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与读人

彭南生，1963年生，湖北黄陂人，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入选国家高层次人才计划。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近代经济史、中国近代社会史。著有《中间经济：传统与现代之间的中国近代手工业（1840-1936）》《行会制度的近代命运》《半工业化：近代中国乡村手工业的发展与社会变迁》《街区里的商人社会：上海马路商界联合会（1919-1929）》等，发表论文百余篇，教学、科研成果多次获国家级、省部级奖励，主编《工业文化研究》辑刊等。

我的大学岁月

我的大学岁月镶嵌在20世纪80年代初，改革开放初期，那是一个充满生机、满怀希望的年代。

1981年8月，在经过预考、高考等层层选拔考试后，我从激烈的竞争中脱颖而出，被华中师范学院①历史系录取。接过邮递员送来的通知书的那一刻，我一颗悬着的心总算放下来了，多年的努力终于得到了回报，祖父母、父母也为家族里出了第一个大学生而感到欣慰。虽然只是被一所师范学院录取，而且读的是被人视为“副科”的历史教育专业，但在那个跳出农门为农家子弟最高奋斗目标的年代，那一丝遗憾很快被即将吃上“商品粮”的憧憬与兴奋所淹没！只要有学上，师范也吃香！记得在填报学校志愿时，教我们历史课的陈咸城老师坚持要我填报武汉师范学院，认为这样可以确保有学上；教语文的徐修业老师则坚持要我填报华中师范学院，他认为以我的分数，肯定能被华师录取，但一定要填写“服从学校调剂”。陈老师和徐老师都是“文革”前华中师范学院的毕业生，他们也都清楚两个学校的地位。就这样，我被华中师范学院录取了，但从中文专业调剂到了历史专业。

此前，我有过一次高考失败的经历。1980年夏季，我在顺利通过预考后，到学校继续学习，准备参加高考，家人对我寄予了莫大希望，那时社会上普遍认为通过了预考，等于一只脚已经跨进了大学校门。不料，我就读的黄陂三中在那年春夏间出现了一场流行范围颇广的疥疮，很多同学不幸染疫，我也没能幸免。当时几十名同学住在一个大教室里，床挨床，铺连铺，加速了疥疮的传染。疥疮的症状是瘙痒难忍，忍不住就抓，一抓就破，破皮后的水流到哪，疥疮就长到哪，传染性极强。记得当时有一种用硫黄配制的、外敷的膏药，但效果不好，直到高考前夕，疥疮也未能完全治愈。从预考到高考期间，我一直为疥疮所折磨，坐卧不宁，寝食不安。这次突如其来的疫情严重影响了那一届学生的高考成绩，当时整个文科班仅有一位叫陈新寿的同学考上了孝感师专。得知结果的那一刻，心情是悲伤的，我找到三中教导主任陈咸城老师，陈老师表示，可以再来复习一年，只需要交几块钱的学杂费。父母亲和家人也支持我再复读一年，于是，那年的秋天，我又返回学校与下一届文科班同学一道投入到高考复习中。功夫不负苦心人，我和另外八名同学如愿以偿，进入包括中国人民大学、厦门大学、华中师范学院、西南政法学院、武汉师范学院等在内的大学学习，成为当时孝感地区高考的一段佳话。不久之后，陈咸城老师也因工作成绩突出被调到黄陂县教育局。

二

拿到通知书后，十里八乡认识的人都投来羡慕的眼光，我和家人反倒比较冷静，没有请客收礼，只盼着早一点去学校报到。学校规定的报到时间是9月1~3日，但我已迫不及待，在我大哥的陪同下，提前两天到汉口前进四路122号我的姨伯家住下。9月1日，大哥挑着一只木箱和铺盖，送我到新华路长途汽车站华中师范学院迎新点，之后，我便与其他报到的新生一起乘坐校车来到了位于广埠屯的华中师范学院。迎新场面十分热闹，校车一到，各系迎新人员举着各系的牌子，将新生迎至各系专门设立的迎新点，办好报到手续，然后由高年级的同学热情地帮新生拿行李，送到宿舍。历史系的迎新是由1979级负责的，王焕清学兄帮我提行李。他中等偏高，身材偏瘦，戴着一副眼镜，全身充满了书卷气，路上热心地向我介绍了历史系的简况。虽然是到一个全新的学校，但我却丝毫没有陌生感。到了宿舍，就像是回到了家，让人感受到家的温……

本书主要辑录作者学习、研究与管理工作中的若干感悟，回顾了个人的成长道路特别是学习过程中名师的教诲，总结了教学、科研工作中的经验与体会，分享在学校管理工作岗位上的思考与实践，对大学治理与发展具有一定的借鉴性。本书还就学术研究中的若干问题进行了讨论与评论，对青年学者与高校学生具有一定的参考作用。本书为华中师范大学近代史所彭南生教授对读书和读人的所思所悟所想，内容涉及如何读书包括读有字书和无字书，如何组织教学，如何做学问，以及如何兼顾教学与科研、领导与教师等多项工作和多重角色。对于大学的领导干部和一线教师均有重要参考价值和借鉴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