周围，他看着孩子们嬉戏，面露喜色；他因为了解他们而感到自豪，因孩子们取得的成绩而感到高兴。”对于这种前所未有的释放，维伦纽瓦感到非常愉快：对于一个父亲来说，“与家人共度夜晚是纯粹、完全的幸福”。四十年后，约翰 · 斯图亚特 · 穆勒在他的一篇著名短论中重申了这个喜人的断言，“日常生活中，男人和女人的结合比从前更加密切，更加彻底，男人的生活更家庭化。从前，他们热衷的娱乐和消遣都是在男人们的群体中和男人们一起享受的。”但是现在，“文明的进步和观念的转变抵制了曾经占据男人休闲时光的粗鲁消遣方式和疯狂过激行为”，再加上，“（这一点必须提到）现代情感基调的转变，借把丈夫带回妻子身边的责任互惠原则的转变—已经使男人为了满足个人和社会需求，在很大程度上开始依赖家庭及其成员”。穆勒，一个诚实的辩论家，尽管他争论说自己反对女人的征服欲，所以是顶着压力夸张了她们的困境，但他依旧承认家庭生活少了几分粗鲁，多了几分亲昵。在这之前，麦考莱（Macaulay）在他著名的英格兰史第三章中就郑重地提出了这个积极的观点。1685年，主人殴打仆人、老师殴打学生、丈夫殴打妻子的现象还在不断发生。现在，19世纪50年代，所有这一切都改变了：“在英国，公共意见变得成熟的同时，也越发温和。在时代的变迁中，我们的民族不仅仅变得更智慧，而且更加友善—这样的表述实在令人高兴。”大量言辞溢美的模式化作品，由画家、诗人和新闻工作者们为了迎合中产阶级的交易而创作，并发表在以取悦读者为己任的期刊上。真的有像比德迈尔（Biedermeier）描述的那种图景—深深触动了他们沾沾自喜而又有些不安的心情：吃饱喝足、笑盈盈的父母和孩子们，其乐融融地围坐在温暖舒适的壁炉前或花园里的环形树荫下。偶尔，一位祖父母会慈祥地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