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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危机 经济理论、法规 [美]丹比萨·莫约 新华正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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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美]丹比萨·莫约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ISBN9787521706284
出版时间2018-05
版次1
装帧平装
开本32
页数260页
字数200千字
定价52元
货号xhwx_1201898136
上书时间2024-0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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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详情
- 品相描述：全新
- 正版特价新书
- 商品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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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序 全球化的危机与救赎
序言
1. 增长是当务之急
2. 增长简史
3. 增长的逆风
4. 误入保护主义歧途
5. 西方走到尽头了吗
6. 短视危机
7. 新蓝图
8. 21世纪改革
内容简介：
当前，贸易保护主义、逆全球化思潮抬头，全球经济增长面临的逆风加剧，不确定风险加大。鉴于此，本书对西方政治和经济的一些弊病提出了批评，对于经济如何恢复并实现可持续增长提出了建议。
本书主要分为三部分。部分主要探讨“全球经济面临的逆风加剧”这一问题。首先强调经济增长的重要，其次从国别角度简要回顾一些增长的成败历史，后以史为鉴来深入阐释目前挫伤全球经济的七种飓风级力量。第二部分主要探讨“增长的逆风背后的主要问题：保护主义、决策短视、逆全球化”。即一些发达是如何误入保护主义歧途的，短视的决策者构建的逆全球化的世界是何等危险，并对西方的前景提出了质疑。第三部分主要针对上述经济和政治问题提出改革建议。
作者简介：
丹比萨？莫约
时代杂志：“全球具影响力的100人”之一。
世界经济论坛：“全球青年”。
曾任世界银行与高盛集团经济顾问。
美国广播公司财经频道特约编辑。
牛津大学经济学博士。
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公共管理硕士。
精彩内容：
序
全球化的危机与救赎
吴.晨
经济学人？商论编
回溯一下，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是全球化与资本主义走势的分水岭。一路高歌猛进的全球化和蓬勃发展的资本主义遭遇重创，危机发源于美国，波及全球。金融危机引发了一系列问题：为什么鲜有经济学家准确地预测到危机的发生？经济学研究出了什么问题？为什么市场的放任和去监管会催生诸如“忍者”贷款（ ninja loan，没有收入、没有工作，也没有抵押资产的人）这样高风险的市场行为？是什么让道德风险泛滥？为什么市场的激励导致银行家的短期行为，而忽视了市场逐渐累积的长期风险？制度设计出了什么问题？为什么一些金融机构变得“大而不倒”而不得不由兜底纾困，但是几乎没有银行家为危机肩负起个人责任？
莫约的增长危机，是金融危机 10年之后为应对这一系列问题而尝试做出的回答。她直截了当地指出，我们面临的是全球化“降级”的危机，金融危机暴露出来的种种问题恰恰是晚期资本主义的症候，而作为一项政治制度在西方普遍面临危机，需要改良。
全球化的危机已经暴露无疑。英国脱欧公投之后的 3年，几乎没有任何政策的建树，脱欧是否有序，甚至脱欧与否，都仍然是未知数，而整个社会却被这个“人造议题”割裂深重。则代表了民粹主义大张旗鼓的叫嚣，它裹挟了全球化输家的怨愤——这些输家有全球化过程中工作流失的美国“锈带”的蓝领工人，也有那些在全球金融危机中房屋被变的失房者，更涵盖过去 20年薪资停滞的众多工薪阶层——却祭出了贸易“保守主义”的大旗，希望打破多边协商的贸易规则，挥舞美元结算和治外法权的“长臂”，重塑美国的“雄风”。
深入思，进入 21世纪全球化高歌猛进的时代，大的失误的确是对贫富差距拉大的失察。全球化给大多数人带来了更好和更便宜的商品，也给中国和印度这样的大型新兴市场带来了快展的战略机遇，但忽略了财富分配的不均，忽略了资本在全球化盛宴中攫取的收益远远大于劳动阶层的事实。全球化也是以美国为主的跨国公司飞展的时代。现在，全球 100大经济体中，有 69个是跨国公司， 31个是，“富可敌国”已成为现实。近 20年，欧美企业 ceo（首席执行官）的薪酬如乘般上升，加上股权和其他激励的金手套，标普500公司 ceo的均薪酬已经超过企业全职员工均薪酬的 1 000倍，达到了骇人听闻的水，而在 20世纪 70年代，这一薪酬差距均只有 35倍。
分配不公与贪婪，恰恰是晚期资本主义的症候之一，它背后是对弗里德曼提出的单纯对“股东利益大化”的追求，因此，在金钱的驱动下，忽略了其他的利益相关方，也可能打击企业的长期价值。 ceo丰厚的股权激励，鼓励了企业的短视，越来越多手握巨额现金的大集团选择通过股票回购来推高股价，毫不避讳地帮助管理层管理股价，代价是对公司未来投资的减少。管理层与普通员工益拉大的薪资差距，连迪士尼公司创始人华特？迪士尼的孙女都看不下去了。她站出来指责迪士尼给 ceo艾格的薪酬太高，她认为，如果把艾格每年 6 000多万美元的薪酬均分配，那足以给每位迪士尼乐园中拿着时薪 15美元的员工涨薪 15%，还能剩下 1 000万美元让艾格继续做富有的 ceo。
里根与撒切尔夫人推崇的“小”和“去监管”，在 20世纪 80年代的确为经济发展注入了竞争的活力，也避了英美走入“高福利”的困境。但是 30多年后的，新自由主义似乎走到了尽头。概言之，可谓“三宗罪”：重视短期利益而忽视长期利益（子孙后代的利益）；投资不足，尤其是对基础设施维护和新建的投资乏善可陈；寅吃卯粮，债务高企，却仍然愿意通过减税来刺激经济，而不努力增加盈余改善状况。
莫约的增长危机对以美国为代表的制度给予了深刻的批评。
一是金钱政治的流行。企业在政策游说上的花费水涨船高，华盛顿成为说客和律师的纸醉金迷的大都会，选举政治以金钱开道，导致政客非但不能制约“富可敌国”的企业财团的扩张，反而有可能进一步被套牢。打着民粹牌，宣称要清空华盛顿的“污水”，而在施政中，他任命的许多是代表企业利益的“夹袋”人物，比如他任命的环保局长以前是代表石油利益的说客。
二是选举政治益缺乏竞争。美国两党在议会选举中都特别热衷于划分选区，因为选区的划分可以把更多支持者划入一个选区，减少选举的竞争。在新的美国众议院选举中，甚至出现几十个议员席位没有人挑战的局面。不受挑战的长期议员因为缺乏选民的监督而更可能代表利益集团。
三是党同伐异，甚至不惜停摆。美国关门危机屡屡发生，频次越来越高，恰是美国政治失灵的好代表。
莫约提出的一些改良方案有些太理想，甚至带有一些精英主义的倾向，但是，莫约的讨论和建议仍然从侧面告诉我们，仅仅喊一喊加市场经济的号，并不能给新兴市场带来发展的动能。与任何制度一样，和市场经济的制度都需要设计、修改、更新。莫约发起的对于制度设计的讨论很重要，只有不断改良和创新，才能重新找到制度的生命力。比如，针对年轻世代选举参与比例低的问题，莫约提出应该强制投票，处罚那些大选时不投票的选民，让每个选民都珍惜政治参与的机会，让投票成为每个公民必须肩负的责任。这一点并不是什么奇谈怪说，因为澳大利亚和瑞士已经实施了选举强制投票。
回到中国，增长危机也为探讨中国发展模式提出了新的视角。如何确保我们能更好地规划中长期的经济发展，解决经济中积累的结构问题？作为一个可调动巨大社会资源的大，如何能不断地提供满足益增长的对公共产品的需求，不仅包括基础设施，还包括医疗、教育和养老等各种社会保障？回答这些问题都需要从制度、治理创新与市场经济的调整着眼。
增长危机里提出的一些数据值得深思。比如德国理经常提“7、25、50”这三个数字，即欧洲人占全球人的 7%，欧洲经济占全球经济的 25%，但支出了全球福利的 50%。这是一组惊人的数字，站在发达的视角，可以说背负了沉重的福利负担，也凸显了欧洲选民的短视，因为他们为了满足当下的福利要求而付出了透支未来发展投资的巨大代价。的确，普通老百姓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如果缺乏有效的衡，可能成为对公共服务的予取予求。但是，反向思，经济的发展必然带来福利需求的增加，如果福利支出比率低于全球经济的占比，这样的短板迟早也得补上。
还有一个例子是美国基础设施的维护和新投资的缺，计算下来大概需要 2万亿美元。美国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艾森豪威尔统建设洲际公路的大手笔投资之后，在基础设施的维护和新投资上一直存在巨大的缺，因此道路桥梁年久失修问题严重。相反，本一直注重基础设施的投资，但是其中很多成为政客的分肥项目，使用率很低的“大白象”项目不少，基建对经济的整体拉动有限。
这给中国基建的未来提了个醒。经历了过去 20年的快速建设之后，中国未来维护存量基础设施需要的投资将和美国的现在一样，巨大的投资意味着未来巨大的维修成本。因此，好的计划不仅要研判未来基础设施使用的需求变化，还要至少把维修成本计入未来的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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