锡克警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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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嘉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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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曹寅 著,薛朝凤 译
出版社北京大学
ISBN9787301341551
出版时间2023-08
装帧其他
开本其他
定价88元
货号31832270
上书时间2024-1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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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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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曹寅，清华大学历史系副教授，研究领域为全球史、近现代印度史、中印关系。著有《自行车、港口与缝纫机：西方基建与日常技术在亚洲的相遇》（北京大学出版社，2022年）、《战时印度的旅居华人》（ChineseSojournersinWartimeRaj,1942-45,Oxford:OxfordUniversityPress,2022)。
薛朝凤，博士，著作《法制新闻话语叙事研究》；译著《论语言和语言学》《最省力原则：人类行为生态学导论》《法律与文学：从她走向永恒》；编著《大学英语教程：视听说》《文化万象：英语视听说》。
目录
致谢/001
引言/001
全球移民背景下的锡克人移民/004
跨地区网络中的上海/009
再访锡克侨民和英帝国史/019
从民族国家拯救上海锡克人/027
资料来源和文本结构/032
第一章 上海锡克警察队伍的建立/035
以香港为效仿对象/039
上海警察局本土化政策的兴衰/045
跃动的战斗民族/051
“他们不适合上海”：拒绝锡克警察方案/064
新瓶装旧酒：锡克人招募计划死灰复燃/070
小结/076
第二章伊塞尔·辛格之旅:上海的锡克移民/087
旁遮普农民的儿子/089
优化移民计划/099
通往上海之路/106
接纳锡克人/108
维护虹口的治安/120
闯下了大祸的人/128
没有结局的结局/134
小结/137
第三章杀死布达·辛格: 上海的印度民族主义运动（1914—1927）/145
去北美！/148
戈达尔党的崛起/154
上海锡克侨民的政治化/159
“左倾”/166
从汉口到上海：戈达尔党的中国活动中心/172
“我杀他，因为他不是好人。”/181
监控网络的兴起/191
小结/200
第四章孤岛还是网络节点?上海锡克侨民与印度国民军/205
印度国民军的诞生与上海锡克侨民的和解/207
危机中的印度国民军和上海锡克侨民的苦难/217
苏巴斯·钱德拉·博斯和总动员/220
上海锡克侨民的动员/227
传奇的终结/230
小结/233
结语全球史上的循环、网络和底层人/239
参考文献/254
内容摘要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成千上万分布在印度西北部地区的锡克人，浩浩荡荡地从位于南亚西北角的旁遮普出发，前往新加坡、中国香港、中国上海等由英国管辖或由英国人担任主要管理者的租借地。
其中有些人被雇用为警察，成为各地打击犯罪、维持社会治安的重要武装力量。他们如同维持身体正常运作的血液一般，成为大英帝国全球历史中不可缺失的部分。
本书采用了全球史的观察视野，通过多层次、多类别的史料运用，讲述了锡克警察在上海历史舞台中从出现到淡出的过程，探讨他们在中国近代历史中发挥的作用，阐释这一群体在全球的流动趋向，以及如何成为摧毁英帝国体系的重要力量。
精彩内容
引言
2013年7月,我参观了中国香港湾仔的锡克教寺庙“谒师所”(gurdwara),在与锡克教寺庙经理交谈时,我瞥见他桌上有一封地址写着马来西亚槟城(Penang)的信。 我知道槟城有一个锡克社群,于是问他这封信是否是那边的锡克教徒寄来的;他给了我肯定的回答。这封寄自槟城的瓦达锡克教寺庙(Waddagurdwara)的信详述了一个在槟城和香港两地之间推广锡克教的合作项目。 这位经理还告诉我,东南亚的锡克教社区,已经形成了以文化和经济合作为主的信息和人员交流网络。 不过,就在离开这个锡克教寺庙时,我注意到入口处一侧的墙上挂着一张巨幅照片,照片记录了1984年发生在阿姆利则(Amritsar)的骚乱事件。在这张照片上,一组红色的文字特别醒目:“整个印度制度都有罪。永远铭记1984年。”我脑海中瞬间闪过一个念头———这个网络可能也有政治目的,包括为流传于海外的锡克侨民之间的锡克民族主义思想提供平台。 实际上,早在印度还受英国殖民统治时,在锡克人仍然为印度独立而非卡利斯坦(Khalistan)独立而斗争时,促进文化、 经济和政治联系的锡克侨民散居网络就已经开始发挥作用了。 全球移民背景下的锡克人移民锡克人移民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全球人类大规模运动的一部分。仅在亚洲,就有数百万人(主要是印度人和中国人)自愿或被迫离开家乡。 就其规模和影响而言,这次亚洲移民的重要性不亚于19世纪欧洲人作为主要群体的跨大西洋移民。 然而,关于这段历史,学术界充满了刻板印象,即亚洲移民通常被描述为契约劳工,他们对外面的世界一无所知,也不太可能会长期定居下来,他们之所以移居国外是因为饥荒、人口过剩、高压统治或者欧洲侵略等多种原因。 很多研究甚至还认为,亚洲人无法以现代的方式自由旅行,他们的移民,要么是受到欧洲列强的驱使,要么是受到亚洲专制政权的迫使。
不管怎样,最近的研究认为,亚洲的移民在模式、 数量和组织上与跨大西洋移民基本相差无几。亚当·麦基翁 (AdamMcKe-own)更是认为,这些亚洲移民实际上是20世纪初全球一体化的产物。这种前所未有的人类运动可以归结为以下几个因素:第一,在19世纪下半叶,交通和技术发生了巨大革新,典型代表就是蒸汽轮船和铁路的面世,使得长途旅行比以前更容易、 更便宜、 更快捷。 第二,全球市场向欧洲殖民地扩张和美国的西部大开发都刺激了对劳动力的大量需求。 第三,英帝国和美国废除了奴隶制,为印度和中国的契约工人和合同工人在全球就业打开了大门。
锡克移民,在许多方面与同时期的其他移民相类似。 跟其他印度移民和中国移民一样,锡克人移居海外起初是为了能够挣到更多的钱。 经济因素是当时大多数人移民的主要原因。3此外,锡克人的移民,也遵循其他移民的寄居(sojourning)模式。王赓武(WangGungwu)认为,20世纪40年代以前,中国人迁移海外的主要方式是寄居,男性在国外工作,将收入汇回国内,自己最终也会返回母国。亚当·麦基翁发现,这种移民模式也存在于南欧、 东欧和印度等地。519世纪晚期,几乎所有的锡克移民都是男性,他们在殖民地、 殖民统治地区、 租界的军队或警察部队工作,把大部分薪酬都寄回了在旁遮普(Punjab)的老家。 锡克移民在合同期满后,大多数人选择了回国。 最后也是重要的一点,锡克人移民,跟亚洲其他移民一样,深受殖民帝国的影响,尤其是英帝国的影响。19世纪晚期,中国人移民到东南亚,因为英属马来亚和荷属东印度群岛对劳动力有大量需求,华人移民就是对此的一个响应。1印度人移民,无论是否身负契约,都是英帝国自身发展造成的一个结果,同时,印度人移民反过来也为英帝国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英帝国为锡克移民提供了便利的交通和工作机会,反过来,也正是锡克人包括锡克移民的劳动才帮助英帝国维持了它在全球的殖民统治。
尽管亚洲移民都处于一个共同的全球背景下,但是我们不应该简化这些过程而想当然地认为,印度移民、中国移民或者亚洲移民都是千篇一律的。首先,亚当·麦基翁注意到了中国移民的内部差异:在东南亚的中国移民大多来自广东、福建和海南等南方省份,同一时期,中国其他地区很少有人这样长距离地徙居。其次,来自同一地区的移民,通常待在一起,从事同一行业,比如,以中国移民在马来西亚的情况为例,槟城的鸦片农场全由广东人耕种,亚罗士达(AlorStar)的锡矿则由福建人开挖。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移民的跨国流动,可以归结为几个跨地区的流动。 这种跨地区的方式,也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印度的移民。关于印度移民,有不同的说法。 从泰米尔纳德(TamilNadu)迁移到毛里求斯(Mauritius)在甘蔗地里工作的印度人,应该与从孟加拉(Bengal)迁移到仰光(Yangon)从事手工业和商人的印度人有所区别。 旁遮普的锡克教徒,也有他们特定的目的地和职业倾向。 锡克人移民的特殊之处在于,他们中的许多人实际上是在殖民地、殖民统治地区、租界做警察,而印度移民和中国移民则是契约劳工、 矿工、 工匠或商人,是警察监管的对象。从这个意义上说,锡克移民一方面是被殖民的臣民,另一方面又是殖民地、殖民统治地区、租界法律制度的执行者。 锡克人被认为在华人面前很有威慑力,所以,英国在大量华人居住的新加坡、 中国香港和中国上海等,征召雇用了一批又一批的锡克警察,这些城市也因而成为锡克人移民的主要目的地。 20世纪初,随着民族主义和共产主义在亚洲的发展,锡克人移民与同时代的其他移民有所不同。 一方面,殖民政府指望锡克警察 来遏制印度民族主义运动和镇压劳工罢工;另一方面,锡克人移民也成为印度民族主义者拉拢的对象。 锡克人的军事背景,还有锡克人在殖民地、 殖民统治地区、租界维持治安和防务等方面的重要地位,使得印度民族主义者们相信,如果他们能让侨居海外的锡克人站在自己一边,他们的独立斗争将会如虎添翼。 由于锡克侨民的这一特殊地位,对19世纪末20世纪初海外锡克侨民的研究,不仅有助于了解锡克移民,还有助于了解更加广泛的一些问题,如殖民地、 殖民统治地区、 租界的政治及彼此间的互动、 印度民族主义的斗争及其引发的全球反殖民主义运动。 事实上,这些不同的主题,在某些相互交织的跨地区网络(translocalnetworks)中是相互关联的。本研究旨在证明,跨地区网络的概念,为我们研究锡克移民的特殊情况提供了一种行之有效的手段。 跨地区网络中的上海如今,历史学家们倾向于认为人类的历史是彼此交织的。如此一来,他们希望能够超越国族史的界限和限制。跨国主义这个概念,经常被用来分析不同地区人类社会之间的相互联系,以及人口、 商品、制度和思想的流通与传播。 20世纪90年代以来,地理学、文化研究、人类学等学科的学者们开始探讨跨国移民中的地方与地方的关系和本土化现象。他们逐渐发现,跨国方法仍然主要关注国界的超越和跨境交流,所以,跨国方法不能恰当地描述其他地理尺度上涉及流动性、流通性和空间连通性的现象。例如,余亨利(HenryYu)在研究19世纪后期加拿大的华人移民时发现,当时移民的主要群体是来自广东省特定村庄的人群,而他们的主要目的地是不列颠哥伦比亚省 (BritishColumbia),尤其是温哥华。 余亨利认为,使用跨国网络(transnationalnetwork)这个概念来调查人口从一个地方往另一个地方的流动是不适当的,跨地区网络这个概念可以更清晰地解释这一现象。
除了尺度问题外,有学者认为,跨国研究方法倾向于突出西方“民族—国家”在精英层面的互动与交流,而基本上忽视了亚洲、非洲和中东地区各自内部与彼此之间在精英层面以下的联系。换句话说,跨国研究方法未能阐明在流动和运动中权力的分配和无权者的经验。
为了克服跨国研究这个方法的不足之处,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越来越多的研究人员转向了跨地区研究。到目前为止,跨地区研究被用来描述社会空间动态。 从空间角度来看,它提供了另一种方式来理解跨越不同尺度边界的流动性、 流通和相互联系。 从社会的角度来看,它强调了底层人在这些跨境运动中的重要性,也就是说,当地的底层人士不仅是跨地区流通的参与者,也是支撑这些流通的社会结构的建造者和设计师。
本研究采用跨地区研究方法,出于两个方面的考虑。 第一,在尺度方面,本研究考察了移民、 殖民官员、 管理制度、 汇款和信息在巴基斯坦旁遮普省、 新加坡、 中国香港、 中国上海和美国加州等地之间的流通和交流。 这种流通,不能解释为一种跨国现象,因为这些空间实体都是城市或地区。 第二,就行动者而言,本研究是关于普通锡克人的经历,以及他们作为移民、 警察和革命者的身份流动。 跨地区的研究方法,特别是以底层人的移居为重点的跨地区研究方法,是解释这种移居的一个合适的起点。 需要指出的是,不同地区之间的空间流动和身份流动,都发生在多向的、 重叠的跨地区网络之中。
跨地区网络,历史上早已存在。由于军事、 经济或宗教的原因,人口、商品、制度、知识和物种的流动跨越了地区的限制。 随着流动越来越频繁,不同地区之间的联系越来越紧密,网络也逐渐形成。本研究主要关注两类网络:英帝国殖民网络和锡克人散居网络。 这两个网络绝不是分开的,实际上反而是互相重叠的。 英帝国殖民网络,促进了与锡克人相关的信息和知识从印度流向了东南亚和东亚。 此外,在英帝国殖民政府决定组建锡克警察部队之时,他们依靠殖民网络在旁遮普招募锡克教徒、引入培训和管理制度。这些锡克警察,是锡克移民的先驱,他们的经历,激励着越来越多的锡克人去国外谋求更好的生活。 20世纪初,新加坡、 中国香港和中国上海等港口城市发展机会较多,成千上万的锡克人寄居在此谋生。 由于这些城市已经借助行政部署、 航运线路和电缆电报而被纳入了英帝国殖民网络,锡克人员流动、 工资和就业机会的信息流通,以及锡克教机构在目的地的设立等诸如此类的举措都大大增多了。 锡克人散居网络,由此初现端倪。 从这个意义上说,锡克人散居网络,实际上是建立在既有的英帝国殖民网络之上的。 这些交织在一起的网络,不仅为英帝国殖民政府和锡克移民所用,同时,其他行动者,如英国外交部、印度革命者(特别是戈达尔党和印度国民军)、 共产国际以及日本帝国,也都在利用这些网络达到各自的目的。 港口城市,是这些网络的中心节点。 港口城市之间的联系,塑造了网络本身。 在英帝国殖民网络和锡克人散居网络这两个网络中,中国的通商口岸上海是一个特例。 到了20世纪初,上海被划分为三个独立管理的区域———上海公共租界、法租界和华埠。其中,上海公共租界主要由英国控制并由英国海军保护,最 为繁华。 由于英国对上海公共租界不断增加投资,加上中国香港、中国上海、新加坡和印度彼此之间互动越来越密切,上海这个中国通商口岸,自19世纪后期开始逐渐融入英帝国殖民网络之中。 然而,上海公共租界是由一个独立机构即上海工部局来管理的,上海工部局主要由上海公共租界外国侨民控制。所以,英帝国政府在上海公共租界的决策过程中实际上没有多少影响力。 随着 上海工部局与英国驻沪总领事在法律问题和地方政策上的争执频繁 爆发,上海成为英帝国殖民网络中社会控制和社会监督最薄弱的一个环节。上海对外来移民没有任何严格的规定,另外,英帝国在全球殖民统治的削弱,以及上海可以提供相对较高工资的愿景,这些因素加在一起使得上海在锡克移民看来格外有吸引力。从19世纪80年代开始,成千上万的锡克人涌入上海这座中国港口城市,他们中的大多数被聘为警察或看守。 锡克警察后来成为上海警察局的中坚力量,上海警察局是上海工部局的执法单位。
上海成为锡克移民的特殊之地,还有其他原因使然。 由于上海地处印度和北美两地的中点,所以,上海在20世纪初锡克人移民北美的过程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 20世纪前20年,随着印度民族主义的膨胀,上海成为那些企图用武力推翻英帝国在印度殖民统治的戈达尔党锡克革命者的前沿基地和转移中心。 本研究以上海的锡克人社区为一个特别有趣的案例,概述了这个锡克人社区在上海所建立的锡克侨民散居网络,并揭示了他们参与其中的更加广泛的历史活动。 本研究没有将上海作为近代中国的门户,而是将其作为跨地区网络的重要节点,从而有别于大多数关于近代上海史的著作。 20世纪80年代以来,大量关于上海近代史的学术作品问世,叶文心从中发现,这些作品主要可分为两大流派。一个流派中,学者们以上海为特殊个案,探讨近代中国整个国家如何寻求对地方社会进行改造,以及社会群体如何应对国家的渗透。2另一流派则聚焦于上海特定的社会经济环境,以及这座城市徘徊在现代与传统世界之间的模糊身份,仔细审视了上海的工人阶级、 商业文化、城市特质和知识分子生活。 事实上,这两大流派都注意到了上海的大都市特色。 大量的外国居民、 外滩的新古典主义建筑、 现代银行体系和鱼龙混杂的娱乐业等话题已经被很好地记录在案,即便如此,大多数研究却只关注了上海本身。 很少有人论及以下这些话题:上海是在什么样的机制、什么样的背景下将这些外来因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以及上海的国际化特征是如何转移到中国内陆和世界其他地区的。
近代上海研究对地方性的过度强调,可能是柯文(PaulCohen)所称的近代中国历史著述中“中国本位转向”(China-basedturn)的结果。 柯文在其发人深省的专著《在中国发现历史》(DiscoveryHistoryInChina)中指出,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历史学家已逐渐转向区域或地方层面,而不是将中国视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 在这样做的过程中,他们试图重新审视欧洲中心范式,该范式依赖于“冲击—回应”范式来理解过去两百年在中国所发生的变故。然而,这种对地方性视角的过分强调,淡化了地方性是在跨界流动背景下产生的这一事实。中国本位的范式,将上海从其根植的跨地区网络中分离出来,而仅仅从地方的角度加以分析,上海的世界性特征、 跨地区联系及其背景,却又被忽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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