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规制与海洋经济增长动态匹配研究

葛浩然，1993年出生于河南虞城，现任浙江万里学院商学院讲师，国际商务专业硕士生导师，近年来发表论文20余篇，其中以第一作者在核心及以上期刊发表论文7篇，合著专著1部，主持省部级项目2项，参与国家级和省部级项目6项，主要从事环境经济地理与区域一体化发展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我国向海发展战略的不断深入，区域海洋经济发展与海洋环境污染之间的矛盾日益凸显，如何处理好海洋经济增长与环境质量提升间的关系成了学界的热门议题。而环境规制作为各国参与环境建设最主要的工具，是政府调节经济目标和环境目标协调发展的重要手段。但是从近年来频繁出现的局部海洋环境事件和地方限产行为来看，海洋经济生产过程中的污染外部性行为并未得到有效遏制，反倒对区域自身经济增长添加了诸多限制条件。因此，各地结合发展需求，纷纷调整环境执行标准，力图对排污部门的经济活动进行科学调控。在海洋环境政策体系趋于完善的背景下，研究环境规制与海洋经济增长之间的动态关系，对各地制定和执行更加有效的环境规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也有助于支撑沿海地区海洋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第一节 现实背景与问题

从我国海洋经济增长的现实状况来看，海洋环境与海洋经济间呈现较为复杂的现实矛盾关系，海洋环境规制的真实效果也更多偏离治理目标。一方面，归因于我国特定制度环境使得环境规制手段发生转向；另一方面，也与现有理论体系对于环境规制效用的认定存在争议有关。

一、我国海洋环境与海洋经济面临的问题

海洋作为占全球面积70%的生态系统，为人类生存发展提供了丰富的物质资源和空间资源。生命起源于海洋，在经济活动日益频繁的今天，人类发展也更加依赖于海洋。一方面，陆地资源容量趋紧使得海洋开发成为维持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保障；另一方面，日益深化的全球化进程也需要借助海洋空间完成要素的自由流动。因此，进入21世纪以来，沿海各国均将海洋开发与使用作为经济建设的重点，并且已取得了丰硕成果。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经济在不断转型和扩张中取得了40多年的长足发展。2019年，我国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标志着我国经济结构与社会结构进入重大转型期。作为我国转型经济发展的前沿阵地，沿海各区域在市场化、全球化和地方化等多重动力的推动下，凭借市场区位优势和资源环境优势，用占全国约13%的陆地面积承载了全国约40%的人口集聚，并衍生出约60%的区域财富。其中以海洋经济为主要形态的区域经济体系更是不断壮大。2018年全国海洋生产总值达到83415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9.3%，成为区域经济特别是沿海区域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力。

与此同时，长期粗放发展模式下的海洋污染事件频发、海洋环境保护难度加大等问题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一方面，沿海经济活动排放的污染物可通过各种渠道直接入海；另一方面，海洋渔业养殖与捕捞、海洋油气开发与运输、海洋矿产资源开发、滨海工程建设及涉海产业布局等均会对海洋环境造成直接影响。如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发布的《2018年中国渔业生态环境状况公报》就指出，我国海洋渔业重要监测水域中，无机氮、活性磷酸盐、石油类、化学需氧量超标的面积占比分别达到75.4%、44%、4.4%和33.9%，四种污染物在重点监测的增养殖海域中的超标比例分别达到了59.9%、50.6%、37.2%和7.2%。不仅污染物超标体量较大，而且路径依赖下的经济发展模式使得海洋环境污染问题并未得到实质性改善。这对海洋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造成了显著影响。如深圳福田锐减的红树林使当地陆海水体交换系统和海洋生态系统被破坏，给渔业养殖和工程建设带来了不可挽回的损失。而大量海洋港口的无序建设和盲目扩张则不仅给港口自身经济效率带来挑战，也使海岸带环境遭受了较大冲击。可见保护海洋环境的任务在今后海洋经济发展中更为艰巨。

本书基于环境规制与经济增长间动态演化关系的视角，构建了研究框架。并在总结我国海洋环境规制的演化特征和环境经济效应的基础上，多角度分析了环境规制与区域海洋经济增长间的匹配关系，主要研究方法和研究结论如下：研究了环境规制与海洋经济增长之间的动态响应关系。使用面板数据单位根检验、协整检验、向量误差修正模型、VAR脉冲响应和方差分解等方法，发现了命令控制型和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在长期视角下均能够与海洋经济增长保持稳定的协整关系，但在短期关系中，两者分别对海洋经济增长造成了抑制和促进作用。区域海洋经济的增长也激发了区域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的比重。两类环境规制均具有一定的政策连贯性，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虽然短期内在海洋经济增长中解释能力更高，但是并未发挥积极作用；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的早期贡献相对较低，但正向影响呈现扩大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