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世界的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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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陈方正
出版社广东人民出版社
ISBN9787218131375
出版时间2018-12
装帧精装
开本其他
定价66元
货号1201820890
上书时间2024-1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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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陈方正，广西岑溪人，1939年生于重庆，后移居香港并赴美深造，获物理学博士学位。任职于香港中文大学，历任物理系讲师、不错讲师、大学秘书长，现任中国文化研究所所长。曾先后赴日内瓦欧洲核子研究中心、牛津大学工学院、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进行访问研究，对科学史有深入研究，著作有《用庐忆旧》《继承与叛逆：现代科学为何出现于西方》等
目录
辑五四与启蒙运动
为不算是革命的革命翻案——重新探究和评价光荣革命
五四是独特的吗？——中国与欧洲思想转型比较
从大逆转到新思潮——五四与启蒙运动比较重探
论启蒙与传统的关系——日本启蒙运动的反思
论胡适对科学的认识与态度
第二辑土耳其、俄国与西欧
毁灭与新生Ⅰ：奥托曼帝国的改革
毁灭与新生Ⅱ：土耳其的浴火重生
从胡适和格卡尔普看中国和土耳其的新文化运动
圣洁与邪暴：俄罗斯灵魂的两面
对三个现代化历程的反思
第三辑现代的传统根源
中华与西方文明的对比——有关科学与宗教的一些观察
中国与欧洲高等教育传统比较初探
法律的革命与革命的法律——兼论西方法学传统
慧星小史：它和科学、宗教与政治的纠缠
内容摘要
本书是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原所长陈方正的现代化研究专著，是一部比较现代化研究的力作。全书分为三辑：辑五四与启蒙运动，主要探讨中国的五四运动与西方的启蒙运动，并论及日本的明治维新，对东西方的现代化及其异同作了深入系统的论述。第二辑土耳其、俄国与西欧，主要探讨土耳其、俄国，以及西班牙等西欧国家的现代化历程，以这些国家作为样本，宏观地展示了现代世界建构历程的多种面相。第三辑现代化的传统根源，对东西方科学、宗教、教育、法律等不同领域的现代化历程进行深入比较，探究现代化的根源。
全书紧扣“现代世界的建构”这一主题，主要运用中西方比较研究的方法，既有宏大历史的叙述，也有微观个案的探究，点面结合，内容生动，语言富有文采。
主编推荐
五四与启蒙运动
日本、土耳其、俄国与西欧的现代化
重探现代世界的传统根源
《现代世界的建构》为“世界华文大家经典”丛书中的一种。“世界华文大家经典”丛书汇集了全世界华文学术、文学、艺术大家的经典著作，既有大家的作品精选集，也有新完成的专著。以中国情怀、靠前视野展现当今华文世界的历史、文学、艺术的全新气象。所选的作者都是文化界流的人物，在各个领域都有深远的影响，具有广泛的读者群。
精彩内容
自序
三十年前我初到中国文化研究所时，中国的改革大潮正风起云涌，许多学界朋友兴奋莫名，言谈中充满了对未来的憧憬。随后不久，风暴来临，憧憬幻灭，大家又对未来道路生出许多坚定不移的看法，认为中国应该这样或者那样走。我却没有这种信心和勇气。我觉得，未来是开放的，不确定的，中国将来会变成什么样子，或者优选走什么样的道路，都不那么容易看透，我们能够做的，只不过是尽量观察其他民族在近代发展中所获得的经验、所碰到的困难，从而作些比较和思考，如此而已。
不过，我很快发现，这种简单的想法并非大多数学者朋友所能够认同。其背后原因似乎是：大家都觉得中华民族是个特殊民族——它超庞大的人口、连绵悠久的历史、丰富多彩的文化都是独特的，不是其他文明所能够比拟的，因此把它和其他民族去作比较既没有必要也不可能；即使做了，也不见得会有什么意义。至于西方学者，则颇有人对所谓“现代化比较研究”(comparative modernization)感到极大兴趣，普林斯顿大学的布莱克（Cyril Black）和罗兹曼(Gilbert Rozman) 就是很有名的两位。然而，与罗兹曼一席谈话，也拜读他们两位的著作之后，他们的社会学研究方法也不得我心。这主要因为他们本着专业中心主义，接近依赖社会经济数据的对比，而忽略文化和历史因素，也就是人作为现代化原动力的重要性，更因为在底子里他们并未脱离西方中心意识，没有看到某些西方国家（最明显的莫过于西班牙和葡萄牙）也同样有严重的现代化问题。
所以，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我在这方面陆陆续续做的一些工作都是就大家不甚熟悉的题材和角度立论，从而落在主流论辩和交锋以外。例如本书第二辑开头两篇文章本来是1991年初夏威夷“20世纪的中国历史反思”靠前研讨会上的发言稿，会上虽然有许多相熟朋友，却几乎没有引起任何反应。原因很简单：大家对奧托曼和土耳其历史都很陌生，也不太感兴趣，因此虽然它和中国在19世纪20年代至20世纪30年代之间的历史进程有极其相似之处，也有颇为戏剧性的对比，却鲜为中国学者注意，人人无动于衷。这令我觉得十分惊讶，也十分遗憾。我想，这和国人对于外国文明、文化、历史缺乏浓厚和深入兴趣（但西方文学是例外），恐怕有点关系吧？为此我曾经在1995年初的海口靠前汉学会议上发过一番议论，大意是中国的人文学者做学问似乎太“内向”了，对域外事物缺乏好奇和探究、剖析、审视的冲动。作为对比，我引了法国学者托多罗夫(Tzvetan Todorov)的话。他分析西班牙人何以能够以数百勇士征服墨西哥数千万众之后，得出如下结论：“这惊人的成功关键在于西方文明的一个特点……说来奇怪，那就是欧洲人了解别人的能力。”也就是这一能力，使得“欧洲三百五十年来同化别人，消除外在界别的企图，基本上得以成功”。Tzvetan Todorov,The Conquest of America.Richard Howard,transl.(New York:Harper,1985), p248. 然而，这议论带来的反应只是一片难堪的沉默。过后有一位老先生在我耳边细语：“你都不知道，在大学里面教外国史做人多难呀！”那番不合时宜的话本来出自我为“西方冲击下的世界”翻译丛书所写的总序。该丛书一共六种，在1996年底由上海学林出版社出版，它见证了我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对现代化比较研究所作的小小努力，本书《对三个现代化历程的反思》和《法律的革命与革命的法律》两篇文章，就是其中译著的序言。
至于本书其他篇章，也各有不同渊源，包括受到苏联突然崩溃这不可思议事件的震撼所激发，在报上连载发表的回顾感言《圣洁与邪暴》，和为学术会议、刊物、论文集撰写的多篇文字。它们大多就事论事，并没有整体计划或者思想，但也有一条隐约贯穿其中的线索，那就是对激进与改良之争的关注。这场大辩论是由20世纪80年代末的悲剧所引发，它导致了对激进行动和近代革命的强烈反应和全盘否定，也就是“告别革命”的呼声。不过，在我看来，那许多痛心疾首的言论恐怕都是情绪冲动而非冷静思考的结果，因为在社会需要作出根本变革的关头，激进革命往往是多次渐进改良的失败所激发，换而言之，是在穷途末路之中被逼迫出来的，而非从容选择的结果。本书第二辑、第二、第四三篇长文占了全部篇幅将近三分之一，它们至终所显示的大概便是这个道理。而西班牙现代化进程屡屡失败（《对三个现代化历程的反思》一文第二部分），也正就是在牢不可破的传统重压之下，多次革命胎死腹中或者被镇压所造成的悲剧。
与激进革命相对立的是渐进改良，它有两个为人津津乐道的典范，即英国和日本。对于这两个例子所引起的问题我在20世纪90年代初曾经作过一些思考和研究，但问题太大太复杂，迟迟没有总结成文。后来有关明治维新部分终于借着参加新亚书院金禧校庆研讨会的机会发表，即本书辑《论启蒙与传统的关系》一文。至于有关光荣革命的部分，则拖延很久之后，意想不到地居然碰上了平卡斯(Stephen Pincus)划时代巨著的出版，那不折不扣是新世纪的大翻案文章，对我而言更是出乎意料的惊喜，因为心中所长久猜想的观点至此得到证实，即光荣革命在本质上同样是激进革命。而且，对于它何以长期以来被人误解为温和变革而非一般意义的革命，此书也作出仔细解释：那是多位“辉格史学家”为了反对共和思潮而有意识、有计划地歪曲所致。所以为此书撰写评论（本书辑《为不算革命的革命翻案》一文）真可谓平生快事。
比较五四运动与法国启蒙运动那两篇文章（辑的《五四是独特的吗》和《从大逆转到新思潮》）前后相隔十年，分别是为了纪念五四运动八十周年与九十周年的研讨会撰写的。前者重点在阐明“反传统”是那两个运动的共同起点与基调，我们不应该因为主观上觉得需要看重两个运动“正面”或者“建设性”的那一面而忽视这个起点的重要性。至于后者，则重点在于详细剖析这两个运动的兴起过程，借以说明它们同样是受外来强大刺激所产生，我们觉得它们的根源有“受外来影响”与“自身发动”的分别表面上顺理成章，其实是未曾深入分析启蒙运动的渊源所得的假象而已。这两篇文章发表至今已经多年，这两点始终未曾引起注意和讨论。但我相信，它们的确是了解五四和启蒙那两个思想运动的关键。
时光荏苒，五四运动的百周年转眼就要来临，倘若以伏尔泰《哲学书简》的出版为起点计，启蒙运动的三百周年祭也为期不远，而从这本集子篇文章发表至今，也超过四分之一个世纪了。就在这短短二三十年间，世界形势又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其中最突出的，无疑就是中国的悄然崛起：一百六七十年来的积贫积弱转眼已成过去，长久渴望的富强，不知不觉间竟然已经接近，似乎触手可及了——当然，如影随形仍然未曾摆脱的，也还有一大堆剪不断、理还乱的新老严重问题，但无论如何，对欧美、俄国、日本、中国乃至土耳其，所有这些我们最熟悉也最关心的地区和国家而言，“现代化”作为一堵必须艰苦攀登的拦路峭壁，一个必须忍耐渡过的地狱煎熬，那样一个阶段其实已经过去。现在它们所共同面对的，是在全球化大潮中，如何各自凭借本身优势，也仍然带着、忍受着本身可能极其深刻的缺陷，来相互竞赛，力争上游的崭新局面。因此，不能够不坦白承认，这本集子所讨论的那些天大问题，有相当部分已经失去紧迫性甚至现实意义，而变为纯粹的历史回顾了。
但山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在此时此刻来回顾现代化进程，特别是五四与启蒙那两场扣人心弦的思想运动，实在不免令人掷笔四顾心茫然。因为这些曾经如此激动知识分子心灵的运动虽然好像是改变了世界，然而改变的方向却和原来那些崇高、美好的理想不再是同一回事。它们并没有“落空”，而是很微妙地，在大众不知不觉之间，发生了变化，也就是被大众消费社会所消融，被无远弗届、无孔不入的商业运作全面渗透，被日益强大不可遏制的国家机器所宰制——也就是无可抗拒地落入赫胥黎所谓的“美丽新世界”深渊中去。因此，倘若我们的头脑还没有接近被眩惑而麻痹的话，那么就不能够不怀疑：当年到底是启蒙或者五四这类思想革命在改变世界，还是其他更根本、更不受人类控制的力量，譬如说科技，在底子里世界的改变，而思想运动只不过是其表征而已？对于人文学者来说，这样的念头是极其不愉快，乃至大逆不道的。但在21世纪的今天，在铺天盖地的电脑、机械人、互联网正在迅速宰制一切、取代一切（包括人类本身）的时代，这种疑惑的油然滋生也是无法避免的了。
这些文章大部分已经出版多年，现在蒙李怀宇兄的建议和帮忙，得以重新结集面世，我谨在此向他致谢。
2017年端午后于用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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