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受美学的中国"旅行":整体行程与两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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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西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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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文浩
出版社知识产权出版社
ISBN9787513063999
出版时间2019-09
装帧其他
开本16开
定价66元
货号1201953808
上书时间2024-1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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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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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文浩，男，湖南桃源人，文学博士，中国社科院文学所访问学者，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硕士生导师，湖南省文艺理论学会秘书长。主要从事西方文论和文艺美学研究，主持湖南省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新时期以来接受美学中国化的反思”和湖南省教育厅一般项目“接受美学和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参与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2项，参编教材1部，发表论文10余篇，其中3篇论文被人大复印资料全文转载。
目录
导论节选题研究的历史和现状第二节 选题的来由、目标和理论价值第三节接受史研究方法的运用和思考编 接受美学在西方的兴起和在中国的理论旅行章 接受美学概说节 接受美学的产生背景和理论来源第二节 接受美学的主要观点第三节 接受美学的理论贡献、主要局限和传播路径第二章 接受美学在中国“理论旅行”的整体行程节 西方文论在中国“理论旅行”的一般行程第二节 接受美学在中国“理论旅行”的三阶段第二编 接受美学与重写文学史第三章 接受美学和“重写文学史”的两种理解节 接受美学和狭义的“重写文学史”第二节 接受美学和广义的“重写文学史”第四章 文学史范式的转向之一：从政治到审美和历史的统一节 接受美学和当代中国的“重写”话语体系第二节 “文学史悖论”和中国问题第三节 为文学接受史正名第四节 文学接受史范式中的读者主体地位第五节 中国学者眼中的文学接受现象的民族特性第五章 文学史范式的转向之二：阐释重心的变化节 破旧立新的理论信号第二节 以“期待视野” 重组文学史第三节 作家影响史研究第四节 共时性和历时性方法的运用第三编 接受美学和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第六章 简说“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节 “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议题的时限和理论背景第二节 何谓“转换”和怎样“转换”第七章 接受美学对“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的可能性节 接受美学和中国古代文论的相似性第二节 接受美学有助于“中国问题”的解决第三节 中国学者的文化心态第八章 比较视域下中国古代接受理论范畴命题的现代阐释节 概述第二节 先秦两汉的“诗言志”等范畴命题和接受美学第三节 魏晋南北朝唐宋的钟嵘“滋味”说等范畴命题和接受美学第四节 元明清的王夫之“自得”说等范畴命题和接受美学第五节 中国古代接受理论其他范畴命题和接受美学第九章 比较视域下中国古代接受理论的民族特性研究节 从文学要素的关系看民族特性第二节 从接受活动特征和接受研究的思维方式看民族特性第三节 从批评语体看民族特性第四节 从接受主体看民族特性第五节 从接受理论架构的具体运作看民族特性第六节 中国接受理论和西方接受美学异同的文化根源研究余论参考文献附录：论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对接受美学的接受后记
内容摘要
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姚斯和伊瑟尔开创的接受美学在华传播和发展了30多年，已经发展成当代中国文学美学研究中较为成熟的理论批评话语。本书借鉴萨义德“理论的旅行”模型提出“问题域研究模式”，以“接受美学中国化的重要成果和独优惠值？”为核心问题，检视广义文艺学视域下接受美学中国化的整体行程（译介、研究和运用三阶段），探究“接受美学和重写文学史”“接受美学和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这两大问题域里中西文论和文化的深度对话史。
精彩内容
序在回望中清理，在梳理中反思 ——写在《接受美学的中国“旅行”：整体行程与两大问题》面世之际外国文论在改革开放的当代中国之被引介被借鉴的历程，确乎是一种“理论旅行”。外国文论在当代中国的旅行是学派思想的旅行。如果以学派的辐射力为坐标，在当代中国留下最为深刻印迹的外国文论学派应首推以“接受美学”著称于世的“康斯坦茨学派”。改革开放使当代中国的外国文论引介与借鉴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空间，进入空前繁荣的时期。回望40年来外国文论在中国的“旅行”印迹，梳理40年来我们对外国文论的引介路径，检阅40年来外国文论的主要流脉、重大学派、大家名说在当代中国被接受、被征用、被吸纳的复杂历程，反思40年来我们对外国文论译介与接受的经验教训——在回望中清理，在梳理中反思，可谓我国文学理论学科建设与发展中一项基础性的国情调研。这种回望与反思，至少对于总结当代中国的外国文论学科发展的主要成就，勘察当代中国的外国文论学科发育的薄弱环节，制订当代中国的外国文论学科发展战略，都是很有意义的。聚焦于以伊瑟尔与姚斯为旗帜的“接受美学”在当代中国的“旅行”行程，进行回望中的清理，展开梳理中的反思，这无疑是关乎当代中国文学理论学科发展的基础性调研中的一项个案研究。这一个案研究在当代中国文学研究学术史上的价值，在当代中国人文科学思想史上的意义，毋庸置疑。梳理德国的伊瑟尔与姚斯的文论在当代中国的“旅行”行程，一如去清理美国的韦勒克文论、苏联的巴赫金文论、法国的巴尔特文论、英国的伊格尔顿文论、抑或意大利的埃科文论、波兰的英加登文论、荷兰的佛克玛文论在当代中国的“旅行”历程，一样的实实在在，一样的不可或缺。诚然，如果我们真正地胸怀世界，而不再把多流脉多声部的外国文论简化成美英文论；诚然，如果我们真正拥有主体性，拥有对文化多样性的自觉，而不再唯美英文论马首是瞻。在这样的语境中，文浩博士的专著《接受美学的中国“旅行”：整体行程与两大问题》的出版，是很有意义的。在该书终于付梓面世之际，我要向著者表示祝贺! 现在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部专著，是文浩在其2010年完成的博士学位论文基础上精心打磨而成，它生动地见证了一个湖湘学子不忘初心，十几年来矢志不移，一直锚定“接受美学”的接受这一课题不离不弃的一股韧劲，它生动地映现了一个青年学者穿越岁月不断成长的学术年轮。作为文浩的导师，我为他有这样的成长而甚感欣慰！文浩这部旨在清理“接受美学”在中国的“旅行”行程，或者说，旨在梳理当代中国文论界对“接受美学”的接受成果与问题的专著，有哪些亮点呢？通读全书，给我留下比较深刻印象的主要有以下几点。，清晰地梳理了“接受美学”在当代中国的“旅行”轨迹。我国学界关于“接受美学”在当代中国的“旅行”印迹的清理，大多是以文章概述的形式进行的扫描，尚未进入几十年来我们对“接受美学”接受史料的全息性、系统性、纵深性梳理。《接受美学的中国“旅行”：整体行程与两大问题》以专著的体量，超越单篇论文的局限，较好地完成了对“接受美学”的中国之旅之整体行程的具体勘察。全书史料充实，信息丰富。在探讨“接受美学”如何介入中国当代文学史重写论域时，著者首先从接受史的综合性角度梳理出两大历史契机：一是“接受美学”作为一种富有人文性审美性的文学史话语模式与中国学者对缺乏人文性审美性的文学史旧范式的变革诉求之间存在潜在对话可能；二是“接受美学”在调节审美和历史的裂隙，弥合“文学史悖论”中产生的德国经验为新时期中国学者解决中国场景中的“文学史悖论”带来莫大的启发。正是抓住了这一历史契机，中国化的文学接受理论构想和实践才会出现。著者细致爬梳和解析了四种中国化的文学接受史构想及其实践效果，细致清点了朱立元、陈文忠、高中甫、王兆鹏、尚学锋等学者扬弃姚斯的接受史理路和中国传统的文学史思维之后的理论创新点。著者对历史契机的考察，进入了理论旅行中接受机制的学理性分析，揭示出中国化文学接受史产生的必然性；对四种中国化的文学接受史的细致性爬梳，凸显出“接受美学”的理论效用。第二，扎实地清理了“接受美学”对当代中国文学研究话语实践的介入路径。改革开放以来，“接受美学”这样的异质性文论话语“旅行”到中国学界，深度介入多个学科、多个层面的理论对话和话语实践。《接受美学的中国“旅行”：整体行程与两大问题》一书重点清理了“接受美学”对当代中国文学研究话语实践的介入路径：“接受美学与重写文学史”及“接受美学和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在这两条路径上，用著者的术语来说，这两个“问题域”均产生了十分丰富的成果。在“接受美学”的影响下中国文学接受史的理论和实践都获得推进，尤其是古代文学接受史成就十分突出。中国文学接受的理论范畴演进和内在体系研究也吸引了三代学人辛勤耕耘，结出了丰硕的理论果实。著者基于翔实的接受成果，从“接受美学”介入这两大问题域而形成的时间节点、发展路径、理论创构、实践经验和内在不足等多侧面，细致地清理了每个问题域的演化。正是这些具体的演化逐步形成了新时期中国化的文学接受史范式。这种范式在价值取向上发生了两大转向：一是由政治标准凌驾于艺术（审美）标准的文学史范式逐渐转向审美和历史统一的文学史范式，读者的接受活动发挥关键的调节作用；二是由作家作品为重心的文学史书写转向以文本和读者的交流关系为重心的文学史书写。这种转变既是中国文学史理论的内在变革，也昭示了整个文学研究界在平衡文学的历史和审美关系上走向辩证科学的研究理路。借助于“接受美学”锻造的文学史新范式超越了庸俗化、政治化、集体化、格式化文学史旧模式，守护了文学的审美性和独立性，张扬了文学史家的主体性。第三，充分地揭示了“接受美学”在中国语境中的适应性变异和中国学人的创造性阐释。德国学者姚斯和伊瑟尔的“接受美学”产生于欧洲文化土壤，它的理论预设主要基于欧洲文学与文化现实。“接受美学”“旅行”到中国，必须要适应中国文学现实土壤，才能变成中国化的可操作的理论批评话语。《接受美学的中国“旅行”：整体行程与两大问题》一书从接受史视野出发，充分地揭示了中国学人在“接受美学”中国化探索中基于中国问题和中国经验催发的中国阐释。20世纪80年代，中国学者将姚斯的文学接受史模式引入重写文学史实践之中，并没有全盘照搬，而是结合中国文学经验，提出许多创造性阐释：一是给文学接受史一个中国学术谱系中的定位。中国学界多数同仁取得共识：明确将读者审美经验为轴心的文学接受史与中国传统意义上的文学研究史、文学批评史、学术史区别开来。二是在理论和实践统一基础上提出文学接受史的中国版。朱立元关于文学史、效果史（接受史）、批评史“三合一”的总体文学史构想，陈文忠关于效果史、阐释史、影响史三元合一的构想等中国阐释既有理论创新，又获得了接受史写作实践的检验，催生了大量经典作家作品接受史研究成果，这在一定意义上弥补了姚斯的文学接受史模式的短板。三是改造姚斯理论范式的偏好。姚斯的接受史范式基于欧洲中世纪传奇文学和20世纪现代派文学（这些文学带有新奇晦涩、朦胧多义等特征）的阅读经验。中国学者适时改造了姚斯的原初理论偏好，在把握中国古代作品和读者期待视野之间关系时偏向统一的一面，主要强调经典作家作品对读者期待视野的顺应，其次才是违逆和挑战。四是细化姚斯笼统的读者类型划分。姚斯在阐述读者期待视野的历史变化，考察文学作品接受史时，往往忽略了读者类型的差异性和流变性。中国学者陈文忠在吸收姚斯广义的读者概念的同时注意到读者类型差异的关键作用。他以中国古代诗歌接受读解活动中读者层次和品位的差异为基础，划分中国古代诗歌接受者为普通读者、诗评家和诗人三种类型，然后凭借三种读者类型的接受特点演绎成效果史、阐释史、影响史这三种相对独立的接受史，并指明其中阐释史的主导地位和三种“历史”的互动升降。陈文忠清晰的读者类型研究，既印合了中国古代诗歌接受的实情，又细化和延展了姚斯理论范型，给文学接受史研究增加了一种新的参照系。在我看来，能如此清晰地梳理“接受美学”在当代中国的“旅行”轨迹，如此扎实地清理“接受美学”对当代中国文学研究话语实践的介入路径，如此充分地揭示“接受美学”在中国语境中的适应性变异和中国学人的创造性阐释，可以说，基本上完成了在回望中清理，在梳理中反思当代中国对“接受美学”的接受这一课题的研究任务。《接受美学的中国“旅行”：整体行程与两大问题》的著者之所以能成功地完成这一研究任务，不仅得力于著者对“接受美学”在中国“旅行”的接受史料的充分占有与精细梳理，而且还得力于著者在接受史研究方法上的创新尝试。著者在这里采用了“问题域研究模式”来勘察“接受美学”在中国的“旅行”行程与路径，来追问“接受美学”如何具体地介入中国文学研究的问题域，来勘察“接受美学”在中国被引介、被征用、被转化、被吸纳的历史语境与演变进程。以这种“问题域”来切入接受史考察，也许有助于克服线型叙述或者板块切割所造成的对深层问题的遮蔽，可以说是对惯常使用的历时性和共时性方法的一种扬弃。“问题域研究模式”以一总问题串起全书的论述。总问题下包含很多子问题，提问和回答就形成一个个富有理论活力的子问题域。《接受美学的中国“旅行”：整体行程与两大问题》一书三部分都是这种“子问题域”的集结，它们分别是：“接受美学”在欧美的兴起和在中国的旅行、“接受美学”与重写文学史、“接受美学”与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子问题域”之间是一种共时性关系，而“子问题域”内部则贯穿历时性的问题史。著者在接受史研究方法上的这一创新尝试是应当得到鼓励的。 一部专著总该有些新材料，有些新观点；若在方法上也有点突破，那就更加可贵而值得一读了。文浩的这部专著在这几个层面都很投入，都很努力。这是令人可喜的。是为序。周启超 2019年7月28日—8月8日 波士顿—杭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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