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旅行者的中国书写

对于西方旅行者来说，中国是个超量。太多的地方可以旅行或征服，太多的事物可以体验、琢磨和描绘，还有太大的人群可以传播基督教。19世纪末立德（Archibald　Little）曾一路向西，越过“连绵的群山”访问西藏，他面前那一座接着一座、似乎看不到尽头的山脉既高大雄伟，但同时也令人沮丧。［1］他给自己的游记起了《峨眉山及更远的地方》（Mount　Omi　and　Beyond）这样的题目，从具体走向了某种隐秘，实在是一种无奈和浪漫的姿态。一个人，特别是一个外国人，如何与那样一个庞大的存在发生联系呢？衣修伍德（Christopher　Isherwood）在重读20世纪30年代写的中国游记后，感到自己的形象很可笑——“在中国的一个小我”。［2］傅勒铭（Peter　Fleming）则一开始就优雅地承认自己的不足，他在《独行中国》（Ones　Company：　　A　Journey　to　China）一书开头的“敬告读者”中写道：　中华文明有记录的历史长达四千年。中国的人口大致是四亿五千万。中国比欧洲还大。
本书作者二十六岁。他在中国前后总共七个月。他不会说汉语。［3］中国各个方面都是巨大的：　面积、人口、物种以及它所蕴含的问题和机遇。甚至它的衰落都是超常的。回看中国千年的辉煌历史，会使欧洲人、美国人感到自己不过是些后来者，也激励他们在对比之下思考自身所特有的现代性——这成为西方游记的一个重要主题。如果从外部来说，中国因为地域广大，历史悠久，文化和语言复杂而难以把握的话，那么从内部来看，中国人思想和感情的神秘也常常使外来者难以理解，甚至完全摸不着头脑。肯普（Elizabeth　Kemp）写道：“人们或许可以描绘出一个民族的灵魂——如果它很容易显露出来的话。但是了解和热爱中国的外国人会首先出来反驳这种可能性。”［4］
对于外国人来说，中国总能超出他们旅行、描绘、征服、贸易、盘点、讲演和惊叹范围之外。中国是一个深不可测的所在。19世纪40年代是中国开始被西方条约控制（至少是部分）的起始，但同时中国也在变得越来越让人捉摸不透。中国历史长河中的分裂和动乱只有在回顾时才能看到它们的意义。本书涵盖的时间段从第一次鸦片战争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在这百年中，中国的方方面面都发生了深刻和痛苦的变化，西方旅行者是这些变化的见证人，同时也部分地参与了这些变化。中国的帝制于1911年结束。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是否永久地改变了中国历史（如周恩来所说法国大革命改变了法国历史一样）还不能骤然下结论。
虽然对于西方旅行者，特别是游记作者来说，中国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但我们并不缺乏挑战者，不论是男性还是女性。1840年以来的一个世纪不仅是欧洲帝国主义高歌猛进的时代，也是大部分旅行者（他们的文本将在本书中讨论）文化自信心高涨的时代。西方国家在全世界范围的控制力和影响力似乎证明了武力、经济之外的文化优势。当时西方比中国更为富庶、强大、进步，对于很多人来说，西方还拥有一种中国人茫然无知的宗教真理。虽然这种文化自信并非来自专业知识，但它是19世纪大部分西方旅行者的共同特点，尽管我们会看到，在本书所讨论的部分20世纪作者心中，这一点渐渐有所动摇。
例如罗素（Bertrand　Russell），在经过了一次世界大战的灾难后，他在中国发现了“一种生活方式。如果全世界都采用这种生活方式，就会感到幸福快乐。”中译文摘引自田瑞雪译《中国问题》，北京：　中国画报出版社，2019年，第14页。——译者注［5］虽然他急于摆脱西方的优越感，但他仍然很乐于描绘他在中国的所见所闻以及自己的反应，并从这些观察中得出结论。例如此处他对通商口岸城市之中中国人和西方人的居住区的反差的描述：　人们常常会感觉自己突然从一扇门走进了另一扇门。旧城中有一种凌乱欢快的美；而欧洲人有洁癖，端着那种周日必去教会的正经八百的架子。两厢一对比，给人一种奇怪复杂的印象，可以说是又爱又恨。在欧洲人住的那一面，人们感到安全、宽敞、清洁。在中国人住的那一块，虽不失浪漫色彩，但拥挤不堪，疾病流行。虽然我喜欢中国，但经过这么一转换，总能让我意识到自己是欧洲人，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不意味着幸福快乐。但在采取所有必要措施减贫祛病后，我还是认为中国式生活能让中国人更幸福，而英国式生活却不能让英国人更幸福。不过，对于中国男人来说是这样，但对女人就不是了。中译文摘引自田瑞雪译《中国问题》，北京：　中国画报出版社，2019年，第80页。——译者注［6］这是一小段高端的“旅行记”，虽然它不是很典型，但还是展示了一些我们在其他很多旅行者那里可以看到的比喻和修辞手法——被道德化的风景，东西方之间的二元对立（这不仅体现在通商口岸的不同区域之间，也体现在欧洲的现代性和中国的“浪漫”的反差上）；作者文化身份和忠诚度的映射；伴随着强烈和永恒外在性的对于中国场景的欣赏；一种做出人种学和历史性泛泛之论的倾向；对于自己看到东西解释的某种不确定性；最后是对于中国性别政治的关注（几乎所有的旅行者都是如此）。

西方旅行者的书写塑造了中国日新月异的形象，而他们对中国的先入之见也影响了自己看待中国的方式。本书探讨了从鸦片战争直到新中国成立之前，多位知名的旅华游记作者在不同主题上对中国的印象，从书写中国的城市和风景，到欧洲人身处中国时所写的作品。通过研究不同的旅行者从各自的视角所描绘的这个古老传统大国，展示了西方人眼中的近现代中国是怎样的，以及当时的中国如何以自己的方式做出各种适应现代化的努力。研究者通过对这些具有代表性的游记进行深入分析和解读，使读者得以更透彻地了解这些游记的背景、角度和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