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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武帝和他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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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姜鹏著

出版社学林出版社

ISBN9787548616085

出版时间2020-03

装帧平装

开本其他

定价68元

货号3407246

上书时间2024-1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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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相描述:全新
商品描述
作者简介
姜鹏,复旦大学历史历史系副教授,百家讲坛名师。师从经学史大家朱维铮,专研中国传统文化、已出版著作:《北宋经筵与宋学的兴起》《帝王教科书》《德政之要——<资治通鉴>中的智慧》《齐家与治国:姜鹏解读<资治通鉴>》《稽古至治:司马光与<资治通鉴>》等。

目录
汉武帝作为中国历史上最杰出的君王之一, 开辟了辽阔的疆域, 奠定了汉王朝强盛的局面。毛泽东曾说过: “汉武帝雄才大略, 开拓刘邦的业绩, 晚年自知奢侈、黩武、方士之弊, 下了罪己诏, 不失为鼎盛之世。”作为一代帝王, 汉武帝有太多值得书写的地方。姜鹏教授以《史记》《资治通鉴》《汉书》等史书中汉武帝的史料为基础, 用史家的笔法, 不虚美、不隐恶, 还原一代雄主汉武大帝, 内强皇权, 外服四夷的不平凡的一生, 重现汉武帝造就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国崛起, 奠定中华2000年帝制格局的时代风云。

内容摘要
说:“汉武帝雄才大略,开拓刘邦的业绩,晚年自知品质、黩武、方士之弊,下了罪己诏,不失为鼎盛之世。”

汉武帝作为中国历目前蕞杰出的君王之一,在位五十四年,可以用“内强皇权,外服四夷,迷信神仙,晚年改辙”这十六个字来概括。

汉武帝既是一个很好有作为的皇帝,又是一个备受争议的皇帝。他奠定了中华2000年的帝制格局,成就了中国历目前次大国崛起,也差点将汉王朝推至崩溃的边缘。赞之者称其为圣王,毁之者贬其为暴君。本书通过三个时代的三位史学家的视角,重现了一个立体的汉武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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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内容
序章历史对大人物功过是非的评价,历来受到儒家的特别关注。
《孟子?滕文公下》就有这样的记载:“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因为担心历史上的“邪说暴行”得不到应有的舆论谴责,孔子始作《春秋》,开创了臧否人物的历史传统,其目的在于记录历史真相,让后人不至于迷失在各种文过饰非的言辞之中;但是他本人同时又认识到这样做未必能如愿,这样一种历史书写的所谓“春秋笔法”是否靠谱,还有待历史的检验。
事实一再证明,孔夫子这样的担忧并不是没有道理。
我们总说“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汉武帝是中国古代非常著名也非常典型的一位帝王。汉武帝在位五十四年,除了清朝的康熙和乾隆,没有比他在位时间更长的皇帝了。这五十四年里,汉武帝内强皇权,外服四夷,做过许多轰轰烈烈的事情,成就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国崛起;但迷信神仙,晚年改辙,使得他在史学家眼中有着不同的形象。因此,如何评价汉武帝,也就有了各种不同的声音。
比如东汉史学家班固,他在《汉书》里面描绘的汉武帝的形象,和北宋史学家司马光在《资治通鉴》当中描绘的,就大不相同。这两位史学家对汉武帝的评价,也是截然相反的。班固说:“如武帝之雄材大略,不改文景之恭俭以济斯民,虽《诗》《书》所称何有加焉!”(《汉书?武帝纪》)班固的意思是,汉武帝唯一的缺点,就是还不够谦恭节俭,如果这方面能向他的祖父(汉文帝)、父亲(汉景帝)学习一下,再配上他的雄才大略,那简直太完美了,和《诗经》《尚书》这样的经典里面称颂的古代圣王相比,就会毫不逊色。可见班固对汉武帝的才华、政绩深信不疑。
司马光呢?司马光对汉武帝也有个整体评价,他说:“孝武穷奢极欲,繁刑重敛,内侈宫室,外事四夷,信惑神怪,巡游无度,使百姓疲敝,起为盗贼,其所以异于秦始皇者无几矣。”(《资治通鉴》卷二十二)在司马光看来,汉武帝这五十四年的皇帝做得非常荒唐,欲求强烈,用刑残酷,又是大兴土木,又是到处打仗,还要相信鬼神那套东西,搞得民不聊生,逼得活不下去的老百姓都造反了,跟秦始皇简直没什么差别。从这段文字来看,司马光对汉武帝统治时期的这段历史是持悲观怀疑态度的。?班固和司马光都是中国历史上最有名望的历史学家,《汉书》和《资治通鉴》同样是中国历史上最有分量的史学著作。但他们对于汉武帝的评价,竟然处在两个极端上,一个说他好得不得了,一个说他坏得不能再坏了。
那除了这两位,还有没有大腕级的历史学家记载过汉武帝呢? 当然有,那就是司马迁!?司马迁的《史记》花了很多篇幅来记载汉武帝和他那个时代。而且司马迁看汉武帝,有其他历史学家不具备的特殊优势。什么优势呢?司马迁就生活在汉武帝的这个时代,甚至可以说,就生活在汉武帝身边。正因为如此,如果我们光看文字的话,会发现司马迁对汉武帝的态度晦涩不明。很多话他不能直接说,直接说有压力。但透过字里行间,仔细分析,就会察觉到司马迁对汉武帝也是颇有看法的。
中国古代的史书,流传到今天的少说也有几千种,司马迁的《史记》、班固的《汉书》、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无疑是其中很有影响的三部著作。这三部书都以重墨记载了汉武帝这段历史。我们可以拿来作个比较,看看他们描绘出的汉武帝形象,有哪些不同,为什么会不同。
先看《史记》和汉武帝是什么关系。我们前面谈到过,《史记》作者司马迁和汉武帝有着一种极其特殊的关系。
首先,司马迁就生活在汉武帝时代,是这个时代的目击者。虽然司马迁具体的生卒年还是疑问,但根据学者们的研究来看,司马迁的一生基本上与汉武帝时代相始终,这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所以,司马迁是汉武帝时代有力的见证者。
其次,司马迁还是这个时代的亲历者。汉代建立以后,一直沿用秦朝的历法,到汉武帝的时候,决定改革历法。主持这项工作的,正是司马迁。编订的历法,就是著名的《太初历》。
第三,司马迁说编修《史记》的目的在于“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探索天象和人事的关系,理顺古往今来的变化渊源,熔铸属于自己的一种解释。大家仔细地推敲一下,司马迁所说的“通古今之变”,这个“今”指的是什么?“今”当然就是现在的意思,司马迁所说的现在,不就是他所生活的汉武帝时代吗?所以,司马迁自己讲得很清楚,编修《史记》最重要的目的之一,是探索汉武帝这个时代之所以形成的历史渊源。这样,我们又可以说,司马迁是这个时代的思考者。
所以,对于汉武帝这个时代来说,司马迁既是目击者,又是参与者,最终,司马迁以一位思考者应有的冷峻眼光,记录了这个重要的时代。另一方面,《史记》的完成也是汉武帝这个时代重要的成果之一。司马迁的《史记》和汉武帝时代的关系,可以说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再看《汉书》和汉武帝是什么关系。
《汉书》作者班固出生的时候,汉武帝已经去世将近一百二十年了。这部书署名的作者虽然是班固,但之前,班固的父亲班彪,已经开始着手编这部书了。
班家祖上是塞外的大款,靠畜牧业发家。但后来,不仅成功地转型为文化世家,还和西汉皇室结成了特殊关系。什么关系呢?在西汉晚期,班固的姑奶奶进入汉成帝的后宫,成为一名婕妤,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班婕妤。“婕妤”是西汉后宫妃嫔的一个品级,地位虽然比皇后低,但能被封为婕妤的,一般都是皇帝非常宠幸的。
由于这层关系,汉成帝赏赐了班家一套宫廷藏书的副本。当时不像现在,找一本书很容易,在当时,想读书是非常困难的。以一般人的身份,也没办法看到宫廷藏书。这一下,班家门庭若市,整个府上变成一个大阅览室。
从这件事情上,我们可以看出两点,第一,班家和汉代皇家刘氏关系非同一般;第二,这套藏书的存在,为班彪、班固父子编写《汉书》、整理西汉历史,提供了条件。
班彪目睹了从西汉灭亡直到光武帝刘秀重新恢复汉室的整个过程。我们前面谈到的班氏家族和西汉皇族的这层关系,必然会影响到《汉书》的政治倾向。西汉王朝的伟大和正统性,是《汉书》的重要论证目的。汉武帝统治时期,作为西汉王朝关键性的一个时代,是《汉书》需要表彰的整个西汉时代的重要一环。汉武帝在《汉书》中的形象,就必然受到这种论证目的的影响。
而《资治通鉴》和汉武帝又是什么关系呢??我们首先要注意一个问题,那就是《资治通鉴》的作者司马光所生活的年代。我们现在离司马光才一千年,司马光离汉武帝已经一千两百年了。那是不是说,《资治通鉴》中汉武帝的形象就会比较客观,比较接近真实?我们不必急着下结论,还是先来看看司马光编修《资治通鉴》的时代背景。
《资治通鉴》主要是在宋代第六位皇帝宋神宗时代编修成的。宋神宗刚继位的时候,司马光有个职务“翰林侍读学士”,主要责任是为皇帝讲解历史。《资治通鉴》就是司马光为皇帝讲解历史的教材。《资治通鉴》的书名还是宋神宗给起的。后人总结这部书的最大特点是能“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意思就是说,以历史为镜,可以帮助我们找到更好的治理国家的方法。
司马光除了是《资治通鉴》的编者之外,他更重要的身份,是参与当时政治的一位大臣。宋神宗既然愿意学习历史,用历史经验来帮助自己治理国家,那么怎么用《资治通鉴》去影响宋神宗,怎么用历史经验来干预政策制定,就是司马光要考虑的问题。
有一句老话叫“对症下药”。既然想用历史经验来影响宋神宗,就先得知道他是怎样的一个人。宋神宗是一个怎样的人呢?他继位的时候二十岁,年轻有为,很有雄心,很想有一番作为。这就跟汉武帝有点像,汉武帝继位的时候也很年轻。
宋神宗一生的夙愿,就是要拓展大宋的疆域。我们知道,宋代和它以前的统一王朝汉朝、唐朝相比,疆域比较狭小,尤其是北方战略要地燕云十六州(地域范围涵盖了今天的山西北部、河北北部,包括北京、天津在内),在宋朝建立以前,就被契丹人控制了,这对宋朝的边防很不利。宋神宗一心想把这块地方夺过来。要完成这个任务,无论是练兵,还是打仗,都要花大量的财力。于是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宋神宗就把王安石请出来,推动新政,前后颁布了七条帮助政府增加收入的法令。宋神宗的最终目的,是要用这个钱来打仗。
司马光始终认为,财富分配是一个“零和博弈”,国库拿多了,老百姓肯定就拿少了。所谓的理财手段,最后无非是变相增加苛捐杂税。国库越丰实,老百姓基本生活受到的影响就越大。更何况,要发动战争的话,老百姓不仅赔钱,还要赔命。司马光的一个基本观点是,民生是一切政治的根本;没有民生,什么都不用谈。
仔细比较一下,你就会发现宋神宗的政治抱负和汉武帝很像。我前面用来概括汉武帝的十六字纲领,其中就有一条“外服四夷”。明白了这一点,再来看,司马光为什么这么激烈地批评汉武帝“繁刑重敛”“外事四夷”,差一点就重蹈了亡秦的覆辙??司马光重点是在说汉武帝吗?他是在警告宋神宗,不要走上这条老路啊!所以,《资治通鉴》中汉武帝的形象,必然受到司马光现实政治态度的影响。因此,甚至可以说,汉武帝不过是《资治通鉴》用来揭示历史经验的实例,和前面说过的《汉书》和汉武帝的关系,恰恰相反。
讲到这里,让我想起了一句话:“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中国历史上三位最著名的史学家讲同一个汉武帝,却讲出三个不同的样子,是不是就印证了这句话??通过前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三位作者的身份大不相同,编修三部书的时代背景也大不相同。但这些都可以归结到一个点上来,那就是司马迁、班固、司马光这三位史学家,和汉武帝时代的距离不同,这样,他们看出来的汉武帝,必然不同。就像我们看风景一样,你远看、近看、身在其中看,能领略到的景色,必然大不相同。汉武帝就像一座名山,司马光是站在另一座山上眺望这座山,班固是在出山的路口上回身仰视这座山,而司马迁则是“身在此山中”。所以,三位历史学家由于各自的视角不同,描绘出汉武帝三种不同的形象,这并不意味着历史学家是在随意装扮历史,而恰恰体现了几位历史学家站在各自立场上进行历史书写时的一种时代关切。
那么,我们今天为什么还要来谈汉武帝?汉武帝对我们今天还有什么意义?是不是有可能站在我们自己的立场上,找出一个我们认为相对客观的汉武帝形象,从而为今天的人们带来某些新的启示呢??首先,我认为,汉武帝这个人和他的那个时代,是我们认识中国历史和中华文明的关键。从历史的角度讲,在中国实行了两千多年的皇权政治,是在汉武帝的时代定型的,这是中国历史一个最基本的特征。从文明的角度讲,汉武帝那个时代频繁的对外活动和对外交流,使得我们的中华文明在早期阶段就不是封闭的,强大的包容性为辉煌的中华文明奠定了格局。
其次,虽然我们距离汉武帝更远了,但我们也有自己的优势。一方面,我们观察汉武帝,既不用承受政治压力,也没有政治目的,立场相对超脱。另一方面,我们可以利用现代学术的工具,进行更深入的解读。比较历史典籍对汉武帝的不同记载,以我们自己的立场和视角进行分析,得出属于自己的结论,这是我们应该做也能够做到的事情。
其三,我们该如何相对客观地看待汉武帝?他身上到底有哪些值得我们深入探讨的问题?我们的基本视角又应该是什么呢? 我想,我们一个最基本的立场,就是不应该就人物谈人物,而是应该把人物放到相应的历史大环境中去讨论,这样我们才有可能把这个人看得更清楚。这也正是我们这本《汉武帝和他的时代》书名的来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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