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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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嘉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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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
出版社中信
ISBN9787521767193
出版时间2024-08
装帧精装
开本其他
定价138元
货号32147142
上书时间2024-1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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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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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本书由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组织编写。
专家作者团队——朱良志北京大学美学与美育研究中心主任、教授王一川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北京语言大学艺术学院特聘教授袁济喜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吴飞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田青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原所长、研究员莫砺锋南京大学中国诗学研究中心主任、文学院教授张法中华美学学会副会长，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王岳川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杨琪清华大学美术学院资深教授任万平故宫博物院副院长、研究馆员赵声良敦煌研究院党委书记、研究员高春明上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协会会长，研究员周育德中国戏曲学院原院长、研究员方拥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杭间清华大学人文讲席教授，中国美术学院原副院长
目录
代序：中国文化的美学境界
篇一：美在品格
博雅国学
中和礼仪
音乐正声
诗国情韵
各美其美
篇二：美在艺境
书法灵韵
丹青妙意
纹饰内蕴
色彩雍容
篇三：美与生活
衣冠华彩
舞台芬芳
营造神工
器物巧美
结语
内容摘要
读懂中国文化之美，寻索华夏大地五千年美的历程。
对美的追求伴随着中华文明的发展历程。中国文化之美，流淌在中华民族的精神气质、艺术表现与日常生活中。本书由美在精神、美在艺境、美与生活三部分组成，选取引人驻足的13个坐标，图文并茂地呈现中华大地上镌刻的文化与大美。
中国之美，美在品格：国学、礼乐、辞章是绵延千年的底蕴。国学思想博大精深；\"文质彬彬”是中国人所追求的君子修为；天人合一、中道之美是礼乐文化的核心；辞章在韵律、意象和情感上都营造出独特的审美体验。
中国之美，美在艺境：书法、丹青、纹饰、色彩是中国审美精神的具象呈现。书法是直指人心的艺术，在浓淡疏密的线条中展现出人格襟抱；丹青水墨呈现出形神兼备、平淡天真的意境追求；从故宫纹饰中，可领略文化的延续与承袭；从敦煌壁画中，可窥见独特的色彩美学体系。
中国之美，美在生活：服饰、戏曲、建筑、器物无不体现出生生不息的创造力。传统服饰华美精致；戏曲艺术源远流长；从屹立千年的木构建筑中，可体悟“宛自天开”的工匠精神；青铜器、陶器、漆器、玉器……丰富多彩的巧美器物，是中国人生活巧思和审美趣味的呈现。
泱泱中华，文明何其博大。在跨越时空的古今对话中，感受弦歌不绝的传承，寻索大美中国的精神源流和蕴藏其间的中国智慧。
主编推荐
1.从美学视角诠释中国文化底蕴。
中国美学是中国文化机体的一部分，是观照五千年文明根脉的透亮明镜，也是获得深层生命安慰的缱绻之乡。本书以宏大视角，生动讲述泱泱华夏美学写就的宏大史诗。
2.通过3大篇章13个维度，感知东方风华的黄金侧面。
中国文化之美流淌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里。博雅国学、中和礼仪、音乐正声、诗国情韵、各美其美、书法灵韵、丹青妙意、纹饰内蕴、色彩雍容、衣冠华彩、舞台芬芳、营造神功、器物巧美……一幅幅精妙的美学画卷徐徐展开。从精神气质、艺术表现到日常生活，展现中国人美感世界的荦荦大端。
3.文化名家联手呈现，写给大众读者的通识读本。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邀请著名专家学者联手打造。各主题撰稿人均由相关领域的学科带头人担纲。深入浅出、生动讲述中华民族美的精神与美的创造。
4.精品设计呈现，触摸中国之美的温度和肌理。
图文并茂，汇集各艺术门类珍贵图片200余幅。精装，特种纸印刷，裸脊锁线装帧。书页可180度平摊，带来沉浸式阅读体验。
精彩内容
博雅国学（节选）中国美学与其他学术门类一样，生发于这块远古的中华大地之上，有着深厚的文化土壤。在中华文明中，国学是最引人注目的重要组成，从国学的视野去认识与欣赏我们的审美文化，是重要的途径。 国学以先秦经典及诸子百家学说为根基，涵盖了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道学、宋明理学、明清实学和同时期的先秦诗赋、汉赋、 六朝骈文、唐宋诗词、元曲与明清小说并历代史学等一套完整的文化、学术体系。若照《四库全书》的分类，国学可分为经、史、子、 集四部。在与美学的关系上，经部主要是阐释儒家经典，旨在涵养人生价值观与道德观;史部中包含对于礼乐文明发展和变化的历史阐述;子部有诸子百家对于文艺与美学问题的看法;集部汇集了历代的文艺作品与文艺评论。 浩如烟海的经史子集之中，包涵丰富的美学内容。在中国古代，博雅是中国学术的器局，培养学养丰富、品行端方的博雅君子是传统国学的核心内涵，也是国学的中心象征，而这种博雅风格正是在美学精神中得以实现与确立的。
因此可以说，美学蕴含在中国传统学术的血脉经络之中，其本身就是国学的一部分。中国人自古热爱美、追求美，向往着至美至善、 天人合一的理想生活，以最为纯净自由的审美境界为人生最高境界。 中和礼仪（节选）民国时期的冯友兰、李安宅等先生，曾把中华礼乐文明称为“诗”的文明，认为其中渗透着浓重的诗歌美学。前辈先生之所以用“诗”来理解礼乐文明，是为了区别于现代西方文明中笼罩性的宗教精神。宗教精神强调的是神的创造和超越，特别是把自然视为需要被超越和改造的。但中华文明不同，它不仅将自然视为文明的起点，而且当作文明的目的。人类文明的真正目的并不是超越和改造自然，而是回归自然。这一特点决定了中华礼乐文明的基本特征和美学境界：以文明与自然的和谐为最高标准。
……嘉礼，是范围最广且与一般民众最相关的一类礼。《周礼》中说：“以嘉礼亲万民。”冠、婚、饮食、庆贺，以及一般人之间的各种交往之礼，均在嘉礼的范围之内。宋代以后，随着平民社会的兴起和礼制下移，嘉礼尤其受到重视。
冠礼就是成人礼。古代孩童的头饰比较随意，成人男子都要有冠，女子都要有笄，加上冠和笄就算成人了。在行冠礼的时候，要有德高望重的长辈参加，并且要给行冠礼者起一个“字”，字也是成人的一种标志，是对生时所命的名的一种解释与辅助。比如孔子名丘，冠礼时得字仲尼，第一个字是排行，“仲”表示他是第二个孩子，孔子应该有个哥哥，“尼”字则是对“丘”字的解释，孔子生于尼山，这个“丘”指的就是尼山；再如屈原，字平，因为“原”指的是平坦的土地。还有的时候，字可以从反面解释名，比如清代大学者王念孙，他的字是“怀祖”，祖孙相对，相映成趣。有了字之后，除去特别亲近的长辈，名就不能随便称呼了，通常要称字以示尊敬。还有更多的文人雅士，会给自己起各种雅号。有重要历史贡献的人，还会有谥号。名、字、号呈现出人的尊严、格调与趣味，起名的艺术，也是中国独特的礼学之美的体现。
冠礼之后，即可成婚。婚礼，本来称为“昏礼”，因为大多是黄昏时举行的。冠、婚二礼，共同被视为人道之始，都是非常重要的人生礼仪。传说太昊伏羲氏在制作八卦之时，就制定了婚礼，使得欢好有序，人伦不乱，上继宗庙，下传后世。《列女传》说：“平旦笄而朝，则有君臣之严；沃盥馈食，则有父子之敬；报反而行，则有兄弟之道；受期必诚，则有朋友之信；寝席之交，而后有夫妇之际。”夫妻之间综合了这数种人伦关系的特征，因而成为一种最基本、最全面，也最复杂的关系。中国的礼乐文明是以人情现实为本的，所有的礼仪都不是僵化的教条，也不是虚幻的理想。所以，婚姻之礼，必须使男女双方正视他们所在的社会环境，充分考虑到双方家庭的过去、现在与未来，彼此尊重对方的社会处境和人格尊严，才能成就家庭的人伦之美。
丹青妙意（节选）从比较的观点来看，中西方的绘画如同春兰秋菊，各有各的色彩，各有各的芬芳，但人们对中西方绘画光芒的感受不同。有人说，西方绘画就像一盏永不熄灭的灯，任何一个人都可以或多或少地直观感受到它的光芒；而中国绘画则像天上的月亮，云遮雾绕，如果缺乏必备的中华传统文化修养，则难以感受到它耀眼的光芒。这话有一定的道理。
中西绘画对几个方面有不同的理解。
其一，关于绘画的“真”。
西方绘画最显著的特点和优点就在于它的真实性，并流传着许多动人的故事。画家提香画圣徒约翰牵来羔羊，激发了母羊愉快的叫声；学生在作业本上画了一只虫子，老师挥手要把虫子赶走。如此这般的故事有很多。西方画家追求“真”，研究透视、比例、明暗，其目的就是创造出足以乱真的真实作品。意大利画家卡拉瓦乔的《水果篮》，那葡萄的质感，那苹果上的小小虫眼，那卷曲的葡萄叶，那鲜明而实在的苹果、葡萄、柠檬、无花果和竹篮，就像一篮真的水果。德国画家丢勒的《野兔》，那毛茸茸的皮毛，栩栩如生，足以乱真。
中国绘画也有足以乱真的作品，只是中国画家认为，那不过是画工不入流的画技，甚至是道士的怪诞方术。这种绘画叫作“术画”，与艺术家所创造的“艺画”具有本质的区别。
宋代郭若虚在《图画见闻志》中讲了两个事例。事例一：五代西蜀，有一个术士自称善画。于是，蜀主孟昶就叫他在庭院东墙上画了一只野鹊，不久，许多禽鸟飞来聚集而噪鸣。接着，孟昶叫大画家黄筌在庭院西墙上同样画了一只野鹊，却没有聚集群鸟的噪鸣。孟昶问黄筌这究竟是为什么，黄筌回答说：“臣所画者艺画也，彼所画者术画也。”孟昶认为黄筌说得正确。事例二：有一个道士叫陆希直，画一枝花，挂于壁间，就有游蜂飞来，而大画家边鸾、黄筌、徐熙、赵昌同样画一枝花，就没有游蜂飞来。究其原因，就在于道士的所谓作品“皆出方术怪诞”。因此，《图画见闻志》中不采录他们的作品。
为什么中国画家对足以乱真的绘画有如此评价呢？因为绘画中的“真”，依赖的是“技”，没有“技”就没有“真”。而中国古代士大夫认为，“技”是下乘的。儒家圣贤反复教导人们，“德成而上，艺成而下”。颜之推说：“艺不需过精”，“致远恐泥”。这就是说，高超的写实画技，不仅无益，反而有害。相反，业余作画，游戏笔墨，“逸笔草草，不求形似”，心灵表现才是绘画的最高境界。
能不能说中国绘画抛弃了“真”呢？不能。只是中国绘画对“真”的理解不同于西方绘画罢了。西方绘画的“真”，就是对事物形貌色彩的如实反映，而中国绘画理论认为，这不叫作“真”，只能够叫作“似”。只有不但对事物的形貌色彩，而且对画家的心都做出了如实反映，才叫作“真”。五代绘画理论家荆浩说：“似者得其形遗其气，真者气质俱盛。”这就是说，以形写神、形神兼备、轻形重神、忘形得意等，都是中国绘画的“真”。
衣冠华彩（节选）唐代服饰是在隋代基础上发展而成的。这个时期，男子的服饰有幞头和圆领袍衫等。幞头是一种包头用的巾帛，因以帕巾裹头不太容易系结，所以幞头特地在方帕上裁出四脚，并将四脚接长形成阔带。裹头时将巾帕覆盖在头顶，后面两脚朝前包抄，自下而上，于额上系结；前面两脚则包过前额，绕至脑后，缚结下垂。圆领袍衫是隋唐时期男子服装的主要形式。除祭祀典礼之外，平常都穿这种服饰，一般都用织有暗花的料子制作，并以颜色区别等级。在袍服的下部，通常还施有一道横襕，名为“襕衫”，这种襕衫一直延传到宋代，仍为士人上服。
这一时期，女性的服饰装扮瑰丽美艳，风格大胆开放，是文化上的交流与融合在服装上的体现。隋代及初唐时期的妇女服装以小袖短襦及长裙为主，裙腰束至腋下。盛唐以后衣袖日趋宽大。衣服的领子有各种形式，如圆领、方领、斜领、直领和鸡心领等。特别是盛唐以后流行袒领，里面不穿衬衣，袒露胸脯。所谓“粉胸半掩疑晴雪”“长留白雪占胸前”等诗句，吟咏的都是这种装束。
唐代妇女除衫襦以外，还穿一种名为“半臂”的上衣。“半臂”最先为宫女所着，后传至民间，成为一时风气。这是一种短袖上衣，其制由汉魏时期的“半袖”发展而来。短袖衣的出现，最早可追溯到汉代。因其衣袖长度为长袖衣的一半，所以称之为“半袖”，也称“半臂”。一般多做成对襟，长及腰际，两袖宽大而平直，长不掩肘。
唐代妇女还喜欢在肩背上披搭一条帛巾，名谓“披帛”。披帛的材料，通常以轻薄的纱罗为之，上面印画各种图纹。它的形制大体可分两种。一种横幅较宽，但长度较短，使用时披在肩上形似一件披风。陕西乾县永泰公主墓及山西太原金胜村墓壁画所绘的妇女，就做这种打扮。另一种帛巾，长度多达两米以上，妇女平时用此，辄将其缠绕于双臂，酷似两条飘带，走起路来飘飘若仙。周昉《簪花仕女图》《纨扇仕女图》及张萱《虢国夫人游春图》所绘的妇女，即披有这种巾帛。
隋唐五代贵族妇女的裙围以宽博为尚，尤其在唐代，大多数妇女的裙子都集六幅布帛而成。这一时期裙饰也很有特点。如安乐公主用百鸟之羽制作了一条“百鸟裙”，裙子颜色会随着光线的不同而发生变化，华美异常，名噪一时。各阶层妇女趋之如鹜，纷纷效仿，一时间山林中奇禽异鸟被捕获无遗。后由朝廷出面禁止，才有所收敛，但也未能禁绝。后世所谓的翠纹裙、翠霞裙及孔雀罗裙等，均由这种裙子发展而来。
天宝年间，在妇女中还流行过穿着男装的风气。这种风气不仅流行在民间，还一度影响到宫内，成为贵族妇女的家常衣着。
器物巧美（节选）汉代的技艺成就，在中国古代造物艺术史上是一个高峰，从理性与感性、审美与实用、造型与色彩等方面看，都堪称典范。鲁迅曾言汉代艺术“深沉雄大”，这句精当的概括同样也反映出汉代器物美学的品格。而汉代的装饰风格同样是古拙中见深沉，飞动时呈雄大。
秦汉时期，冶铁业发展较大，出现了多次锻打的百炼钢技术，提高了兵器、农具等铁器的质量，促进了社会生产。秦代早期吏治清明，民风淳朴，工艺亦重实用，造型洗练，敦厚质朴。由于秦朝统治时间短，遗留的工艺品不多，主要是青铜器、漆器和陶器等。
汉代的器物制造在艺术、技术、材料等方面均有新的创造，达到实用与审美的统一，具有一物多用的功能，实用功能和巧思结合精妙的作品比比皆是。铜器工艺是较为典型的品类，其中铜灯、铜炉、铜奁、铜洗、铜壶、铜镜为其最发达的品种。在制作特点上，没有像过去那样多饰花纹，而是流行素器，或仅有简练的弦文，或仅饰以铺首。比较华贵的则施以鎏金，或装饰以金银。
以铜灯为例。汉代铜灯式样甚多，制作精美，而且合乎科学原理。河北满城出土的长信宫灯，优美的跪坐仕女左手托灯，右手提灯罩，以手袖为虹管，将油烟吸入体内，圆形的灯体有两块瓦状的灯罩，可以随意调节灯光的方向。其设计之巧妙，工艺之精巧，体现了实用与美观的高度统一。
仿生灯具在汉代非常流行。如朱雀灯，灯体为鸟形，嘴衔灯盘。雁足灯，灯柱做成雁足形，上托灯盘。羊形灯，整个灯为一头卧羊，羊背为活动的盖，翻开即为灯盘，也可平放在羊头上，合则为全羊。这些灯具功能和审美结合得十分巧妙，可见技艺的实用审美观融入汉代生活中的深度和广度。
汉代器物的装饰常以现实生活、生产为题材，如宴饮、舞乐、狩猎、攻战、耕种、收割、冶炼等，还出现羽化升仙、祥瑞迷信，以及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神等内容。装饰手法多采用平面剪影的表现手法，善于把握动态和典型特征，具有质朴古拙、灵动多样、满而不乱、多而不散的特点。
青铜器的制作在汉代逐渐衰落，但仍有一批优秀的青铜雕塑，以1969年甘肃武威出土的铜马群中的马踏飞燕为代表。马踏飞燕表现了一匹骏马抬头扬尾，三足腾空，以全身之力用右后腿踏着飞燕飞奔的情形，具有非凡的想象力。
汉代张骞两次出使西域，开辟了从长安直达中亚、西亚及地中海东岸的陆上丝绸之路，汉代还开通了到印度的陆上通道以及沿中国海岸经朝鲜到达日本的海上水路，国家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十分频繁。中国的丝绸、漆器和铁器等工艺品开始出口，传向世界。同时，西域一带国家的工艺也随着贸易进入中国。中西文化的交融，也对汉代器物的风格有所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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