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中国历史学

引言

中国史学萌芽甚早，源远流长。若从孔子修撰《春秋》算起，至今已两千多年了。《春秋》之后，尤其秦代之后，历朝历代，无不有史，这一现象为世界其他国家民族所无法比拟。据估计，我国现存古籍之中，十之七八可以归入史部，中国史学之兴盛发达由此可见一端。难怪英人李约瑟谓：“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历史是万学之母后。”
引自陈启云：《治史体悟》，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45页。

在中国史学漫长的发展历程中，形成了一些相对固定、清晰的学术传统，代代相继，绵延不绝。一是著史撰史的传统。孔子笔削《春秋》，可以视为著史传统之发端。因为《春秋》已经超越了更早的《尚书》史料汇编的性质，也并非述而不作，只是整理鲁国的史料而已，而是寄寓着自己的政治理想，贯穿着自己的思想观念，因此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著作。所以孔子自叹“知我者其为《春秋》乎，罪我者其为《春秋》乎！”而司马迁的《史记》则更为典型。他追求“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史记》囊括从黄帝到汉武帝三千多年的历史，反映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为后世史学的典范。司马迁之后，撰史修史的活动代代接力，汇成著名的“二十四史”，代表了传统史学的正史范式。在正史的纪传体之外，中国古代的历史编纂还存在编年、纪事本末等多种体裁，这些史籍与正史一起构成了史部书籍的主干。上述历史编纂活动，均以一定的思想观念为旨归，或贯通上下古今，或总括一代之人事，都是一种综合性工作。这种历史编纂学的惯例，可以称之为中国史学的史撰传统。中国古代史学史上的标志性作品几乎都隶属于这种传统。

在这一传统之外，中国古代史学还有另一种传统，即考史注史的历史考据学传统，或可简称为史考传统。
汉代以后的历史考据学出现了史注、史考等形式。“借鉴儒家经书注解形式转变而来的史注，一般包括训释校勘文字，诠解名物制度典章，以及对史料、史实的考订、辨证、增补、评论等。可以说，史注乃是历史考据学在产生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形式。”“史注之外，以史考的形式著为专书考辨古史。”见葛志毅：《史学方法论与传统考据学》，《学习与探索》1990年第1期。历史考据学的发展演变，也参见王俊义：《清代学术探研录》，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427—435页；张文建：《论传统史学方法》，《中国史研究》1992年第2期。
史考不作系统性的大规模著述，而是专门从事具体史书史实的注释考订。与史撰工作关注历史过程和历史现象本身不同，史考工作聚焦于历史的记录，即史料和史书。史考观念同样源远流长，这一观念大概滥觞于春秋战国时期，孟子有“尽信书则不如无书”的说法。公羊、谷梁、左氏传注《春秋》，既有对《春秋》书法的注解，又有对其中史事的考证。三国时谯周撰《古史考》25篇，对史记中的史实错误进行订正，开考史专著之先河。但此书在宋元之际散佚。史注中的名作首推南朝刘宋裴松之的《三国志注》。其注对《三国志》原书进行补阙、备异、惩妄、论辩，对有关三国的文献史事，颇下了一番广集博采的搜考功夫。《隋书·经籍志》有刘宝的《汉书驳议》、姚察的《定汉书疑》，即最早的考证之作。历史考据学的真正发达是在宋代，这一时期对史料的考订批判达到一个新的水平。
详参邹志峰：《宋代历史考据学的兴起及其发展演变》，《文献》2000年第4期。王国维在《宋代之金石学》中指出：“考证之学亦至宋而大盛。”傅杰编校：《王国维论学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第201页。
司马光写定《资治通鉴》后，自为《考异》30卷，为考史之模范。史考之业至清乾嘉而大盛，钱大昕的《廿二史考异》、王鸣盛的《十七史商榷》、赵翼的《廿二史札记》，乃其荦荦大者。他们研究版本、校正文字、阐明训诂，考求其中的天文历法、地理沿革、职官制度等内容，解决了不少疑文晦义。乾嘉学者对旧史的清理，不但为利用史料史书提供了莫大的方便，还完善了考证的方法和工具，史考传统由此臻于极致。史考传统与史撰传统平行发展，并行不悖，共同构成中国古代史学的主流。

近代以来，尤其是进入20世纪之后，中国的史学传统经历了一系列的改造和重建。古代史学的史撰、史考两种传统都发生了一些变异乃至巨大变异，但这两种传统本身却并未中断，而是均获得不同程度的发展，呈现出新的样态。

古代的史撰、史考两种传统在近代实际上已演变为史观、史料两大派别。史观派注重理论思想，致力于大规模的编史著史工作；史料派崇尚材料，沉潜于具体史籍史实的细密考订。
周予同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新史学》中将现代史学划分为为史观与史料两派，其一偏重“史观”及“史法”，其一专究“史料”。周予同：《五十年来中国之新史学》，《学林》第4期，1941年2月，收入朱维铮编：《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增订本），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513—573页。余英时的《中国史学的现阶段：反省与展望》一文认为：“在现代中国史学的发展过程中，先后出现过很多流派，但其中影响最大的则有两派：第一派可称之为史料学派，乃以史料之搜集、整理、考订与辨伪为史学的中心工作；第二派可称之为史观学派，乃以系统的观点通释中国史的全程为史学的主要任务。”余英时：《中国史学的现阶段：反省与展望》，《史学与传统》，台北：时报文化出版公司，1982年，第1—29页。
史观派由20世纪初梁启超的“新史学”发端，依据进化论、民主观念重构中国历史，在体裁上也有重大突破，推广了章节体。
黄克武指出：在近代中国史学发展上，学者们持续地对主张“史料即史学”之科学史学加以批判，形成了一个不容忽略的发展趋向，梁启超的思想是这一思路的重要源头。见《百年之后当思我:梁启超史学思想的再反思》，杨念群、黄兴涛、毛丹主编：《新史学——多学科对话的图景》，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70页。
唯物史观派踵武其后，以马克思主义改造中国历史体系，编著新式通史成为其主要的存在方式。可以说，史观派的工作是通过编史著史来体现的。史料派始于清季民初罗振玉、王国维的甲骨金石之学，他们主张利用文字材料与实物材料相互参证以考明史实。五四时期胡适、顾颉刚发起的“疑古”运动，突破经学的束缚，以考证为基本手段，展开对史书史迹的审核辨伪，为乾嘉之后考证学的新高。1928年成立、代表官学正统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以扩充材料、扩充工具为中心，强调语言学、考古学的地位，同样是考证学的重镇。1949年后，史料派进入长期的蛰伏沉寂状态。直到20世纪90年代国学复兴，考证活动再次大张旗鼓地铺开。

分别承袭史撰、史考两种传统的史观、史料两大派别长期以来并非和平共处，相安无事，而是由于意识形态因素的强力介入一直处在冲突对立之中。百年中国史学史，可以说是史料派与史观派的对抗史。在这场世纪较量中，在某些极端时期，两大史学阵营中的学人几乎谁都不拿正眼看对方，谁得势就压对方，入主出奴，是丹非素。20世纪初，“新史学”思潮来势迅猛，摧枯拉朽，沿循传统路径补史考史的活动被视为旧学之残余，成为革命的对象，在被打倒之列。五四前后，高举科学旗帜的史料派以新面目登上史坛，到二三十年代，已然居于主流地位。有人认为，自1917年蔡元培任北京大学校长时起至1949年止，“疑古学派几乎笼罩了全中国的历史界……当日在各大学中的势力几乎全为疑古学派所把持”
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增订本），北京：科学出版社，1960年，第22—27页。。
这种观察与感受当然有问题，因为“笼罩了全中国的历史界”的，不仅有疑古学派，还有或者说更主要的是“史语所派”，把持各大学势力的更不仅只疑古一派。但如把上面引文中的“疑古学派”换成“史料派”，则这种观察和感受就相当准确了。在社会史论战中一度出尽风头的史观派当时的确被排斥在主流学术界之外，他们的文章多发表在当时二三流的杂志上，著作多出版在声望不高的书店，名牌大学也根本没有他们的讲席。更重要的是，他们的成果受到主流学术界的蔑视。1945年出版的由史料考订派主持撰写的《当代中国史学》一书，编者自认为是一部1840—1945年百年史学史的总结。在这一总结中，史观派几乎没有任何地位，除肯定了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外，没有任何一位史观派学人和史观派的著作(即使产生了重大社会影响)入围，甚至有的章节直接把史观派学人看作“宣传家”而非“学问家”，认为他们的研究除了“贡献混乱”外，没有其他值得一提的，显示出史料考订派的傲慢与自负。

但随着一场翻天覆地的社会大变动的到来，史学界也乾坤倒转。史观派从边缘进入中心，从异端变为正统，从“旁门左道”摇身成为主宰。史料派则被一步步地放逐到史学界的边缘，到1958年的“史学革命”，他们多数又被当作“白旗”拔掉，他们的治学路数和成果也被轻蔑地视为价值不大的“繁琐考据”，以致在被当作“繁琐考据”典型——考证洪秀全有无胡子——的例子中受到尽情的嘲弄与奚落。1949年至1958年的历史学可以视为史观派与史料派漫长冲突的余波，而从1959年以后史学界的冲突则转化为史观派内部的对抗。这时，史料派已被完全打倒，史观派的内部争端遂上升为主要矛盾。但史料考订派并未完全销声匿迹，在适宜的环境里仍顽强地显示自己的存在。20世纪60年代初，当史观派因“以论带史”的口号颇失颜面时，史料派适时地发出了“论从史出”的呼声为自己的存在辩护。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当史观派因“影射史学”而发生信誉危机时，史料派则进而倡导“回到乾嘉去”，表达出自己要重返中心的愿望。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政治、经济、文化格局的全面变动，学术界重振“国学”的声浪日甚一日，调整学术谱系的呼吁不绝于耳，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对王国维、陈垣、顾颉刚特别是陈寅恪等史学大师的纪念活动愈演愈烈……在这一切的背后，是史学界人心的变动，史料派向中心的大步复归，标志着史料派与史观派的抗争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两大史学流派的冲突并没有随着时代的变动而止息。

史料史观两派冲突的根源究竟何在？最根本的可能源于对史学性质的不同认识。对这一问题的不同回答，形成了百年来不同的主要思潮和学派。假如认为“史学只是史料学”，那么就是史料考订派，假如认为史学是寻求规律的科学，最重要的是史观和解释，那么则可能是史观派。对于这一问题的不同理解，也导致了研究门径和方法的不同。将历史学作为史料学和文献学，考证则是最主要的方法；将史观作为史学的生命，则致力于对历史现象和历史过程的解释，就离不开援用社会科学理论和方法。广而言之，综观20世纪中国史学的风云变幻、波澜起伏，总离不开一个史学是什么的问题。

那么，我们究竟如何理解“史学”？乾嘉时期的章学诚早已开始思考这个问题了：“整辑排比，谓之史纂；参互搜讨，谓之史考，皆非史学。”
《文史通义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524页。
所谓“史考”，当是今天的“考证”；所谓“史纂”，当是今天的“编纂”。清季及民初史学界，无论是沿清代考据之学疑古之风，从事古史整理与辨伪者；还是沿清代赏鉴古玩好嗜金石之风，进而为殷墟甲骨流沙坠简之研究者；抑或应用西洋考古、地质、人类等科学以从事发掘，而作史前文化之研究者等，都是所谓比次之书，考索之功，即史料的搜集、整理与考证。
金兆梓：《通史新诠》，《新中华》第4卷第19期（1936年10月）。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大陆史学界编纂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系列，可能相当于章学诚所谓的“史纂”，而“千千万万在各种学报中”发表的论文，在人们看来，则“都是史考”，“不是史学”，
余英时：《史学、史家与时代》，《文史传统与文化重建》，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第129页。
有的学者之所以不赞成单纯的“史考”，就是因为不认同“史料即史学”的主张，包括由此衍生出来的“证而不疏”的戒律，认为“在‘史学即史料学’的理论支配之下……‘证’的范围则退缩到材料的真伪这一点上”，而“在这种情形下，真正的史学研究是无从开始的”，
余英时：《中国史学的现阶段：反省与展望——〈史学评论〉代发刊词》（1979年），《文史传统与文化重建》，第365页。
不仅如此，还会由此产生“太重视小的考证”，“常常忽略了大问题”，以及“对于时代完全不管，为史学而史学，为考证而考证，为学问而学问”等若干流弊。
余英时：《史学、史家与时代》，《文史传统与文化重建》，第123页。
总之，“证据”“材料”“实证”不等于“史学”。

史学离不开实证，“拿证据来”“跟着证据走”当然是史学的戒律。但是，“拿证据来”“只是研究历史的必要条件，却不是充分条件”，
唐德刚：《胡适杂忆》，北京：华文出版社，1992年，第147页。
或如张荫麟所言：“理想之历史须具二条件：（1） 正确充备之资料；（2） 忠实之艺术的表现。”
张荫麟：《论历史学之过去与未来》，《学衡》第62期（1928年3月）。
实证研究只能证实或证伪某些“名物训诂”中的问题及史事的搜求与确定等局部的或范围有限边界清晰的问题，如竹书《周易》、帛书《周易》与传世《周易》的异同等问题。问题一旦超出这一范围，就不是实证方法所能解决而非得援用一定的学理来说明不可，这就进入了解释的层面，——在这一层面上非“史观”即较大规模的“预设”不能为功。且不说一些大型问题如确定社会形态不是“拿证据来”所能应付，即使是一些中型甚至小型问题也非“拿证据来”所能完全奏效。如孔子诞生的时间问题可以实证，儒学长期主导中国社会的原因问题却是“实证”不出来的。回答这种小型问题，亦必须要么援用“唯心史观”，要么依据“经济决定论”，要么借用马克斯·韦伯的相关概念。这也就是顾颉刚当年所坦言的：“我感觉到研究古史年代、人物事迹、书籍真伪，需用于唯物史观的甚少……至于研究古代思想及制度时，则我们不该不取唯物史观为其基本观念。”
罗根泽编著：《古史辨》第4册《顾颉刚先生序》，引文据《顾颉刚古史论文集》第1卷，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241页。

历史学的首要任务当然是收集和考订资料，但历史决不等于资料，包括那些至为准确的资料，——历史存在于资料的背后。可以说，真正的历史研究开始于资料全部考订准确清楚之后。把史料学等同于历史学，就是把手段等同于目的，把前提等同于派生物，把砖瓦砂石等同于房屋，把布帛针线等同于衣服，把五谷杂粮等同于美酒，把猪羊狗牛等同于佳肴，把桑叶等同于蚕丝，说“史学只是史料学”，事实上是对史学本身的取消。“只有充分的记录，不算历史的真实；必有充分的解喻，才算历史的真实。”
《李大钊史学论集》，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210页。
“真正的历史只有当历史学家穿越时间的屏障开始解释活生生的人时才得以存在。”
〔德〕卡西尔：《人论》，甘阳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第246页。
那么，“史学”究竟是什么呢？那就是“以人为中心”“以生活为中心”“以时代为中心”的历史研究，也就是说，“真正的史学，必须是以人生为中心的，里面跳动着现实的生命”。
余英时：《史学、史家与时代》，《文史传统与文化重建》，第123、124、129页。
换言之，史学不是以“史料”为中心的历史研究，而是以“历史”本体为中心的历史研究，——历史本体就是现实人生，而这，既需要“史料”，也需要“史观”也即“理论”，——作为历史本体的现实人生没有某种“理论”作参照与工具是永远无法说明的。20世纪，各种社会科学理论之所以风起云涌，一派繁荣，原因即在于此。“史学”究竟是什么，也许我们今天也不能定于一是，但“史学”之中必须既包含史料，也包含史观，还包含方法，则已无须多说，殆无疑义。总之，史料与史观、考据与义理、实证与阐释、思想与事实、见识与功力、综合与分析、宏观与微观、抽象与具体，犹如鸟之双翼、车之两轮，缺一便无法构成完整的史学。

……

《20世纪中国历史学（修订版）》系探讨20世纪中国史学演变的专门之作。全书以史料派、史观派的分野作为内在线索，将百年中国史学分为1900—1929年、1929—1989年、1989—2000年三个时期，从“问题”出发，以“新史学”与“新汉学”的百年轮回为主线，主要立足于这一时段各派史家对史学内涵的不同理解，以及由此造成的理念、方法、门径上的分歧，进而就这种差异对史学建设所产生的实际效果加以分析，勾勒出20世纪中国史学发展的基本轮廓，填补了中国现代史学研究的一项空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