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库与非传统安全

译者序

 停滞还是新生 

尽管出身世界知名的学术出版航母斯普林格（Springer），《智库与非传统安全：亚洲的新型治理方式》封底并没有任何名人推荐，甚至作者艾琳·齐默尔曼（Erin Zimmerman）在网络上的信息，也在几篇书评之外，无法找到“在一家国际事务智库从事研究与协调工作”之外更多准确的信息。但在细分领域，它又时不时受到智库研究和非传统安全研究者的关注——斯普林格搜索引擎显示的论文影响力不到30，却存在明显的长尾。如此的“矛盾”是因为研究问题本身虽然关键但太过具体？还是近年来智库影响亚洲治理进程陷于停滞，抑或是停滞中孕育转型与新生？

 好在对研究领域虽有关联但并不在此的译者来说，翻译校阅的过程也是一个获得新知、思考对话的过程。一些疑问也迎刃而解。

 为什么要译介这样一本读者群体远非广泛的专著？这或许是因为尽管大多数国际政治研究者都已认识到智库是不可忽视的国际事务行为体，学界也不乏有关第二轨道外交研究的论著，却少有实证研究解释它们在国际事务中发挥作用的机制。

 本书的理论框架则从“建构主义”和“国际制度”等宏大的国际关系概念出发，深入中层理论，在解释比较案例选择和它们之间逻辑关联的同时，也揭示了智库属性和智库网络特征同它们参与国际事务战略与形式间的关系。作者运用话语制度主义理论和过程追踪方法进行的个案研究则淡化了既往战略行为分析中的内政/外交、政府/非政府二分。作者对智库身份隶属关系和域内不同国家处理地区事务模式的深描，在解释智库形成并传达政策建议行事模式的基础上，还揭示了智库网络各层面的架构、运作方式，以及同亚洲相关国家政府之间的互动机制，解释了相应话语空间运作机制可能的作为和不可避免的局限。由此较为完整地呈现了亚太地区第二轨道外交的面貌。

 相应地，尽管当下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世界已呈现出同齐默尔曼十多年调研写作时全然不同的图景和趋势，但考察当下各国对亚洲安全议题的表态，我们不难发现在非传统安全问题上智库（网络）在话语表述、议程设置、共识建立、治理模式等方面对域内各国的深远影响。

 由此产生的新问题是，当“亚洲的新型治理模式”为各国所接受并运用，在亚洲治理格局持续变迁的情况下，它们是否会“陈词滥调”，反而局限了传统与非传统安全问题的治理合作？作者对亚洲的新型治理方式是过于乐观？对不同个案成就和局限的分析中，是否已经预见了可能的曲折？

 本书在对冷战后，尤其是21世纪以来亚洲治理“新模式”的抽丝剥茧的分析中点出了亚太各国面对传统与非传统安全议程必然的突破和无法避免的局限，可惜的是，我们并未看到作者进一步的研究成果。

 从2020年春夏之际开始的翻译到2022年夏审校核红，本书从未停止以各种形式的“不合时宜”强调着从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到结论同当下亚洲安全治理路径之间的张力。但齐默尔曼承上启下的研究方法和有限却系谱化的比较案例研究同当下亚太格局所构成的“复调”，或许正是本书中译本出版的意义所在。

 同时，作为身处智库的国际问题研究者，本书亦是我们面对近年来亚洲新型治理方式下或稳健推进，或长怀顿挫乃至停滞的状况，回顾国内外同侪参与国际事务实践“来时路”的代表性文献。在各国纷纷将非传统安全问题提高到国际安全高度、外交话语越来越成为国际竞争与合作前沿“门面”的当下，也有必要深入此间的运作机制，从而更加灵活有力地为我所用。

 译者不够勤奋的工作和三年新冠疫情的影响，使得这本译著的问世相比原计划迟到多时。在此特别感谢上海社会科学院智库建设处唐涛处长、王贞老师，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董汉玲老师的支持和敦促。还要感谢合作者郝诗楠副教授耐心且细致的译校。

 囿于译者水平，译文难免有疏漏和差错之处，恳请读者批评指正。

 王子夔

本书探索了智库是如何在亚洲成为一种治理方式的。在为非传统安全问题的甄别、表述与管理逐一明确定位、指明方向的过程中，智库成功地掌控了涉及此类议题的政治话语。

本研究从鸟瞰历史着手，首先解释了亚洲的智库如何走出了一条不同于西方同侪的路径，揭示了它们是如何形成一套独特的方法，从而获得参与政治进程的渠道，赢得权威地位的。其次，本研究认为，智库组织的对话是对安全话语持续进行再架构和再塑造，旨在应对亚洲不断变化的安全态势的重要方面。最后，本研究展示了智库如何运用观念和与之相应的政治议程，使自己参与到既有安全进程中，推动创设新的进程，同时面向21世纪，协力重新定义安全实质性内容。

艾琳·齐默尔曼（Erin Zimmerman），在澳大利亚阿德莱德大学取得政治学博士学位。现任阿德莱德大学印太治理中心助理研究员、美国威斯康辛-麦迪逊大学政治系名誉研究员。

王子夔，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主要从事比较政治和英国对外政策研究。

郝诗楠，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比较政治系副教授，主要从事比较政治、发展中国家与地区和中国当代政治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