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古探微

　　四十年的中国史缘
　　 ——伊沛霞访谈录（2010年）
　 
　　姚平

　　在西方中国史学者中，伊沛霞(PatriciaBuckleyEbrey)教授以其对中国史之融会贯通、开妇女史研究之先河以及将社会生活史引进美国大学教材而备受尊仰。她所撰著的《剑桥插图中国史》、《内闺：宋代的婚姻与妇女生活》、《早期中华帝国的贵族家庭》等书在国内学界也非常有影响。伊沛霞教授的学术生涯不仅反映她的才智和勤奋，更重要的是，它在多方面折射了美国中国史研究领域半世纪以来由汉学(sinology)转向中国学(ChineseStudies)的过程，以及美国多元文化运动和女权主义运动对学术界和高等教育的影响。
　　伊沛霞教授于1968年毕业于芝加哥大学，同年考入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研究生课程，专治中国中古史。1970年获硕士学位，1975年获博士学位。1970年代正值美国历史学界的活跃阶段，伊沛霞教授对当时的史学理论发展的兴趣和思考使得她成为最早从社会史的角度去研究中国历史的西方学者之一。1973年至1997年间，伊教授在伊利诺大学东亚系和历史系执教。二十五年间，她从一位默默无闻的临时教员起始，最后成为伊大的杰出终身教授和美国中国史研究的领袖人物。自1997年起，伊教授在西雅图的华盛顿大学执教，现为华大历史系终身教授。
　　1991年春我正在伊利诺大学读人类学博士时，有幸聆听伊沛霞教授讲授中国妇女史课，即刻决定转修历史，做她的学生。从我1992年入历史系至1997年博士毕业，伊教授言传身教，我也因之而对美国学者研究中国史的视角和切入点、他们对史料的运用、以及美国的中国史领域的研究动态有了比较全面的了解。1997年毕业后，我赴加州州立大学洛杉矶分校任教。虽然我们经常在学术会议上见面、交流，但这次采访是我第一次系统地向她请教她对中国史领域的总体观察和她对自己的学术生涯的回望。

　　姚平：我第一次修你的课是1991年春季你开设的亚洲研究专题讨论班——《中国妇女史》。自那时起，你对中国历史的执著和深谙一直让我很好奇，我很想知道你为什么选择中国史研究？
　　伊沛霞：其实我以研究中国为业并不是什么特别原因所导致的。直至高中毕业，我从未碰到过一位来自中国甚或是去过中国的人。在芝加哥大学读大一时（1965-1966年）,我在选择社会科学专业或人文科学专业上踌躇不定。我非常喜欢大一的社会科学必修课，我们阅读了马克思和韦伯等思想家的著作。如果我选择社会科学专业，则必须修一年学程的非西方文明课，当时我决定先选一门试试。我记得当时可选择的课程是俄国文明、印度文明、中国文明和日本文明。我觉得俄国文明太接近西方，便不经意地选择了中国文明。随后，我又“突发奇想”，决定修一门中文课。当时的课程指导老师认为，古代汉语早于现代汉语，因此，初学者应该首先修古代汉语。可能芝加哥大学是当时唯一一所如此教中文的学校。所以，大二时，我修的课是《西方文明》、《中国文明》（由顾理雅[HerleeCreel]、柯睿格[EdwardKracke]、何秉棣各教授一学期)，[顾理雅(HerleeGlessnerCreel,1905-1994),早期美国汉学和儒学领域开拓者、长年在芝加哥大学任中国史教授。柯睿格(EdwardKracke,Jr.,1908-1976)，美国宋史研究的奠基者,长年在芝加哥大学任中国史教授。何秉棣(1917-2012)，主治中国思想史，先后任教于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和美国芝加哥大学。]以及《古代汉语》(顾理雅授课)。我非常喜欢古汉语课。我们用的教科书是顾理雅自己编的：第一年从《孝经》学到《论语》，第二年学《孟子》，由柯睿格授课。当时我对《西方文明》课程也非常感兴趣，并觉得它比《中国文明》课程更为成熟。我想，中国史这个领域一定有很多非常有意思的方面可作探寻，因此也一定是一个机会很多的领域。所以，在大二结束时，我已全然决定研究中国史。同时，我也已决定要当一个大学教授，因为教授们的日子似乎很闲适。
　　姚平：你为什么选择妇女史研究？你对身为女性历史学家有何感受？
　　伊沛霞：妇女史与女历史学家其实是两个非常不同的问题，不过，我个人在这两方面的经历在很大程度上是大环境的变化造成的。我是在哥伦比亚大学读的博士，在1970-1971年间选择我的博士论文题目时，我绝对不会去想女性应该研究某种历史。我所希望的是成为一位历史学家，而不是研究女性的历史学家。我是女性，但我的性别与做历史学家没有关系。正如与我同辈的其他女性一样，我希望能证明，若平等待之，女性能胜任所有男性做的工作。在那些日子里，妇女力争女消防员被社会所接受，她们根本没有要求任何幼儿保育之类的特殊待遇。
　　至于在身为女性教授方面，我认为，随之时间的推移，这渐渐变得容易起来。在读博士课程时，我明显地感觉到，我的同学中的女性比例要远远超过哥大教授中的女性比例。当时大家以“夫人”（Mrs.）称呼东亚系唯一的一位女教授，而以“教授”称呼其他的男性教授。我想其原因是，对男性来说，“教授”意味着“一位男子”，因此，称一位女性为“教授”似乎很不自然。我在1973年刚到伊利诺大学执教时，整个亚洲研究课程（AsianStudiesProgram）没有一个女教师，而历史系也好像只有两位女性，其中一位还是当年刚招的。在许多场合下，我感觉到男教授们真希望我自动提出不参与他们的活动。不过，当他们逐渐习惯了我的存在后，一些男教授成了坚定的支持者，尤其当时已在伊大的两位中国史教授——魏侯玮(HowardWechsler)和易勞逸(LloydEastman)。[魏侯玮(HowardJ.Wechsler,1942-1986),美国唐代研究专家，耶鲁大学东亚研究博士，1969年至1986年任教于伊利诺大学历史系和东亚研究系。易勞逸(LloydE.Eastman，1929-1993),美国民国史专家，哈佛大学东亚研究博士，1967至1993年任教于伊利诺大学历史系和东亚研究系。]久而久之，随着与我同辈的男性教授的职务提升，对女性同事的接受也大有改善。与我同辈的男性教授往往在读博士时已经接触了不少女研究生，因此，与前辈相比，他们更容易与女性同事相处。
　　至于我进入妇女史研究领域，这绝对是因为受了美国妇女史和欧洲妇女史研究的影响。其实，我最初是在1980年前后因受到欧洲家庭史研究成果的启发而转入家庭史研究的，我认为家庭史是社会史的一个分支。到了1980年代后期，进一步转向妇女史似乎是一件顺理成章的事。

本书精选伊沛霞关于中国史的代表性论文11篇，是其从业治学五十年以来成果的集结。序言《五十年的中国史缘》为伊沛霞访谈录，将其治中国史之缘起、经过等，娓娓道来。论文11篇，所涉内容基本可以分为唐宋制度史、社会史、家族史、性别史等几个领域，既有伊沛霞年轻时所写的专题研究，如《唐代的书仪》（1985）、《宋代的火葬》（1900），也有体现近期研究成果的《朱熹在墨贴上的题跋》（2017）、《广而告之：宋代政府与大众的交流》（2019）等。附录所收姚平、张聪等人（伊沛霞的五位学生，亦即本书编者）的代表作品，不仅是伊沛霞教学成果的集中展现，也反映了西方汉学研究之薪火相传，以及海内外汉学界之学术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