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一无二(解开人格差异之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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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嘉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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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朱迪斯·哈里斯 著
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
ISBN9787532785131
出版时间2021-09
装帧精装
开本32开
定价68元
货号31258728
上书时间2024-1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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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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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朱迪斯·哈里斯（Judith Rich Hartris，1938年—），美国知名的心理学家、作家。1997年获美国心理学会颁予杰出心理学作家的乔治·米勒奖。撰写过多本关于“儿童发展”的大学教科书、畅销科普书籍，包括《基因或教养》以及这本《教养的迷思》。哈里斯是位独立的研究者，于演化、社会、发展心理学等领域深耕多年，见解独到。《教养的迷思》自出版以来，因其挑战传统认知的观点，在学术界引起了巨大的震撼与回响。
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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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第一章 理解差异
第二章 该死的长方形
第三章 猴子的实验
第四章 长幼及家庭内部环境的其他差异
第五章 人与情境
第六章 心理模块
第七章 关系系统
第八章 社会化系统
第九章 地位系统
第十章 结局
注释
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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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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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造人性格的，到底是先天的遗传还是后天的环境？
《教养的迷思》作者朱迪斯？哈里斯重新检视学界过往的研究，观察双胞胎、自闭儿，以及猩猩和蚂蚁等生物，得出了自弗洛伊德以来第一个有关“个性”的完整理论：以演化心理学为基础，用关系系统、社会化系统和地位系统这三种心理机制，鞭辟入里地解开了人格差异与形成之谜。\\\\\\\\\\\\\\\\\\\\\\\\\\\\\\\\\\\\\\\\\\\\\\\\\\\\\\\\\\\\\\\\\\\\\\\\\\\\\\\\\\\\\\\\\\\\\\\\\\\\\\\\\\\\\\\\\\\\\\\\\\\\\\\\\\\\\\\\\\\\\\\\\\\\\\\\\\\\\\\\\\\\\\\\\\\\\\\\\\\\\\\\\\\\\\\\\\\\\\\\\\\\\\\\\\\\\\\\\\\\\\\\\\\\\\\\\\\\\\\\\\\\\\\\\\\\\\\"
主编推荐
"【编辑推荐】：
1、《教养的迷思》的作者朱迪斯•哈里斯新作
2、史蒂芬·平克、查理·芒格、梁文道诚意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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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内容
\\\\\\\\\\\\\\\\\\\\\\\\\\\\\\\\\\\\\\\\\\\\\\\\\\\\\\\\\\\\\\\\\\\\\\\\\\\\\\\\\\\\\\\\\\\\\\\\\\\\\\\\\\\\\\\\\\\\\\\\\\\\\\\\\\\\\\\\\\\\\\\\\\\\\\\\\\\\\\\\\\\\\\\\\\\\\\\\\\\\\\\\\\\\\\\\\\\\\\\\\\\\\\\\\\\\\\\\\\\\\\\\\\\\\\\\\\\\\\\\\\\\\\\\\\\\\\\"【精彩书摘】：第一章理解差异
我动笔写这本书的那天，拉蕾·比贾尼（LalehBijani）和拉丹·比贾尼（LadanBijani）在伊朗下葬，一人一个墓冢：除了死亡，她们从未分开过。二十九岁的拉蕾和拉丹是连体同卵双胞胎，生来头部相连。她们在分离手术中不幸身亡。
拉蕾和拉丹在二十九年来被迫的如影随形中，取得了比她们这一代中大多数伊朗女性更高的成就：二人都从法学院毕业。她们可以坐卧、行走，因为她俩是同向并排粘连住的。但是双胞胎只能从照镜子中看到彼此的面容。
拉蕾和拉丹了解手术风险后选择了手术；医生告诉她们手术的成功率是50％，但她们为了可以以后分开生活甘冒风险。“我们是两个粘在一起却完全独立的个体，”拉丹在手术前向记者解释道，“我们有不同的世界观，不同的生活方式，看待问题也很不一样。”拉蕾想要去德黑兰当记者，而拉丹计划留在家乡设拉子，从事法律行业。相比之下，拉丹更加健谈，身边一位密友形容她“非常友好，总喜欢开玩笑”1。
职业规划的冲突是她们接受手术的原因之一。另一个原因是她们希望可以不再只从镜子中凝视对方。可能还有其他她们未向记者袒露的原因，比如她们不会向记者承认——她们可能想成家生子。姐妹俩如影随形难免尴尬。研究人员发现（拉蕾和拉丹可能自己也发现了）爱上同卵双胞胎其中一个的人可能甚至不喜欢另外一个。2尽管同卵双生是自然界制造克隆的方式，但双胞胎对于她们自己和朋友而言是独立且独特的个体。拉蕾和拉丹拥有相同的基因和相同的环境——她们到哪儿都在一起，没有选择——但她们的人格、观点和生活目标不同。为了个体性，她们付出了生命。
当然，大多数同卵双胞胎不是连体婴儿，大多数连体双胞胎成年后也不会选择分离手术。但是同卵双胞胎的人格的确不一样。他们为什么不同是科学界迄今无法解开的谜团，双胞胎本身也困惑不已。
“为什么我是我？”这个问题是普林斯顿高级研究所物理学教授弗里曼·戴森（FreemanDyson）复述他八岁孙子乔治的问题。我不知道他怎么回答乔治，但是戴森后来告诉一位成年观众，这个问题“总结了客观宇宙中个人存在的难题”。呃，至少我想是这样的。但这个问题对于乔治来说有更具体的含义，因为他有一个双胞胎兄弟。据他祖父说，乔治知道同卵双胞胎和异卵双胞胎的区别，他知道他和双胞胎兄弟唐纳德在基因上完全相同。根据他祖父所言，他也知道他俩“有着相同的成长环境，接受了同样的教育”——他们有着一样的父母，在一个屋檐下长大。当乔治问道“为什么我是我？”时，他的祖父总结道：“两个基因相同、接受的培养也相同的人却不同。”3如果他们先天本性（nature）相同，后天培养（nurture）相同，那为什么会有不同的人格？
人的个体性和人的差异是本书的主题。虽然双胞胎直接地体现出了这个问题，但是普通兄弟姐妹之间的差异同样神秘、无法解释。如果科学家不能解释为什么双胞胎不同，为什么普通兄弟姐妹不同，那么他们也无法解释为什么你和我，为什么任何两个随机选中的人不同。
在小说和现实法则中，解开谜团都需要“证据”。科学在这方面稍有不同。大多数情况下，我们没有办法提供绝对的证据去论证解决某个科学性谜题的方法是否正确：通常最多能做的是证明其他解决方案不能解释证据的关键方面。对自己的科学方法引以为豪的夏洛克·福尔摩斯喜欢说：“当你排除了不可能时，不管剩下的结果有多不可能，它一定是真相。”4真正的科学家喜欢说一些不太容易流传的话——例如：“当你排除了极不可能的情况时，剩下的无论是什么，至少在当下，都在正确可能性的范畴中。”我闲暇的时候喜欢读一些悬疑故事，通常会看比福尔摩斯新一些的读物——例如，苏·格拉夫顿（SueGrafton）的字母系列故事，从A开始的《A：不在现场》（“A”IsforAlibi）。这些悬疑小说诠释了金西·米尔虹(KinseyMillhone)侦探，她的生活细节在这个系列故事中逐渐显露。探知金西是我看这些书的乐趣。
像我一样，金西并没有向权威低头，她剪掉头发，对错误一探究竟。她以第一人称说话，书中第一或第二页通常有这样一段话：我叫金西·米尔虹。是一名私人侦探，加利福尼亚州颁发执照……今年三十二岁，结过两次婚，没有孩子，了无牵挂，性格使然，我很可能会一直这样生活下去。5你也可以叫我私家调查员，因为我也做调查。然而，金西和我住在大陆的两端。我住新泽西州加利福尼亚州位于美国大陆的西海岸，新泽西州则位于东海岸。——译者，今年六十七岁，和我的第一个也是唯一的丈夫一起生活，有两个懂事的孩子，四个可爱的孙辈。身边有一群朋友，性格使然，我很可能也一直这样生活下去。
但是我和金西最大的区别是，她强壮健康，而我不是。近三十年来，我一直被系统性硬化症和狼疮的双重疾病所累，这两种自身免疫性疾病都会影响各类器官。多年来，我的免疫系统已经对身体的多处部位发起过攻击。现在它瞄准了我的心脏和肺部。大约一半的系统性硬化症患者最终会出现心脏和肺部衰弱性功能障碍，即肺动脉高压。我在2002年被诊断出了这种功能障碍。
为了保持身体健康，金西每天跑三英里；我以正常速度行走都气喘吁吁。金西能二话不说就开车大老远地寻找线索；我做不到。但我也不是完全困在家中——偶尔也会出去——可是我的身体耐力非常有限，所以我很少冒险去比图书馆或办公用品商店更远的地方。去医院检查时，丈夫会让我坐在轮椅上推着我走。
但是一些小说里的侦探比我还行动不便。悬疑小说《时间之女》（TheDaughterofTime）中——书名源于一句古老的谚语：“真相是时间的女儿。”——侦探躺在医院里破案。小说的作者是约瑟芬·铁伊（JosephineTey），书于1951年在英国出版，开头这样写道：格兰特躺在高高的白色病床上，盯着天花板，憎恶地盯着天花板。他对这光洁表面上每一条新增的裂痕都了然于胸。6伦敦警察厅的艾伦·格兰特（AlanGrant）在追捕罪犯时负伤入院，但行动不便并没有使他止步不前。朋友给他带来的书和旧画复本让他发现了一个未解之谜：谁杀死塔中的两位小王子？——人们通常认为这是理查三世的罪行玫瑰战争期间（1455—1485），白玫瑰家族的国王爱德华四世死后，长子爱德华五世和其弟弟约克公爵被禁伦敦塔内。1483年，理查加冕为英格兰国王后两位小王子不久便秘密“消失”。——译者。由于事件发生在15世纪，格兰特即使身体健全，也无法采访证人和嫌疑人。正如他的一位朋友所说，他的侦探工作包括“学术调查”。7我所做的事情，一言蔽之，也是学术调查。虽然我活动受限，但还是有很多办法可以广泛地收集证据。与不幸的艾伦·格兰特不同，我可以上网，可以与许多朋友和同事发电子邮件交流。身边的朋友会知道一些即使我和金西·米尔虹一样健康和矫健也无法获得的信息。我的大部分证据来自发表物：学术著作和专业期刊上的文章（参见本书后面的尾注和参考文献）。别人“跑外勤”——真正地收集数据——但是他们的工作成果一经公布就为我所用了。即使我不认同研究人员的结论、不认可他们的方法——正如您将看到的一样——发表的报告还是可能会包含一些有用的东西。
我的第一份工作和艾伦·格兰特一样：让人相信有些谜团仍然悬而未解。格兰特同时代的人多半认为这个谜团已经解开：“每个人都知道”这是理查三世干的。格兰特在确定真凶手前，首先要证明人们信以为真的答案是错误的。小说近四分之三笔墨都花在让读者相信，理查并没有杀死小王子——他死去的兄弟爱德华四世的两个年轻儿子。在一位可以接触到大英博物馆旧档案的年轻美国研究员的帮助下，格兰特确定理查没有动机处死这两个男孩，再者说这也不符合他的性格。当理查在博斯沃思遇害时，他们很有可能还活着——像莎士比亚一个世纪后写的那样，理查呼喊着：“用我的王国换一匹马！”莎士比亚著名台词，出自《理查三世》中主人公在博斯沃思战役中兵败势穷时的高呼：“AHorse！MyKingdomForAHorse！”（给我匹马！用我的王国换一匹马！）现用来揶揄代价高昂地换取不重要的东西。——译者现在大多数人都认为，人格的奥秘——个体性的奥秘，本书的副标题——已经解决了。大家普遍认为，人们不同于兄弟姐妹的行为方式是“先天本性”“后天培养”，以及／或是两者之间某种相互作用形式的。
“大错特错，”福尔摩斯怒喝，“不能没有数据就盖棺论定。人们在不知不觉中开始扭曲事实来适应推论。”8现实世界中，推论很少能在完全缺乏数据的情况下焕发生机：手头上必须得先存点东西。但是推论可能建立在数据不足、模糊不清或产生误导的基础之上。然后，人们开始不知不觉地收集更多数据来证实理论。
这种事情会持续很长的一段时间：在心理学方面生来就有极大的兴趣学习区分他人。人们从出生就热切地凝视着一张张面孔；从出生——甚至更早以前——就关切地听着周围的声音。非常小的婴儿可以看脸或是听声音认出自己的母亲。24他可以认出或听出他的妹妹、姑姑或保姆，并知道她是别人——而不是他的母亲。
人体大脑相对于身体的尺寸比例大约是典型哺乳动物比例的九倍。为什么我们有这么大的大脑？现在已经有了很多解释；其中很多解释可能多少也包括了些许真相。虽然拥有较大的脑子会有一些明显的劣势，但因此变得聪明机智则有更多重要的优势。智人智人（Homosapiens，意为“有智慧的人”），生物学分类中人属中的一个“种”，为地球上现今全体人类的一个共有名称。——译者没有攻城略地，没有通过暴力手段，却成为万物之长。如果只是单枪匹马，在暴力面前，人类不堪一击。据莎士比亚说，理查三世之死是因为他没有一匹马。
英国演化心理学家罗宾·邓巴（RobinDunbar）认为，因为需要收集和储存社会信息，人类在演化过程中大脑变得越来越大。大多数猴子和猿类（猩猩显然例外）都是高度社会化的动物；它们过着群居生活。即使大多数灵长类动物单兵作战的话在暴力面前不堪一击，但是群居生活使它们能够在敌人林立的环境中生存。我们的祖先也采用了不落单的方式。那些在群体中表现不好的人无法成为我们的祖先。
但对于灵长类动物来说，要在群体中表现得好，不仅仅是面对掠食者能同仇敌忾。灵长类动物群体内存在着复杂的联盟和对立阵营，存在着一个有偿及无偿的尽责和对抗体系。在群体里活得如鱼得水需要知道谁与谁是朋友，谁与谁是敌人，谁能够凌驾谁之上。如果克莱德生你的气了，你不仅要警惕克莱德——你还得留意克莱德的朋友杰克。如果你能获得比克莱德和杰克位高权重的盟友襄助，那你就不太可能被他们痛打报复。
群体越大，必须留意的人际关系也越多。邓巴发现，灵长类动物群体的大小（某一物种的典型群体大小）与该物种大脑新皮质的大小有很强的相关性。新皮质位于头骨下方的脑细胞层，如邓巴所说的一样，“你可以称之为大脑的‘思维’部位”。25除了少数例外（再次排除猩猩），新皮质较大的灵长类动物一般会有较大的群体。
基于这种相关性，邓巴根据人类新皮质的平均大小进一步计算出了人类的自然群体大小。他得到的答案是150人。
今天，人类在我们的星球上几乎无处不在，在有些地方甚至非常密集。但是就在不久之前，智人仍是一种相对不常见的物种。直到我们的祖先发明农耕——仅在一万年前，一万年从演化的时间尺度上来看仅仅恍如昨日——人们还像猎人和采拾者一样想方设法地争取生存。狩猎和采拾的生活方式需要广袤的土地，所以群体规模往往较小，稀疏四散。几十万年来，我们的祖先——人类和原始人类小而聚之，一同栖息迁徙。基于对仍以狩猎采拾为生的人们和部落民族的研究，我们知道这样的群体终归不太稳定。小群体可能会暂时合并，大群体则会一分为二。一些个人或家庭偶尔会从一个群体改迁到另一个群体。
正如邓巴所说，狩猎采拾者和部落社会有层层的组织架构。底层是临时的“过夜”群体，30或35人共度一段旅程后就分开。顶层是部落，一个讲同一种语言或方言的语言群体，通常大约有1500至2000人。底层和顶层中间的是氏族群体，一个氏族平均有150人左右。邓巴认为，这是人类的自然群体规模，他还找来了其他例子来支持这个观点：农民最早形成的村落、商业组织、教堂集会或军事战斗的最佳规模，以及胡特尔派社区的最大规模，都是如此。当胡特尔派社区（一个实行公有农业的宗教团体）的规模超过150人时，他们会将社区一分为二。根据邓巴的说法，胡特尔人发现如果超过这个数字，教民就很难遵守教义。26150人以下的社区，邻里都相互认识。大家都知道彼此的名字和长相，对他人的祖上情况和生活轨迹也了如指掌。他们对每个人的性格也有所评价。阿拉斯加西北部的几位因纽特人（他们也过着群居生活）曾告诉一位人类学家，在过去，屡教不改、总是惹是生非的人会被悄悄地推入冰河。27“屡教不改、总是惹是生非的人”则是对他性格的评价，也是对他未来行为的预测：如果没人阻止，他会继续闹事。
演化为人类提供的专门机制之一就是面部识别模块。神经科学家发现非常容易证明这一机制是模块化的，因为它基本分布在大脑的同一地方。执行某一任务的大脑机制其实没有必要局限在一个小区域内——比如一些心理机制的组成分就分布得很散——但局部化的机制更容易研究。你有没有听说过有人把妻子当成了帽子？他的脸部识别模块严重受损，甚至无法分辨出人脸与物体之间的差别。28更常见的是，大脑脸部识别区域受损后人们可以识别出某些物象是人类的面孔，但无法识别它是谁的脸。有这样认知缺陷的人患有脸盲症，他们虽然不太会将妻子当成帽子，但会把她认成陌生人。即使在镜子里看自己的脸，他也茫然陌生。他不仅忘记了已知的面孔，也无法记住新面孔。29神经学意义上完整的人类大脑有一个显著的特点，那就是大脑能够记住新面孔的数量。“人的特征和面容虽然由十部分甚至更多部分组成，但是成千上万的人中也找不出两个无法区别的人。”老普林尼盖乌斯·普林尼·塞孔德斯（GaiusPliniusSecundus，23—79），古罗马作家、博物学者、军人、政治家，以《自然史》一书留名后世。后人称其为老普林尼，其外甥为小普林尼。——译者如是说，在他的时代，数千人似乎已经是个庞大的数字了。30老普林尼虽然没说自己可以将这数千人一一区分，但他显然认为如果有机会的话他能办到。
现代工业化国家的居民却有这样的机会。他们生活、工作和上学的地方都人来人往。每当换学校、工作或者住宅的时候，都会遇到新的人。电视、电影、报纸、杂志、书籍和互联网上的面孔层出不穷。他们可以记住并识别出其中很多人。如果参加实验的学生一个月后在超市遇见了那个友善抑或是讨厌的研究生，大多数人都还能认出她。
如果我们的大脑结构是让我们能够在150人的群体里生活，那么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存储空间？我们能记住新面孔的数量似乎没有限制。而收集和存储新面孔相关信息的能力也没有限制——他们的名字、遇到他们的地点，或者他们友善还是讨厌——我们都能够记住。
语言习得机制在十二岁生日之前表现尤佳，之后便可以一劳永逸。与语言习得机制不同，人员信息获取机制（peopleinformationacquisitiondevice）则会在人的一生中不停运转。我今年六十七岁，身体不好；往往一周里我能看到的人只有我的丈夫和清洁女工。但大约五年前，我喜欢上了在电视上看职业高尔夫球锦标赛。今天，我列出了全球前200名男子高尔夫球手的名单，而且我脑海里可以浮现至少70名选手的脸，其中包括排名前25名中的23位选手。我还可以细数他们身上的很多事情。有人在练习场上勤奋练习，有人倦怠偷懒，有人刚刚结婚，有人已经有两个孩子了，有的人喜形于色，有的人讳莫如深。
记住这么多的选手有什么意义呢？为什么要在这些无用的信息上浪费脑细胞？我永远不会在超市里遇到老虎伍兹或厄尼·埃尔斯！
但是我发现记住这些无用的信息也挺自得其乐的，在这方面我绝不是个特例。杂志上刊登人物文章和脸部特写照片，书店的书架上载满现实人物的传记、自传和虚构人物的小说，都是为了满足人们的认知渴望。在《Ａ：不在现场》系列中，金西·米尔虹侦探，会超过一百年。然后，新的扫帚出现，从新的角度解决问题，扫除蜘蛛网。在心理学方面有两把新扫帚，在每个新的案件中都展示了更多有关自己的内容。读者每次读她的新作都可以知道更多。在《时间之女》中，艾伦·格兰特躺在医院的病床上久久凝视理查三世的肖像。“我想知道，”他解释说，“他的性格是怎么形成的。”31我看过那幅肖像；它临摹自乔治·贝柳爵士（SirGoergeBellew）的《英国的国王和王后》（TheKingsandQueensofBritain），这本书我也有。我觉得理查看起来烦躁，还有一点忧郁，好像他已经有预感对马的呼求注定徒劳。但根据乔治爵士的说法，“这幅肖像充分展现出了理查三世的寡廉鲜耻”。32但是在我看来不是，艾伦·格兰特也不是这么认为的。格兰特觉得理查看起来像一个圣人。但记住面孔要比破译面容容易得多。“我们没有办法，”莎士比亚说，“从面容去探知头脑的构造。”33莎士比亚的意思不是说观察面容更容易读懂人们的心思；他的意思恰恰相反。这话是《麦克白》中的一个人物说的，表达了他对他亲信之人最后倒戈背叛的失望。
我们想知道是什么塑造了人的性格。不仅仅是共通的性格：我们想知道的是每个人具体性格的形成，因为人们都不尽相同。我们被人们之间的差异吸引，因为大脑生就如此。这样的大脑结构有其原因：在人类的演化史中，如果能知道别人的性格是怎么形成的，便可以更容易地预测他人的行为，这点很重要。这决定了是否要与人分享、成为配偶、选择相信或者心生畏惧。人类大脑包含一个专门收集人员信息的机制——这不是我在本书提出的唯一观点——与演化心理学的原理相一致。
人员信息获取机制不仅收集信息，它还激励人们去收集信息。它使收集人们的信息成为我们无需付出努力、训练，没有奖励时也会进行的行为：行为本身就是奖励。面部识别模块是这种机制的一个组成部分，但不是不可或缺的部分。即使我们没有获得相应的面容，我们也会存储人们的信息。我脑海里没有金西·米尔虹的模样。我敢说你也没有，但你还是可能会记得她跑步健身，生活在加利福尼亚州，目前孑然一身。
尽管人员信息获取机制是我们与生俱来的一部分，但这个天赋并不意味着我们在这方面完全相同。就像发生性行为、照顾婴儿或者学习新词一样，每个人的意愿都不同，获取人员信息的兴趣也因人而异。有些人——记者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MalcolmGladwell）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1963年生于英国，英裔加拿大人，记者、畅销书作者以及演讲家，《纽约客》特约撰稿人，“加拿大总督功勋奖”获得者。——译者称之为“连接器”——是人员信息的冠军收藏家。但即使普通人也储存了大量的人员信息。格拉德威尔设计了一个测试，已经给数百人测试过了。测试包含约250个名字，有些寻常，有些罕见。以下是名单上的前50个名字：Algazi，Alvarez，Alpern，Ametrano，Andrews，Aran，Arnstein，Ashford，Bailey，Ballout，Bamberger，Baptista，Barr，Barrows，Baskerville，Bassiri，Bell，Bokgese，Brandao，Bravo，Brooke，Brightman，Billy，Blau，Bohen，Bohn，Borsuk，Brendle，Butler，Calle，Cantwell，Carrell，Chinlu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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