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秉琦往来书信集（套装全3册）

记与苏先生通信——《苏秉琦往来书信集》序
郭大顺
这本《苏秉琦往来书信集》收入的1047件苏秉琦先生与师友、学生的往来书信，以与20世纪50年代初考古培训班和分配到全国各地的北大及兄弟高校的学生们通信居多，通信内容自然多是学生们就各地的（主要是七八十年代前后）考古新发现和初步研究成果向先生求教。大家都熟知先生对考古材料的兴趣和要求，尽管是写信，介绍情况也尽量翔实，有的还附有地层和器物草图。先生很看重学生们的来信，几乎全部分类保存，仔细阅读，重点标记，有的新材料还及时转达给有关单位和同事。凡回信必具针对性。通信内容大都是与学术有关的事情，这使先生既能通过在各地工作的学生及时了解考古线情况，又有师生间的思想交流。由此可知，通信是先生的一项重要学术活动，尤其是从中可以更多了解先生一些重要学术思想的具体形成过程。
我曾在《捕捉火花——陪苏先生聊天》（收于《精神的魅力》，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一文中回忆：“先生是考古界的‘尊神’（徐苹芳先生语），时时迸发出的思想火花产生着巨大的吸引力。各地的考古工作者，一有了新的发现和问题，都愿意先找先生请教，或到家面谈，或写信打电话，总是乘兴而来，满意而归。因为先生总会毫无保留地谈出他的想法，给人以启迪，包括下一步工作方向甚至具体工作步骤措施。所以，他坐在家里，却往往先知道发生在各地考古线的事情，并不断在与学生们的交流中产生新观点。”
本书信集收入苏先生写给我的信共 49封和我给苏先生写的信共65封。在录入、编辑、校对这些信件时，重温先生一些著名学术观点从酝酿到成熟的过程，以及先生已实现、部分实现和在先生生前未能实现的愿望，心情总不能平静下来。
我是1968年8月初告别尚在动荡的学校到辽宁省博物馆报到的，随后去黑山县抗旱和盘锦“五七”干校劳动，1969年6月调回单位开始接触业务。记得1972年9月去京参观全国出土文物展时......

苏秉琦先生是我国著名考古学家，是考古学中国化、考古学“中国学派”的重要代表。《苏秉琦往来书信集》收录苏秉琦先生家藏及征集的往来书信1047封，从1935年开始到先生去世后的2002年，集中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近三百位学者或单位中，既有如徐旭生、裴文中、郑振铎、王振铎、夏鼐等先生的前辈或同辈学者，也有如俞伟超、张忠培、严文明、李伯谦、郭大顺等先生的后辈学人。绝大多数书信为首次发表，其中既有学术交流，也有向先生请益的个人心得，是苏秉琦先生学术研究的重要资料，也是中国考古学史的宝贵资料，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刘瑞，历史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汉唐研究室副主任，华南二队长、阿房宫与上林苑考古队队长。先后参加武威百塔寺、邺城潜伏城门、洛阳汉魏阊阖门、广州南越国宫署、澳门圣保禄经学院等遗址考古。2011年至今与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合作开展秦阿房宫、秦汉栎阳城、秦汉上林苑、汉唐昆明池等遗址考古；2012年至今与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合作开展汉长安城北渭桥遗址考古。从事汉唐考古、历史、历史文献与历史地理学研究，撰写论文、报告130余篇，出版《西汉诸侯王陵墓制度研究》（2010年，合著）、《南海百咏、南海杂咏、南海百咏续编》（2010年）、《汉长安城的朝向、轴线与南郊礼制建筑》（2011年）等著作，主编《阿房宫考古发现与研究》（2014年），《秦汉上林苑考古报告2002-2012》（2018年）。主持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青年1项（《西汉诸侯王陵墓制度研究》）、参与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1项（《汉长安城骨签考古研究》），正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项（《秦封泥分期与秦职官地理重构》），参与国家社科重大项目1项（《秦统一及其历史意义再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