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简史

民国十三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新学制高中本国史教科书》系鄙人所编。出版之后，征诸各方面的评论，似乎都以为尚属可用，惟间有嫌其太深的。鄙人自行覆视，似乎过深之处，尚不甚多。惟（1） 该书系用文言；（2）叙述力求揭举纲要，其详则留待教师的指示和学生的参考，因此措语较为浑括，而读之遂觉其过深。所以前书的嫌深，在内容一方面，关系尚少；在文字一方面，关系转觉其较多。所以此次编纂，改用白话；叙述亦力求具体，少作概括之辞。无论是教师还是学生，使用起来，该都较前书为便利。
白话易于了解，在其（1）语调和（2）述说的顺序，都较文言为接近。至于名词，倒是无甚关系的。况且名词是万不能译作白话的。所以此篇都一仍其旧。至于语句，似乎可以随便些。然亦有含义繁复，勉强改译，必致失真的。如第三编第六章注中所引汉刺史所奉六条诏书是。又有需就其原文加以考释的。第二编中所引经子，此例特多。此等处若教师能明白讲解，学生能细心体会，原亦无甚难解。况且此等用语，自己读史时，亦总是要遇到的。在高中时期，亦应有相当的训练。所以此编亦一仍其旧。此等皆有删节，无改易。必不得已，宁可再下解释。此外还有一种，是历史中特别精彩，或足以振起精神的文字，间引一二，以助读者的兴味。如第三编第十一章所引
《史记·平准书》，第三十六章所引司马光疏语，第四十七章所引《明实录》是。
鄙人对于中国史分期的意见，具见前书例言中。
《教材大纲》，分期之法，和鄙意无大出入，故即遵照编纂，以期划一。至于每一时期之中，又可分为数小期，则其意见，具见第一编第四章中，兹不赘述。
本书编纂，虽系自古至今，依着时间的顺序排列，然使用之时， 即先授第四、第五编——近世史、现代史——亦无不可。因为近世和现代的事，和眼前的生活较为切近，学生容易了解，亦容易有兴味。固然，史事系逐步发展，读后世史，必须溯其源于古，乃能真实了解。然必先觉有兴味，乃能引起其探求之心，而读古代史时，得后世史事，以资比较，亦更容易了解——因为古代史多是残缺不全的，而带神话、传说等性质亦较多。
一部十七史，从何说起，昔人早有此感慨。何况今日，史实愈繁，一因史实的累积，一因观点的不同，而史料增加。中等学生，又非专门研究之家，要在仅少时间中，探源于既往以说明现在；所举示的，既不能失之繁芜，又不能过于漏略；既不能失之艰深，又不能过于肤浅，这事谈何容易？无论何人，编纂起来，恐亦不敢自信，何况如鄙人的浅学。兹编所注重：（1）为一时代中重要之事，如汉之外戚、宦官，唐之藩镇。（2）则其事对于现在社会，仍有直接影响的， 如明、清两代的制度，叙述均较详。其余则较略。无甚关系之事，或径从删削，以免头绪纷繁之病。其有不能不叙及以备始末的，则存之于注。
史事叙述，最宜忠实。有等事，逐细叙来，似嫌琐屑，然一经改作概括之语，便不免于失真。本书于此等处，宁任其稍繁，不敢以意改易。但亦有宜避其过繁以节省学者的脑力的。以最经济的方法，俾实录》是。
鄙人对于中国史分期的意见，具见前书例言中。
《教材大纲》，分期之法，和鄙意无大出入，故即遵照编纂，以期划一。至于每一时期之中，又可分为数小期，则其意见，具见第一编第四章中，兹不赘述。
本书编纂，虽系自古至今，依着时间的顺序排列，然使用之时， 即先授第四、第五编——近世史、现代史——亦无不可。因为近世和现代的事，和眼前的生活较为切近，学生容易了解，亦容易有兴味。固然，史事系逐步发展，读后世史，必须溯其源于古，乃能真实了解。然必先觉有兴味，乃能引起其探求之心，而读古代史时，得后世史事，以资比较，亦更容易了解——因为古代史多是残缺不全的，而带神话、传说等性质亦较多。
一部十七史，从何说起，昔人早有此感慨。何况今日，史实愈繁，一因史实的累积，一因观点的不同，而史料增加。中等学生，又非专门研究之家，要在仅少时间中，探源于既往以说明现在；所举示的，既不能失之繁芜，又不能过于漏略；既不能失之艰深，又不能过于肤浅，这事谈何容易？无论何人，编纂起来，恐亦不敢自信，何况如鄙人的浅学。兹编所注重：（1）为一时代中重要之事，如汉之外戚、宦官，唐之藩镇。（2）则其事对于现在社会，仍有直接影响的， 如明、清两代的制度，叙述均较详。其余则较略。无甚关系之事，或径从删削，以免头绪纷繁之病。其有不能不叙及以备始末的，则存之于注。
史事叙述，最宜忠实。有等事，逐细叙来，似嫌琐屑，然一经改作概括之语，便不免于失真。本书于此等处，宁任其稍繁，不敢以意改易。但亦有宜避其过繁以节省学者的脑力的。以最经济的方法，俾《唐书·地理志》所载贾耽所记入四夷之路，其中重要的地名，都用原名而释以今地；其较不重要的，则但以今地名示其路线的概略，即其一例。
讲历史是离不开考据的。考据无论如何精确，总只是考据，不能径作为事实，这是原则。但亦有例外。如佛教的输入，断不能将宗教家的传说，即认为事实，后人考据的结果，其势不能不采。第三编第十章，这看似例外，其实此等传说，不能认为事实，亦正是史学上的公例。但鄙人于此等处，必格外谨慎，所采取的，必系前人的成说， 大略为众所共认的，决不羼以自己的意见。且必著明其如何考据而得，俾学者并可略知考据的方法。
考据宜避琐碎，这不是对专门家说的话。专门家的考据，正以愈琐碎而愈见其精详。因为有许多大事，系联结小事而成；又有许多大关系，是因小节目而见的，但这亦不是对中学生说的话。教授中学生的材料，若过于琐碎，他不知其在全局中的关系，就不免游骑无归， 变为徒费脑力了，而且易入于歧途。此篇于此等考据，概不阑入。所釆取的，都是能发明历史上重要事实的真相；或则贯串许多事实，示人以重要概念的。如顾亭林先生的《日知录》，赵瓯北先生的《陔余丛考》等，所采较多。
对于考据问题，一个人的意见，往往前后不同，这是无可如何的事。此书的编纂，距离编新学制高中教科书时，将近十年了。鄙人的意见，自亦不能全无改变。如汉族由来，鄙人昔日主张西来之说，今则对于此说不敢相信。又如伏羲氏，鄙人昔亦认为游牧时代的君主， 今则以为黄帝居河北，系游牧之族；羲、农之族居河南，自渔猎径进于耕稼，并未经过游牧的阶级。又如尧、舜、禹的禅让，昔日认为绝无其事，今则对此的意见，较为缓和。此等处，一一都将旧说改正。自信今是而昨非。但亦不知今之果是乎？非乎？惟有仰望大雅弘达的教正而已。
编教科书，自不宜羼入议论。但此亦只指空论或偏激穿凿之谈。至于正确的理论，成为读史的常识的，则不徒不在禁例，并宜为相当的输入。又利用历史以激发人民的爱国心等，亦为有失忠实之道。但此亦以与史实不合者为限。至于陈古可以鉴今，读了某种史实，自然会感动奋发的，自亦不在此例。又贯串前后，指示史事的原因结果， 及其变迁之所以然的，则看似议论，实系疏通证明的性质，其不能强指为主观自更无待于言了。本书从表面上看，似乎有发议论之处，实皆谨守此三例，所以自信为尚无臆逞之弊。
历史的有年代，犹地理的有经纬线。必一见纪年，即能知其事在时间上的位置，方为有用。准此以谈，旧日用君主年号纪年之法，其不能适用，自然无待于言，前编新学制教科书时，系用民国纪元；辛亥以前，均用逆计。此法年代的先后，固亦可一见而知；惟逆计太多，亦总觉其不便。此编径用公元，以便用世界史互相对照。中国历史纪年，是否应径用公元，自亦成为一问题。但就目前的情形而论， 则似乎此法较为便利，所以本编用之。好在教科书本应时时改良， 并不是有永久性质的。
历史、地理两科，关系极密。治历史的人，必先明白地理，次则历代的政治区划，亦宜知其大概；然后任举一地名，大略知其在何处，即能知其有何等关系。关于前者，宜在地理科中致力。后者宜时时翻阅历史地图。本书第一编第三章，所举历代政治区划的大概，自信尚属简要。一时固不必强记，如能用作纲领，参考他种书籍，多和读史地图，对读几过，似于读史不无裨益。
吾国书籍，向分经、史、子、集四部，这原不过大概的分类。何况今日，史学上的观点，和从前不同，一切书籍，都应用平等的眼光，认作史材。编历史的人，所引据的不能限于史部，自更无待于言。兹编引据之例，即系如此。所引的书，自信都较为可信；引据的方法，自信亦尚谨严。教者如能善为启示并可使学生略知判别书籍及引用书籍的方法。
读史地图、年表、系谱，都是读史者当备的书，所以本书中不再附入。偶或附入，则是普通图谱所不具；或则读课文时必须对照的。有时径以此代叙述。改求简明，亦以养成读图谱的能力。

《中国简史》（精装版）原名《白话本国史》，是吕思勉先生的成名作品。全书分绪论、上古史、中古史、近代史、现代史、结论六篇，条理清晰，叙述了从三皇五帝到近现代中国历史的发展情况。他一改形式上的长篇大论，篇篇短小精悍，读起来毫无疲累感；内容上条理清晰，见解新颖、独到；文字通俗易懂，毫无晦涩难懂之感。

吕思勉

(1884-1957）

字诚之，江苏常州人。知名历史学家，与陈垣、陈寅恪、钱穆并称“史学四大家”。曾在常州府中学堂、苏州东吴大学、上海沪江大学、上海光华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等校任教。吕思勉在通史、断代史和专门史领域都有著作传世，代表作品有《中国通史》《秦汉史》《中国制度史》《三国史话》等。

第一章 历史的定义和价值

历史是怎样一种学问？究竟有什么用处？

从前的人，常说历史是“前车之鉴”，以为“不知来，视诸往”。前人所做的事情而得，我可奉以为法；所做的事情而失，我可引以为戒。这话粗听似乎有理，细想却就不然。世界是进化的，后来的事情，绝不能和以前的事情一样。病情已变而仍服陈方，岂惟无效，更恐不免加重。我们初和西洋人接触，一切交涉就都是坐此而失败的。

又有人说：历史是“据事直书”，使人知所“歆惧”的。因为所做的事情而好，就可以“流芳百世”；所做的事情而坏，就不免“遗臭万年”。然而昏愚的人，未必知道顾惜名誉；强悍的人，就索性连名誉也不顾。况且事情的真相，是很难知道的。稍微重要的事情，众所共知的就不过是其表面；其内幕是永不能与人以共见的。又且事情愈大，则观察愈难。断没有一个人，能周知其全局。若说作史的人，能知其事之真相，而据以直书，那就非愚则诬了。又有一种议论，以为历史是讲褒贬、寓劝惩，以维持社会的正义的。其失亦与此同。

凡讲学问必须知道学和术的区别。学是求明白事情的真相的，术则是措置事情的法子。把旧话说起来，就是“明体”和“达用”。历史是求明白社会的真相的。什么是社会的真相呢？原来不论什么事情，都各有其所以然。我，为什么成为这样的一个我？这绝非偶然的事。我生在怎样的家庭中？受过什么教育？有些什么朋友？做些什么事情？这都与我有关系。合这各方面的总和，才陶铸成这样的一个我。个人如此，国家社会亦然。各地方有各地方的风俗，各种人有各种人的气质。中国人的性质，既不同于欧洲人；欧洲人的性质，又不同于日本人。凡此都绝非偶然的事。所以要明白一件事情，必须追溯既往；现在是绝不能解释现在的。而所谓既往，就是历史。

所以从前的人说：“史也者，记事者也。”这话自然不错。然而细想起来，却又有毛病。因为事情多着呢！一天的新闻纸，已经看不胜看了，然而所记的，不过是社会上所有的事的千万分之一。现在的历史，又不过是新闻纸的千万分之一。然则历史能记着什么事情呢？须知道：社会上的事情，固然记不胜记，却也不必尽记。我所以成其为我，自然和从前的事情，是有关系的；从前和我有关系的事情，都是使我成其为我的。我何尝都记得？然而我亦并未自忘其为我。然则社会以往的事情，亦用不着尽记；只须记得“使社会成为现在的社会的事情”，就够了。然则从前的历史，所记的事，能否尽合这个标准呢？

怕不能罢？因为往往有一件事，欲求知其所以然而不可得了。一事如此，而况社会的全体？然则从前历史的毛病，又是出在哪里呢？

我可一言以蔽之，说：其病，是由于不知社会的重要。惟不知社会的重要，所以专注于特殊的人物和特殊的事情。如专描写英雄、记述政治和战役之类。殊不知特殊的事情，总是发生在普通社会上的。有怎样的社会，才发生怎样的事情；而这事情既发生之后，又要影响到社会，而使之政变。特殊的人物和社会的关系，亦是如此。所以不论什么人、什么事，都得求其原因于社会，察其对于社会的结果。否则一切都成空中楼阁了。

……

（1）钱穆写作《国史大纲》曾向他请教，易中天撰写《品三国》时，曾几百次引用他的观点。与钱穆、陈垣、陈寅恪并称“史学四大家”。

（2）本书以吕思勉《中国简史》优秀版本为蓝本进行编校，品质有保障，内容更可靠。

（3）上古史—中古史—近代史—现代史，从传说中的三皇五帝到近现代，包罗中国五千年□□，系统呈现中华五千年文明史。

（4）入门级□□作品，民国优秀读本。

（5）内附中国□□图谱，一张图让你秒懂中国□□发展脉络。

（6）锁线精装，封面特种纸，内文高档纯质纸，高颜值精致装帧。摊开阅读，不掉页。

《中国简史》是一部中国历史的大百科全书，它贯通三皇五帝、夏商周、春秋战国、秦汉三国至明清民国等各个时代，涵盖政治、经济、制度、文化、社会等各个领域，涉及的历史、地理等方面的专门知识，都是一般工具书里不易查到的。在形式上它一改长篇大论的说教，篇篇短小精悍、易读易解，无半点枯涩呆板，内容上更是条理清晰，见解也极为独到新颖，可以说是吕思勉极为通俗的一部中国通史读本。本书主要有以下几个特色：1.从三皇五帝到20世纪20年代，作者叙述了其间中国的历史大势、制度沿革、文化发展，梳理时代的兴衰变迁。2.内容上条理清晰，见解新颖独到，文字叙述上简洁流畅，通俗易懂。3.装帧精美，高档纸印刷，便于收藏。

顾颉刚

中国史的写作，到迄今为止，出版的书虽已不少，但很少能够达到理想的地步，本来以一个人的力量来写通史，是很困难的事业，而中国史上须待考证研究的地方又太多，故所有的通史，多属千篇一律，彼此抄袭。其中较近理想的，有吕思勉中国史。

张耕华 

先生真是一位朴实诚恳，一无机心；真心向学，不为外扰；立身以正，恬淡为乐的纯粹学者。 

谭其骧

近世承学之士，或腹笥虽富而著书不多；或著书虽多而仅纂辑成编。能如先生之于书几无所不读，虽以史学名家而兼通经、子、集三部。述作累数百万言，淹博而多所创获者，吾未闻有第二人。  

王家范

先生于著作中常透出一些精彩议论，知道他实得益于对社会学、人类学等新知识的吸收，社会经济、社会组织、社会生活都进入了他的中国通史，实为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先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