州县之民(治乱之间的小民命运)(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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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嘉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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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帆|
出版社浙江人民
ISBN9787213115363
出版时间2024-12
装帧其他
开本其他
定价88元
货号32237548
上书时间2024-1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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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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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帆。
1986年生，关中人。研读明清方志数年，兼采相关档案文献，作《州县之民：治乱之间的小民命运》。
目录
推荐序一：化无史为有史 / 谌旭彬
推荐序二：历史写作的草根精神 / 杜君立
第一部分 从崇祯到乾隆
第一章 引言·明清之变
第二章 空 间
关于岐山县
县城内外
文 庙
周公庙
武侯祠
第三章 从崇祯到乾隆
明末乱局
萧条清初
逋赋困局
恢复发展
第二部分 权力、财富与声名
第四章 权 力
官 吏
贤 守
李知县买布
两副面孔
第五章 斯 文
士 人
秀才的幻觉
秀才与捕快
第六章 财 富
绅 富
财富的力量
望族兴起
第七章 齐 民
食货志
风 俗
短了三钱三
四民论
第三部分 内 卷
第八章 忠与孝
忠 臣
孝 子
第九章 女 性
节 烈
改 嫁
典 妻
尾 声
附录一 事件年表
附录二 凤翔县知县李庄杖毙布商案相关奏折
附录三 扶风县生员罢考案相关奏折
附录四 宁州捕役拷毙生员案相关奏折
附录五 井陉县民众抗官殴差案相关奏折
附录六 英山县刘氏被抢卖案相关题本
主要征引文献
后记
内容摘要
1644年，崇祯十七年，三月，崇祯帝自缢，明亡。次月，清军入关，进据北京。是为“天下亡”。
1779年，乾隆四十四年，经历百余年恢复发展，社会安定，人口繁盛，全国总人口突破两亿七千万。是为“天下兴”。
兴亡之间，无数平民被时代洪流裹挟，随波漂荡。
本书以关中地区的西岐之地为主要研究对象，以乾隆年间的《岐山县志》等西府地方志为主，兼采其他明清文献档案，由州县之中的典型人物入手，斯文代表的生员、富甲一方的绅商、辛勤稼穑的齐民、坚守贞节的节妇烈女……通过对他们生活与命运的剖析，尝试还原君主专政时期普通州县平民的生存状态。
精彩内容
第四章权力官吏一 明清时期，州县为最基层的行政机构，其行政长官为知州、知县。 以品级而论，知州、知县是行政体系当中级别最低的行政长官；但同时也是绝大多数民众对于“官”的唯一认识。他们往往终其一生，也不会了解和接触到比州县级更高的权力机构。 知县为一县的长官，全面掌管本县的治理。凡是县内的讼案审理、田赋征收、治安管理、兴文教、劝农桑，无一不在知县的权责之内。 知县之外，往往又设县丞、主簿等辅佐官员，分掌县内的粮马、税征、户籍等事。此外，知县还有若干属官，如典史、驿丞等。其中典史掌监察缉捕、监狱，驿丞掌邮传及迎送过往官员。此外，县儒学还有教谕和训导两位儒学官，负责教诲开导县学中的生徒。 除了上述主要官员之外，县级行政机构之中，还有大量的负责具体事务办理的胥吏和差役人员。 前面在介绍岐山县署结构时，曾提及在县正堂两侧，分布有礼、户、仓、吏及承发、兵、刑、架阁、工、屯粮等“房”。诸房中负责人员，叫典吏。典吏以外，各房又往往有“书办”人员。典吏、书办也即通常所说的胥吏。 充任胥吏，需要满足一定的条件。首先要为本籍人士，熟悉本土风情；其次，要身家清白，不得有作奸犯科的记录；再次，要老成驯谨，须满二十岁；最后，要工于读写。 四项要求，其实只有读写能力是硬性要求，书吏主要从事文牍工作，读写基本功自然要扎实。其他三条是否符合，本身即存在巨大的模糊空间。 一般应征胥吏的人员，往往本身已经读过若干年书，但以科举出头无望，于是延师学习律令则例，以谋得一个书吏的位置。按照相关制度规定，胥吏任期不得超过五年。 从制度层面来看，胥吏既不是官，也并不掌握权力。但权力仿佛天然就有毛细现象，总会由掌权者流出一部分到那些接近权力的人身上。 在地方行政机构中，这种权力流转即为行政长官向胥吏。掌握权力的知县皆以科举出身，清代科举又以“八股文”取士，所以知县读的是圣人经书，擅长的是八股作文。这与治理地方所需要的对律例条文以及行政流程的熟悉相去甚远。 故一位新入仕途的州县员，纵然雄心勃勃，等到开展具体事务时，仍然有诸多知识盲点，不得不交予胥吏执行。在这样一个过程中，权力的下移必然发生。 胥吏之外，又有差役，也叫衙役。最常见的为包含皂班、壮班和快班的“三班差役”。 皂班，即通常所说的皂隶，负责站堂、庭审行刑、主官出行护卫等事。壮班，又称民壮，负责巡逻、守卫衙署、协助缉拿人犯。快班，又叫快手、快壮，负责事务比较庞杂，有的地方负责捉拿、押送人贩，有的地方还负责催收赋税。 三班之外，往往还设有捕役，又称捕快，与三班一起，编为四班衙役。 几班衙役之外，还有门子、禁卒、狱卒、仵作、库丁、仓夫、更夫、驿邮兵丁等诸多种类，但以四班衙役最为重要。 胥吏由于缺乏前途和出路，社会地位已然不高。而相对于胥吏们终日以笔砚为伍，粗壮的衙役更被视为卑贱的职役。不过，与胥吏相似的是，衙役是一线执行人员，对民众来说，衙役是“官府”的人，如若无权无势，遇到蛮横霸道的衙役，只能任其欺侮。 胥吏与衙役常常会被归为一个大类，统称为胥役或者吏役。有时，衙役也会被纳入广义胥吏的范畴，这时所称的胥吏，往往包含书吏和衙役两个概念，相当于在说胥役。 二胥役的腐败，几乎伴随着其存在的全过程。以诉讼案件为例，从开始的写状、预约登记、传递状子，再到提醒官员审理、坐堂，再到调解、结案。胥役们或引诱、或恐吓、或故意拖延，无一不是收取贿赂的机会。 嘉庆二十三年（1818），陕西道监察御史程伯銮曾在一份奏折中，详细描述过州县胥役之害：凡狱讼，无论大小，初递呈词即需使费，谓之“呈子钱”；及呈审之时，又有打扫衙门之说，谓之“坐堂礼”。除人命盗案外，田土、婚姻各件，辄计家资之贫富为多寡，用费不到，则望审无期。若欲速提速结，则所费尤巨。内而长随茶房，外而书胥差役，莫不分润。 每签提一案，差役多至十数人，到彼先索鞋脚钱、轿马钱。人证到案后，又索酒食钱、差使钱。不满所欲，则虽官长屡催，总以人证不齐登答蒙混。结案之后，又苛求辛苦钱、酬谢钱。案愈延，则诛求愈广。 查各衙门服役公差，便有定数，乃川省各州县粮快两班，多至千人，分为散差、总差、总总差名目。闻欲充当总差一名，用顶头钱或累千数，若非异取民膏以充私橐，何肯拼重费而入公门？故俗有“差头换举人，举人倒补一千银”之谣。倚官作势，贻害平民。 积案之拖延，上控之繁多，未必不由于此。
程伯銮这封奏折虽专就当时的四川而言，但类似的胥吏之害，实则全国皆然。 即便知县已在官场中历练有年，对于行政事务逐渐熟悉，同时又体恤民隐，对胥吏有所防范和约束，也只能在一定程度上减少胥吏们对民众的盘剥和苛索，而无法杜绝。这是因为，胥吏之害早已成为一项制度性的腐败。 从胥吏自身来说，以正式的规定而言，他们的薪酬相当微薄（有的甚至无正式薪酬）；而且，一旦成为胥吏，便失去了再次参加科举考试的资格。同时，还有五年的任年期限（尽管很多并未遵守）。 如此，胥吏一朝小小权力在手，抓住一切机会拼命变现，就成了必然。何况，不少知县自身也并不清廉，其个人的财富的积累，不少还正是通过胥吏们完成。如此一来，对于胥吏的种种舞弊也就自然放任了。 胥吏与差役一道，构成了基层行政体系中的几乎所有分支。某种程度而言，基层社会的治理，即是由胥吏与差役执行。昨日熟悉亲切的张五哥与刘二叔，一旦披上权力的外衣，霎时便异化为张牙舞爪的恐怖模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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