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鲁迅研究

编后

本辑之“鲁迅与翻译”专栏中《重温鲁迅的“直译”说》从“直译”的名实问题、“直译”对翻译的正名与基本要求、译文风格问题和直译的欧化倾向四个方面进行了比较深入的探讨，就直译问题来说，本文所切入的视角，讨论的方式都是较为新颖的。《鲁迅早期科学类翻译探究》从鲁迅自述的“大约仰仗的全是先前看过的百来篇外国作品”入手，着重考察了鲁迅留日时期、鲁迅科学类文章的翻译实绩，并由此认为，“无论从所翻译的科技作品数量还是质量上及翻译作品时代影响上，鲁迅都可称得上是当之无愧的、杰出的中国科技翻译先驱者，是中国*个以自觉的科学意识介绍和宣传科学的人”。《从布尔雪维克到布尔塞维克》作者细致考察了鲁迅译作《一天的工作》的各个版本，发现了鲁迅对“布尔什维克”的独特翻译，同时考察了同时代人对这个词的不同翻译，以期探求苏联革命文艺在当时中国的流转演变等。《现存鲁迅译文残稿〈难解的性格〉究竟写于何时》与《鲁迅所译之〈所谓怀疑主义者〉》都属于对鲁迅译文文本进行直接探讨的文章。

北京鲁迅博物馆研究员叶淑穗十分热忱于鲁迅文化的传播工作，去年上海鲁迅纪念馆筹办“鲁迅与汉画”学术研讨会时，她给予*限度的支持，专门写论文支持会议，令上海鲁迅纪念馆的筹备人员感动万分。她的新作《几部鲁迅手稿影印出版的缘起及其历程》所追述的，不仅有关于北京鲁迅博物馆和上海鲁迅纪念馆的鲁迅传播史，更是1949年后中国传播鲁迅精神文化遗产的见证。由此，本辑将此文作为特稿编定。

《复古的心情：〈摩罗诗力说〉词汇在笺注学及符号学意义上的考释》体现了作者对《庄子》和《离骚》的娴熟，作者将之与鲁迅的早年文本作对比研究，实属难得。这文章所考察的议题从侧面反映了正在谋求思想文化变革的鲁迅，与中国传统文化不可或缺的、根深蒂固的关系。鲁迅的“文人相轻”系列文章，在20多年前曾是一个热点学术问题，在沉寂多年之后，本辑所编入的《从七论“文人相轻”看鲁迅的文坛观》是在之前研究基础上更为深入的探讨，极具时代和现实意义。论及鲁迅与公园，一般都为叙述性的、泛谈式文章，而《去或不去——从空间视角谈鲁迅与现代公园》则从现代城市公共空间这个角度，审视并探讨了鲁迅与公园这个议题，具有学术上的开创性。相信这篇文章能够激发相关议题的探讨。《略谈鲁迅在上海所看电影类型》作者利用了所收集的数据，对上海时期的鲁迅所看的电影进行了归类分析，较之过去泛谈式文章，更为丰满和鲜活。

《执着追求——追忆父亲李霁野》客观、理性地探讨李霁野先生的生平业绩，是为掌握大量资料并同时具有丰厚体验后的所得，实属难能可贵。《从“普罗列塔利亚”到“新写实主义”之路——旅沪“左联”潮汕作家的思想耜痕与耧迹》是具有地方色彩的文章，左联的革命文学活动的伟大成果，正是不同地方色彩的结合体，这正反映了中国革命文学运动的跨地域的广泛性、吸引各地精英的鲜活性。

承蒙鲁迅研究前辈张恩和的热忱支持，本辑编入他的专稿《我的鲁迅研究》，在这篇文章中不仅回顾了他自己的鲁迅研究历程，同时对当今的鲁迅研究提出了他的看法。文章*后，张先生指出的“研究鲁迅不应简单地将他当作历史、当作一般作家研究，而应该把他当作一种精神上的对话者或引领者，以他为精神偶像。研究鲁迅不仅不同于研究自然科学，甚至也不同于一般的社会科学研究。……在研究鲁迅时，则应该有主观精神的融入，用胡风的话说，简直是应该表现出不能抑止的热情，用全身心投入并拥抱他，并且应该表现出研究和学习相结合，即人们常说的‘知行合一’。对鲁迅要有一种以之为范，‘虽不能至，心向往之’的心情和态度。我*不以为然的是，有人说鲁迅的是非是一套，自己的作为又是一套。他们不是‘以鲁迅之“是”为是，以鲁迅之“非”为“非”’，也正因此被人看不起，甚至引起一些人对鲁迅的精神和价值产生怀疑，误解，不满”，对我们现在的研究具有启示和借鉴意义。

去年年底北京鲁迅博物馆研究员王世家的去世，是为鲁迅研究界的一大损失。王世家曾长期编辑《鲁迅研究月刊》，其间对《上海鲁迅研究》的编辑工作多有指导和帮助，也曾助力上海鲁迅纪念馆的文物征集工作。王世家退休后，致力于鲁迅相关史料的重新整理与考证、鲁迅文本的汇校工作等，这些是今后的鲁迅研究与鲁迅精神文化遗产的传播的基础性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上海鲁迅研究》同仁谨对王世家先生致以深切的悼念。

编者

2019年4月

去或不去

——从空间视角谈鲁迅与现代公园

顾宇玥

“公园”是现代城市公共空间的重要组成部分。长期寓居城市的鲁迅，其一生与公园有着不解之缘。据笔者对《鲁迅日记》及相关史料的统计，鲁迅身居北京期间，踏访公园不下60次，尤其集中于1924—1926年，其寓京期间所创作的小说、杂文也多次提及公园。然而1927年迁居上海之后，鲁迅却几乎不再踏足公园，其文章谈及公园的态度也发生了较为明显的转变。这一现象是值得关注和进一步分析的。

目前学界对鲁迅和公园关系的专章研究较少，大都以公园为研究主体，鲁迅仅作为行走其间的文化名人而作简要介绍。将鲁迅作为问题研究主体，则以吴美华《鲁迅与公园》一文*为代表。此文史料收集翔实，亦涉及鲁迅在京沪两地对公园态度的巨大反差。但只将公园作为单纯的个体活动空间，就忽略了“公园”作为现代城市公共空间所具有的独特内涵，更加缺失了对鲁迅文本中“公园”的进一步阐释。

空间理论认为“空间已不再是简单的时间与运动的参照物，而是与历史、文化、政治、种族、性别、权力、心理、甚至时间等多种因素紧紧地纠缠于一体，空间已被视为叙事中可能涉及的多重因素的交织”，文化地理学者迈克·克朗也指出：“文学作品不能被视为地理景观的简单描述，许多时候是文学作品帮助塑造了这些景观。……城市不仅是故事发生的场地，对城市地理景观的描述同样表达了对社会和生活的认识。”

由此看来，公园不仅仅是个简单的日常活动场所，作为现代城市公共空间的一个标志性区域，其自身便蕴含了某种内涵或者价值，从而构成一个特殊的“场域”。鲁迅不再是简单地身处其间，而是与这一“场域”形成了一种隐性的“对话”，而这一“对话”在文本中即形成一种显性的表达，哪怕只是反复出现“公园”一词，也构成了鲁迅在创作中认知现代城市生活以及社会问题的一个维度，公园有了其“符号”的意义而不仅是一个实在的地点。因此，“公园”或许能为我们考察鲁迅社会活动和创作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首先我们需要尝试着去分析，“公园”究竟蕴含着什么？鲁迅起初对于“公园”这一现代城市的产物有着怎样的认知？

现代城市“公园”的概念*早诞生于欧洲，中国近代*个公园则是1868年修建于上海的外滩公园。20世纪初期，由于政府的大力倡导，全国渐兴修建公园之风，各地民众，上至文人政客，下至平民百姓，都对“公园”这一新鲜事物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与热情。“公园”这一域外产物，随着西方文明的渐次影响，也同样成为近代中国城市公共空间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有趣的是，“公园”这一名词并非舶来品。早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史书中便有记载，《魏书·任城王传》：“表减公园之地以给无业贫口”，同时也出现了有关“园林”的记述，尤以杨衒之的《洛阳伽蓝记》所记载的寺庙、园池冠绝。可见“公园”即是“官家的园囿”，而“园林”则是“私家的园圃”。也就是说本土所产生的“公园”一词实则是“私园”，是某一阶层所特有的，与现代意义上的公共花园有着云泥之别。但更为有趣的是，西方所产生的现代城市概念上的“公园”，实则也是从皇家园林转变而来，著名的海德公园本是英国王室的狩猎场。这种由“私”—“公”性质的转变，使得公园的开放不仅仅是一种形式上的开放，将以往贵族生活休闲的场所转变为大众的、平民的娱乐之地，这便形成了一种观念与价值上开放，公园的“公共性”由此而来。

鲁迅作品中*次论及公园是在1913年《儗播布美术意见书》一文，共有两处提及：

（1）　奏乐堂当就公园或公地，设立奏乐之处，定日演奏新乐，不更参以旧乐；惟必先以小书说明，俾听者咸能领会。

（2）　其他若史上著名之地，或名人故居，祠宇，坟墓等，亦当令地方议定，施以爱护，或加修饰，为国人观瞻游步之所。……林野当审察各地优美林野，加以保护，禁绝剪伐；或相度地势，辟为公园。其美丽之动植物亦然。

本文是鲁迅任职期间，在借鉴西方文明的基础之上，对于缘何要在中国推行“美术”，如何在国内推行“美术”所提请的一些意见，其中就包括保护名胜古迹、新建公园以及在公园内演奏音乐等建议。从时间上看，这一观念在国内是较为超前的，北京*个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公园——中央公园，开放于1914年，鲁迅这一提案略早于中央公园的修建，且在观念上与中央公园“依坛造景”的设计理念不谋而合。从内容上看，鲁迅提出：修建公园的目的，不仅在于可以给市民提供观瞻游步、休闲娱乐的场所，更能够发挥：展现民族精魂，提高国民道德素养，培养审美趣味、陶冶情操的社会功效。

由此可见，现代城市公园的产生意味着其占有的一片城市土地，性质由“私”转为“公”，而其间就包蕴了观念与价值的转变。鲁迅1913年所提出的造园建议，又符合其早年学习西方先进文化以改良中国社会的一贯态度。这样一来，鲁迅在京沪两地对公园态度转变就更值得一探究竟。

据笔者对《鲁迅日记》及相关史料记载的统计，鲁迅在北京期间涉足公园不下60次，1924—1926年间曾频繁前往中央公园；分别为1924年8次，1925年7次，1926年7—8月间更是几乎每日来园。许钦文晚年在《〈鲁迅日记〉中的我》一书中，曾深情回忆了鲁迅在中央公园的“来今雨轩”茶座中指导、奖掖其创作的往事。可见，公园是鲁迅在京期间频繁涉足的重要公共场所。

鲁迅缘何格外关注并钟爱这一空间？这与北京公园象征的特殊文化“符号”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上文中已经提到，现代公园是“西风东渐”的产物，20世纪初期，北洋政府出于学习西方、改善城市环境、改良社会风气等目的，在北京先后兴建了中央公园、城南公园、天坛公园、北海公园、京兆公园等多个公园供民众参观游览。这些公园的共同点在于：它们都是由前代的皇家园林或皇家祭坛改建而成。例如：中央公园原为明清社稷坛、城南公园原为先农坛、京兆公园原为地坛、北海公园则更是从金代大定六年（1166）起就一直作为皇帝游幸避暑的皇家御苑。从“皇室私家园林”到“现代公共花园”，北京公园的修建实则被赋予了由“私”—“公”，由“封建”—“民主”的双重积极内涵。

以中央公园为例，在其建成以前，北京的园林无外乎皇家园林和私家花园两种性质，除了园林的主人之外，其他人若想进入这一场所，则必须与主人相识并受到邀请，而普通民众自然无法一窥园内风景。无论“皇家”还是“私家”，本质上都是服务于少数权贵的、封闭的私人空间。中央公园建成之后，任何人只需要支付一定的门票，就可以自由进入公园之中。不仅游览者的身份与学识不受限制，公园之中的游客间也不必互相认识，进出更是遵从己便，这就形成了一种公共的、相对自由开放的活动空间。

此外，中央公园的前身——社稷坛，在明清时期是朝拜社稷的场所，象征着封建皇权的无上和禁佑。除了祭祀活动外，此处平日是一块禁地，民众无法涉足，这就更增加了这一场所的神秘色彩。改建为公园后，市民百姓成为这里的“顾客”。当昔日皇家祭祀禁地成为自由赏玩之所，除了满足*初的“窥奇”心理，封建皇权的神秘和权威性也相应会随之消解。同时，新建的公共设施则构建并传播了现代文明的秩序与观念：对于普通市民而言，游览的过程其实也是接受现代思想影响的过程；对于知识分子而言，效仿西方而建的公园，其内开放、平等、自由的氛围，与他们学习西方思想、追求“民主、平等、自由”的理念也是一致的。

鲁迅早年撰文提倡在北京兴建公园，而建成之后又身体力行，频繁进入这一场所，这就证明北京公园的氛围和功用与鲁迅早年的设想是较为吻合的。公园之于鲁迅，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活动场所，更是包蕴着先进现代理念的重要文化空间，他也因此格外钟情于这片场域。

除了观念上的认同以及日常频繁地涉足，1912—1926年，鲁迅小说和杂文中“公园”也多次出现。“我们不能把地理景观仅仅看作物质地貌，而应该把它当作可解读的‘文本’。”依此，试看以下4篇文章中的具体内容：

（1）　假如憎恶孩子要到公园去的时候，取来一翻，看见上面有一条道，“我想到中央公园去”，那就即刻心平气和了。别的事也一样。（《娜拉走后怎样》）

（2）　尤其是因为压抑性欲之故，所以于别人的性底事件就敏感，多疑；欣羡，因而妒嫉。……见一封信，疑心是情书了；闻一声笑，以为是怀春了；只要男人来访，就是情夫；为什么上公园呢，总该是赴密约。（《寡妇主义》）

（3）　据说，教育当局因为公共娱乐场中常常发生有伤风化情事，所以令行各校，禁止女学生往游艺场和公园；……似乎有志于圣贤者，便是自己的家里也应该看作游艺场和公园。……未有游艺场和公园以前，闺秀不出门，小家女也逛庙会，看祭赛，谁能说“有伤风化”情事，比高门大族为多呢？（《坚壁清野主义》）

（4）　我们这时才在路上同行，也到过几回公园，*多的是寻住所。我觉得在路上时时遇到探索，讥笑，猥亵和轻蔑的眼光……天气的冷和神情的冷，逼迫我不能在家庭中安身。但是，往那里去呢？大道上，公园里，虽然没有冰冷的神情，冷风究竟也刺得人皮肤欲裂。我终于在通俗图书馆里觅得了我的天堂。（《伤逝》）

仔细分析后不难发现，与公园同时出现的两个论述主体分别是女性和儿童，换言之，鲁迅作品中女性、儿童与现代公园之间似乎存在着某种关联。“地理景观的形成反映并强化了某一社会群体的构成——谁被包括在内？谁被排除在外？”成年男性独自出现在公园，是不会受到非议和指责的，包括鲁迅自己在公园里游览、喝茶，也从未遭受白眼。然而，女性一旦去到公园就会被某些有心人指认为“有伤风化”的罪魁祸首，与男子同游更会遭受“探索，讥笑，猥亵和轻蔑的眼光”。同样，儿童想要去公园玩耍，也时常要遭受家长的憎恶。这就表明在旧观念的影响下，女性与儿童是被公园所代表的公共空间自然排除在外的。

众所周知，在古代社会，女子特别是大家闺秀的活动范围多在闺阁之中，*多止步于家中的后花园；人际交往上，连与父兄见面都要避讳，更不提与其他男子会面。同样，中国古代和近代社会缺乏对儿童的准确认识，认为其不过是“缩小的成人”，因而对其喜爱玩乐的天性，也是不屑一顾，甚至严加斥责的。底层贫苦的百姓，衣食尚不能温饱，又何谈儿童玩耍嬉戏的空间呢？而鲁迅、萧红笔下的“百草园”“后花园”则是家境殷实的孩子才能拥有的一片宝贵乐土。但深究起来，不过是家里一个半被弃置的院子，其间无穷的野趣，也多半是依靠孩子的天真和想象构建起来的。

由此回到文本，鲁迅斥责当局禁止女学生游公园的禁令，希望父母能多带孩子去公园游玩，说明在其看来，现代公园也应属于现代女性和儿童。换言之，现代公园的内涵与解放妇女儿童，塑造现代公民的理念是相一致的。上文谈到，北京公园的修建蕴含破除封建而实现“民主、平等、自由”的现代理念，公园里的活动不应存在性别、长幼、尊卑的限制。

公园的另一个特点在于“所展示的是一个陌生人的世界”，它提供了一个巨大而开放的交际空间，因而可以产生复杂而多样的社会关系，女性不仅可以在这里游园、会友、恋爱，甚至可以与陌生人交往互动，从“走不出的后花园”到“可以四处游览的公园”，女性的活动和交际范围都有了极大的扩展，这也更加符合鲁迅所肯定的青年人“天真烂漫……有朝气，敢作为”的天性。因此得以塑造新时代更具有社会属性的新女性，而避免落入《寡妇主义》中所痛斥的“贤妻良母”式“婉顺”的陷阱中。

而在《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等文章中，鲁迅则反复强调应当解放子女，顺应儿童的天性。对于儿童而言，公园中开阔的环境和优美的景观都让他们得以亲近自然、陶冶性情，而暂时远离逼仄、脏乱的生活环境。此外，一些公园的游乐设施和体育场专为儿童建造，某种意义上也意味着现代“儿童的发现”，儿童在公园里不再被认为是“缩小的成人”，他们可以拥有自己独立的活动空间，这更有利于儿童身心的成长和健全。因此，在此时鲁迅的观念中，公园一定意义上承载了现代社会追求更加开放、平等、合理的理念和内涵，也对于解放妇女、儿童有着积极的功用。

对于此时寓居北京的鲁迅而言，公园不仅是休闲放松的实在场所，更是承载着现代文明理念的重要文化空间，因而他由衷地喜爱北京的公园。

本书主要包括“鲁迅与翻译”“纪念”“史料·辩证”“鲁迅同时代人研究”“特稿”“书评”“海外鲁研”“我与鲁迅”等主题。在这些主题下，计有20多篇相关研究，从不同角度反映了国内**前沿的鲁迅研究状况。

上海鲁迅纪念馆坐落于上海市虹口区，是1949年后*个人物性纪念馆，也是1949年成立后*个名人纪念馆，同时管理鲁迅墓，是“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