帛书老子校注

《老子道德经》世传今本种类很多，据元杜道坚《道德玄经原旨》张与材序云：“《道德》八十一章，注者三千馀家。”此说未免有些夸大。一九二七年王重民著《老子考》，收录敦煌写本、道观碑本和历代木刻与排印本，共存目四百五十馀种；一九六五年严灵峰辑《无求备斋老子集成》，初编影印一百四十种，续编影印一百九十八种，补编影印十八种，总计三百五十六种，将其所集，辑于一书。《老子》传本虽多，时代不古，多属魏晋以后，汉代传本几乎绝迹。《汉志》载邻氏《老子经传》、傅氏《老子经说》、徐氏《老子经说》与刘向《说老子》四书，皆亡佚。严遵《老子指归》亦残阙将半。严书初见于晋常璩《华阳国志》，谓：“严遵，字君平，成都人也。雅性淡泊，学业加妙，专精《大易》，耽于《老》《庄》，著《指归》为道书之宗。”《隋志》载：“《老子指归》十一卷，严遵注。”唐谷神子序云：《指归》在“陈、隋之际，已逸其半，今所存者止《论德篇》。因猎其讹舛，定为六卷”。可见此书隋时已残阙不全，但是，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谓：“《老子指归》十三卷，右汉严遵君平撰，谷神子注。”不言阙佚，与谷神子序说相违。因各家所言互相抵牾，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判为后人赝托，列入伪书。自帛书《老子》出土之后，发现《指归》中有些经句虽异于今本，但同帛书《老子》相近，说明严书原并不伪，严灵峰、郑良树皆有辨证。书虽不伪，但其中经文多被后人窜改，而同河上本合流，原来面目已失，而名存实亡。

河上本初载于《隋志》，谓：“《老子道德经》二卷，周柱下史李耳撰，汉文帝时河上公注。”葛玄《序》言甚怪诞，谓河上公坐能升天，行动如神。唐刘知几对此书早有怀疑，他说：“今之所注《老子》是河上公，其序云：‘汉文帝时结茅庵于河曲，因以为号，以所注《老子》授文帝，因冲空上天。’不经之鄙言，流俗之虚语。《汉书·艺文志》著《老子》有三家，河上所释无闻焉。”近人卢文弨、马叙伦均宗刘说。今据帛书《老子》甲、乙本勘校，书中讹误尤多，不仅非汉人所为，而且晚于王弼。

魏王弼《老子道德经注》，初载于《隋志》，唐陆德明《经典释文》为之《音义》。宋晁说之跋云：“然弼题是书曰：‘《道德经》不析乎《道》、《德》而上、下之，犹近古欤？’其文字则多谬误，殆有不可识者，令人惜之。”熊克云：“克自求弼所注甚力，而近世希有，盖久而后得之，往岁摄建宁学官尝以刊行。既又得晁以道先生所题本，不分《道》、《德》而上、下之，亦无篇目，喜其近古，缮写藏之，乾道庚寅，分教京口，复镂以传。”可见弼注《老子》，宋时已不易得。钱曾《读书敏求记》未收王书，仅于河上公本下注云：“惜乎，辅嗣注不传，而独传此。书之日就散亡，惜哉！”今传王本出自《武英殿聚珍版丛书》，底本是明万历张之象刻本，参校《永乐大典》与《经典释文》而刊定。溯其源流，即来自宋晁说之所跋，熊克“复镂以传”之翻刻本。

唐傅奕校定《古本老子》，所谓“古本”，因其乃北齐后主高纬武平五年（公元五七四年）彭城人开项羽妾冢所得，宋范应元著《老子道德经古本集注》、元至元二十七年《陕西盩厔县楼观台道德经碑》，皆宗此本。今据帛书《老子》勘校，此书虽保存一些《老子》旧文，但已被后人改动甚多，书中讹误尤甚，宋谢守灏《老君实录》云：“《道德经》，唐傅奕考核众本，勘数其字。”可见书中讹误，多半是因傅奕“考核众本，勘数其字”所造成，经文多与王弼本相近。

《老子》传本数量虽多，但溯本求源，主要是由以上所述四种展转流传，其中又以王弼、河上公二本为盛。王注本文笔晓畅，流传在文人学者与士大夫阶层；河上公注本通俗简要，流行于道流学子与平民百姓之间。自玄宗开元御注本出，始创异本勘合之风，玄宗御注本即依违王弼、河上之间。兹后各家注释《老子》，无不选择“善本”，“善本”来源无非效法御注，即异本勘合，择善而取，美其名曰“校定”。傅奕校定之《古本老子》即其中一例。唐宋以后，各种版本展转传抄，彼此承讹袭谬，互相窜改，其结果经文内容皆同流合一，大同小异，区别仅限于衍文脱句或虚词用字。阅读今本《老子》，虽明知其误，却无法核证。故仅依今本勘校，找不出任何问题。

一九七三年冬，湖南长沙马王堆第三号汉墓出土的帛书《老子》甲、乙本，是目前所见古老的两种抄本。其中一种用篆书抄写，名为甲本；另一种用隶书抄写，名为乙本。甲本无避讳，乙本避“邦”字讳，说明两本抄写时代不同。甲本抄写在刘邦称帝之前，乙本抄写在刘邦称帝之后，距今均两千馀年，皆属汉初。甲、乙本各有特点，诸如经文句型、虚词，及其所用古今字、假借字等均有差别。句型：甲本“此之谓玄德”，乙本作“是谓玄德”；甲本“故曰为道者非以明民也”，乙本作“古之为道者非以明民也”。虚词：甲本“为者败之，执者失之”，乙本作“为之者败之，执之者失之”。甲本多用古字，乙本用今字。如乙本“祸”，甲本写作“”；乙本“货”，甲本写作“”；乙本“槁”，甲本写作“”。诸如此类差别不下二百馀处，贯串全书始末，足以说明甲、乙本来源不同，代表汉初两种不同古本。应当说这是中国考古发掘工作中一项重大收获。

本书选用王弼本作为勘校帛书《老子》甲、乙本之主校本，是经过反复考察之后确定的。今传王本主要是明张之象本，书中讹误确实不少，洪颐煊《读书丛录》谓：“王注出于明代，或后人掇拾为之。”朱谦之用其与河上本比较，指出王本劣于河上者有六点。但是，今同帛书《老子》甲、乙本勘校，事实并非如此，过去朱氏所指王本之劣者，正是它的优点。如第五十一章，王本“亭之毒之”，河上本作“成之熟之”。朱氏认为“河上本于义为优”，岂不知帛书《老子》甲、乙本均作“亭之毒之”，与王本相同，河上本作“成之熟之”，则为后人所改。第九章王本“功遂身退天之道”，河上本作“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朱氏谓王本有脱误，岂不知帛书《老子》甲、乙本均与王本同，河上本“成名”二字乃后人增入。第十三章王本“何谓宠辱若惊，宠为下”。朱氏谓王本讹误，河上本作“何谓宠辱，宠为上，辱为下”（按今河上本无“宠为上”三字，朱氏据景福碑言之），岂不知帛书《老子》甲、乙本此文正作“何谓宠辱若惊，宠为下”，与王本同，朱氏所说有误。第五十五章王本经文作“蜂虿虺蛇不螫”，注文作“故毒虫螫之物，无犯于人也”；河上本经文作“毒虫不螫”，注文作“蜂虿蛇虺不螫”，王本经文而与河上本注文相同。朱谦之将此差异视为王本后于河上本之铁证。他说：“河上本‘毒虫不螫’，王本作‘蜂虿虺蛇不螫’。案此六字乃河上公注，王本误以河上公注羼之，此为王本后于河上之铁证。”岂不知帛书《老子》经文即作“蜂虿虺蛇不螫”，与王本完全一致，河上公则把王弼释“蜂虿虺蛇”之注文“毒虫”二字窜入经文内，误作“毒虫不螫”；又将经文“蜂虿虺蛇不螫”误入注文中。经勘校证明，事实恰与朱说相反，此却成为河上本后于王本之铁证矣。诚如前文所述，王本也并非尽善，同帛书《老子》勘校，除多处与河上本存有相同的讹误之外，也有不及河上本者。如第十五章河上本“俨兮其若客”，与帛书《老子》相同，则王本“客”误作“容”。第二章河上本“长短相形”，亦与帛书《老子》同，王本“形”误作“较”。诸如此类皆因抄写致误。但是，与河上本之讹误相比，犹如小巫见大巫。为了弥补这一缺陷，除以王本作为主校本外，另选用敦煌写本、道观碑本及历代刊本计三十三种，作为参校本。参校本之名称与版本均见校本书目。

帛书《老子》甲、乙本在当时只不过是一般的学习读本，皆非善本。书中不仅有衍文脱字、误字误句，而且使用假借字也极不慎重。出土时又因自然损坏，经文均有残缺。但是，它的珍贵，主要是抄写的时间早。近古必存真，因而较多地保存《老子》原来的面貌。尤其是同墓出土两个来源不同的古本，不仅可相互印证，而且同时用两个古本一起勘校今本，对订正今本讹误，更有价值。

通过勘校证明，世传《老子》诸本，经文皆有讹误，被后人改动之处甚多，往往因一字之讹，则经义全非。如今本“无为而无不为”句，世传本中出现次数不同而皆有之，已成《老子》中之名言。但在帛书《老子》甲、乙本中，均无此痕迹。帛书《老子》只有“无为而无以为”，而无“无为而无不为”。“无为而无不为”本不出于《老子》，它是汉初黄老学派之产物。从而可见，今本中类似这种统一性的共存讹误，如非汉帛书《老子》甲、乙本出土，则根本无法发现。

《老子道德经》一书是战国初年的作品，先秦时代之《庄》、《列》、《韩非》、《吕览》等书皆有征引。《汉志》所载邻氏《老子经传》、傅氏《老子经说》、徐氏《老子经说》，均早已不传；帛书《老子》甲、乙本，皆为汉初遗物，是目前所见《老子》早的古本。勘校此书的目的，只求依据帛书《老子》甲、乙本勘正今本伪误，澄清其中是非，以恢复《老子》经文真旨。愚自知寡陋，不敢妄作，惟裒众议，择善而从；偶有所得，略述浅识，以备参考。非常感谢张岱年先生在百忙中为我审阅书稿，指出破绽，并帮我弥补，又赐之序。曾蒙英国王宽诚学术基金的资助，使我有机会于一九八九年访问伦敦大学，该校亚非学院图书馆与英国伦敦图书馆向我提供了所藏有关《老子》的一切资料，此书几乎有一半的工作，是在那里完成的。特别感谢的是汤姆森（P.M.Thompson）教授和艾兰（Sarah Allan）博士，他们为我组织了多次研讨会，给我很大帮助。限于作者水平，书中谬误势所难免，恭请师友批评指正。

一九九○年九月高明识

1973年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帛书《老子》甲、乙本，较多地保存了《老子》的原貌。本书以王弼《老子注》本为主校本，以敦煌写本、道观碑本、历代刊本共计33种版本为参校本，根据帛书《德经》在前、《道经》在后的篇次，参考今本章次，依次按照帛书甲、帛书乙、王本的顺序分句分段抄录，详细对比和校勘，并对异文进行辩证，对经义进行解释，实现了勘正《老子》今本讹误，澄清其中是非，恢复经文真旨的目的，是一部研究帛书《老子》的扛鼎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