萃益斋诗集校注

1848

1861

1865

1882

1890

1891

1892

“入仕”或“出仕”藩篱，自从隋朝开辟了科举取仕这条方便士人升官的捷径之后，绝大多数的文人似乎一下子找到了奔向人生目标的不二法门：读书——科举——入仕。这里，我们注意到，“入仕”这一终极目标是以“读书”、“科举”为重要的不可或缺的前提条件的，如生逢治世，经过一番苦读，人生得意，则亦文亦宦，两美齐备，唐之张九龄、沈全期、宋之问，宋之梅尧臣、欧阳修，明代台阁诸人等等，为官可左右逢源，治文能显赫一时，可谓完美之人生。但是，大多数的文人其命运归宿与人生抱负之间，并不能真正吻合，理想与现实存在着巨大的差距。面对仕途，“欲济无舟楫”（孟浩然《临洞庭上张丞相》），清高的心态，又使他们“端居耻圣明”（孟浩然《临洞庭上张丞相》），这种强烈的渴望与痛楚的忧思，正是封建时代落魄文人普遍心理折射。

“入朝明光宫”（高适《塞下曲》）的幸福之神终没有惠顾这位“端居”粤西一隅的勤勉书生，但是，苏煜坡和那个时代所要求的正统熟读经书的饱学之士一样，对功名有着强烈的渴盼。汲汲于科举，拳拳能致仕，使其一生充满激情，思想深处散发着不甘寂寞的豪逸之气。

“九州生气恃风雷”（龚自珍《乙亥杂诗》）之势。按理说，身处这种情势之中的苏煜坡也应一如前述之诗人，不应无视这蕴藏着变革的时代大潮，在其作品中有所反映，但令人遗憾的是，在其“十得六七” 的现存诗作中，几乎没有触及当时社会热点，针砭现实弊端。当然，这也与诗人的处境有关，由于广西地处祖国边疆，而苏煜坡所生活的贺县，又是边疆中为闭塞的地区之一，信息落后，思想保守，好像一块遭受浸染较慢的“净土”。更为重要的是，发端于广西波澜壮阔的太平天国起义刚刚被镇压下去，人们对类似的话题噤若寒蝉，有“远见”的士人，还是多谈风月，多咏性情，所以，苏煜坡也像当时广西多数诗人一样，采取了明哲保身的处事态度，把游移的目光凝聚到个人前途上，走着几千年来士人们走惯了的读书科举老路。

    ——当然，科举是他的的机会，以期改变沉落下寮的命运， 在其早年诗作《酬刘彩楼二律次癸亥泮旋见赠韵》一诗中，他写道：“卓荦观书到处传， 纵横摛藻共春妍。 青衿我愧游庠序， 绿字君殷校简编。 三尺雪门多玉立， 九秋云路伫镳联。 功名自是儒生事， 况有文章翼圣贤。”在这里，他直言不讳地表达出自己一生的志愿，作为一介儒生，再没有比追求功名是一种天经地义的事了。

“积极”并不像范进那样走火入魔，他还不至于把生命的全部投入给八股事业，以致到了精神空虚、知识偏狭、神魂颠倒的地步，他尚能保持一颗清醒的头脑，次会试落榜后，虽然也不免要发一番牢骚，但对于科举的性质和自己的能力，其认识还是较为客观一些的：

破浪乘风意自雄，牵云曳雪感何穷。科名要与才名称，绫饼何曾易啖红。

一席名山坐未寒，萧然行李出长安。胸中块垒消难尽，长铗临风不肯弹。

——卷一《落第南归》

“安人归后，余非入都，亦即就馆，无一岁家居者” ，也经过了“身世萧闲手拮据，膏煎茧缚已月余” 的困顿生活，但他意志弥坚，朝着既定的目标不断进取。

在这种追求中，诗人承受着痛苦的煎熬和等待，这是没有退路的选择，但进退两难之际，他还是不免要对自己进行认真的审视：

璞玉贵善琢，偏弦难独张。集思以广益，先民垂训祥。我生溷乡井，有志今未偿。徒抱兰蕙质，莫登风雅堂。岂不欲自奋，孤花空流芳。在坐无尼父，传家乏曹仓。挟此兔园册，妒煞百城王。十室有忠信，讨论资贤良。

——卷一《杂诗》

壮志难酬的一腔忧愤不免要发泄出来，这里有怀才不遇的隐忧，也有不改初衷的坚毅。

“龚黄”式的官吏，这是不在其位，也谋其政的精神表现，师承杜甫的千年遗风。《投邑令黄笏山司马》写到：

汉廷黄霸循良，何幸卿云覆此方。十载心倾同小草，三春手植到甘棠。宜民颂美随车雨，久宦勤忘满鬓霜。儒吏风流政维似，书堂窃喜傍琴堂。

“龚黄”之誉地方官的敬重——也是自己渴盼的为官模式。《送笏山司马移篆桂平》小序说：“司马令吾邑以静治民，而不忧。三年中抚字教诲所全，实多且乐，与士绅亲，无宦场习气。余连岁按砚讲院，诗酒往还，相得甚欢，不能如淡台民之非公不至也。今春量移桂平，行有日矣，云山花鸟未免有情，矧为部民哉。因作长句送行，……”可见，诗人与官吏的交游并非完全出于个人的利益考虑，他是有选择标准的，凡是能为民造福者，一概可以是他结交的对象。

“我到人间刚廿载，三生何问，茫茫益信”。诗之成谶也，凄然有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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