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来信 1743年11月1(清乾隆八年),正是中国北方的初冬,来到中国已五年余的王致诚已经渐渐适应了北京干冷的冬季。他和同伴们所居住的地方,主要集中在圆明园近旁的如意馆内。与圆明园中恢弘的宫苑建筑相比,这里虽然简陋,但相对还算舒适。 这天注定会成为不凡的。已在清宫供职五年多的王致诚,要给远在法国的朋友――达索先生回一封信,以将自己在这里的见闻、感受告诉远方这位对古老的东方帝国充满想象的朋友。在一年多前,他收到了达索先生寄自欧洲的来信,分别写于1742年10月13和11月2,问询他在这里的情况。随信寄达的,还有一些手工制作的花卉。 相比于那些传教开拓者,此时东方帝国和欧洲大陆之间的通信往来已经较为便利了。那个时代早期的来华耶稣会士,几乎都是以通信的方式,与遥远的故土保持着细若游丝却引人人胜的联系。这些来信构成了欧洲了解世界的窗,甚至是重要的来源。 这些来自欧洲各国的传教士,有很多在离开故土后再也没有回归自己的,而是长期居留、生活于其到达的异邦,终老于斯。他们中,有明朝末年即来到中国的意大利人罗明坚(1543―1579―1588―1607)、利玛窦(1552―1583―1610)、郭居静(1560―1594―1640)、艾儒略(1582―1613―1649)、毕方济(1582―1613―1649)、潘国光(1607―1637―1671)等,也有来自西班牙、葡萄牙等国的苏如望(1566―1595―1607)、罗如望(1566―1598―1623)、庞迪我(1571―1599―1610)、费奇规(1571―1603―1649)、阳玛诺(1574―1―1659)等,还有来自法国的金尼阁(1577―1620―1628)和德国的汤若望(1591―1622―1666)。这些来自不同和教区的传教士们,通过信札的方式,在向欧洲传递音信、请求指示、申请物资的同时,也将他们在这个古老东方帝国的游历、见闻和认识传递给欧洲。 在十五至十八世纪的漫长岁月中,这些信札扮演了重要的信息传递的角。这些书信不单纯是一种个人信息的传达,在某种意义上,来自遥远东方的(当然,还有来自世界各地的)传教士信札,变成十五世纪以来,欧洲了解东方的重要途径。这些由耶稣会传教士们发自异国的来信,首先在欧洲的机构内得以传播,然后又在上层社会的王公贵族、知识分子和新兴资产阶级中间散播开来。 几乎与这些书信同步,法国开始陆续整理并出版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耶稣会士书信。其中的出版家,是法国的佩雷?杜赫德。在他1711年接手出版耶稣会士书信之前,耶稣会士书信集已经出版了八卷。到了1743年其父亲去世时,已出版至十八卷。 王致诚在来华之前,是通过这些卷帙浩繁的书信集来了解中国的。这些来信不仅给了他关于这个国度真实的信息和无限的想象,还启迪他在后的传教生涯里,也以书信的方式,将自己的见闻告诉给欧洲的朋友。他或许没有想到,他自己于1743年11月1所写的信札,会被收录到耶稣会士书信集中,更令他想不到的是,他这封谈论中国皇帝与宫苑园林的书信帝都来信:北京皇家园林概览(a paticular account of the emperor of china garden near pekin,后文简称帝都来信,图1),竟然在欧洲引起了巨大轰动。开拓者们 我们关于中国的很初知识,来自有名的威尼斯人马可?波罗。他谈到了这个的悠久历史,很好的法律和,肥沃的土地,富足的生活,繁荣的商贸,众多的居民,等等。他描绘了的礼节,他们对艺术和科学的喜爱以及发展艺术和科学的热情。所有这些记述都被视为虚妄的奇谈。人们认为,这种无稽之谈与其说是事实的真实记述,不如说是善意的想象的结果。人们觉得,去相信数千里外有一个强大的,且它胜过治理得优选的欧洲,那简直是荒谬。什么!在许许多多的野蛮那边,在世界的尽头,会有如那位威尼斯人所说的那样一个古老、聪慧和文明的民族?纯粹是痴人说梦!除了头脑简单的人和瓜,谁也不会相信。 十八世纪的欧洲,对中国的认识基本来自马可?波罗,上文是当时典型的论述。人们通过文学的想象,架构了他们认为的“东方”,而这东方又是如此模糊而充满神秘。这些浪漫情调夹裹着异域想象,使人们对“中国”的印象仍停留在马可?波罗时代。 p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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