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游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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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莫桑比克) 米亚·科托著
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
ISBN9787508690797
出版时间2018-09
装帧精装
开本其他
定价58元
货号3164585
上书时间2024-1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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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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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米亚·科托（Mia Couto，1955-），莫桑比克诗人、小说家，当今葡萄牙语文学的中坚力量。十四岁开始在报刊发表诗歌，已出版作品三十多部，译成二十三种语言，1992年的长篇小说处女作《梦游之地》入选“20世纪很伟大的12部非洲小说”，并为他赢得卡蒙斯文学奖（2013）和纽斯塔特靠前文学奖（2014）。作为非洲文学目前很重要的作品之一，《梦游之地》以精妙的叙事结构和对语言的改造，探寻了殖民大陆身份认同的出路与可能，在文字中重建了莫桑比克整个国度，也为作家的文学创作理念做出了近乎完美的注解。
闵雪飞，葡萄牙科英布拉大学文学博士，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西葡语系葡萄牙语专业副教授，葡语文学研究者、译者，西葡拉美文学研究会理事。近年来主要致力于葡萄牙语诗歌、葡语女性主义文学与葡语文学中的国家认同研究。主要代表译著与专著：《阿尔伯特·卡埃罗》《星辰时刻》《隐秘的幸福》《绿松上绽开的花：葡萄牙语文学漫谈》等。
目录
1980年代, 莫桑比克深陷内战。身为战争遗民, 一位老人和一个男孩将一辆烧毁的巴士当作栖居之所。他们发现了已故乘客留下的日记本, 其中记叙了自己一生的故事。男孩为老人娓娓道来, 日记本里的故事与现实交织、融合。《梦游之地》写于1992年, 是米亚·科托的长篇处女作。他有力控诉了战争遗留的深重苦难, 并用高度诗意、生动的语言, 创造了一种与现实紧密连结的魔幻氛围。
内容摘要
《梦游之地》是莫桑比克作家米亚·科托的长篇小说代表作。1980年代，莫桑比克深陷内战。身为战争遗民，一位老人和一个男孩将一辆烧毁的巴士当作栖居之所。他们发现了已故乘客留下的日记本，其中记叙了自己一生的故事。男孩为老人娓娓道来，日记本里的故事与现实交织、融合。《梦游之地》写于1992年，是米亚？科托的长篇处女作。他有力控诉了战争遗留的深重苦难，并用高度诗意、生动的语言，创造了一种与现实紧密连结的魔幻氛围。
精彩内容
从《梦游之地》到《母狮的忏悔》——米亚·科托书写中的传统、女性与团结（代译后记）一 、 米亚·科托：人与身份安东尼奥·埃米利奥·莱特·科托（AntónioEmílioLeiteCouto），1955年生于莫桑比克的第二大城贝拉。以米亚·科托这个笔名，他为世人所知。作为葡萄牙殖民者之子，一如很多生于莫桑比克的葡萄牙后裔，年轻时他是一位坚定的反法西斯主义者，对当时葡萄牙萨拉查独裁政府的“新国家”持否定态度。但是，有一点他却与其他葡萄牙后裔不同：他同时是一位坚定的反殖民主义者。因此，上大学时他便成为了莫桑比克解放阵线（Frelimo，下称“莫解阵线”）的支持者，加入了这个领导民族解放运动的政党。为了完成莫解阵线的委托，他放弃大学学业，“渗透”进殖民者把持的国家电台，成为一名记者，以期独立之后接管宣传机构。正因为他是坚定的反殖民主义者，当1975年6月25日，莫桑比克获得独立，其他葡萄牙后裔因为种种因素纷纷返回前宗主国之时，米亚·科托却选择留下，自愿成为莫桑比克人。1985年，他重返大学，选择了生物学作为主修专业，最终成为全国知名的生物学家，在生态学与环境保护方面做出了很多贡献。在国界之外，他的身份是“莫桑比克整个国家的陊译者”（Brookshaw：2002），承载着将莫桑比克展示给全世界的重责。他理解自己的文化责任，但也清楚地意识到这或许限制了外界真正理解莫桑比克。他拒绝一切标签，拒绝一切二元对立，比如试图将其田园牧歌化或本质化的“非洲作家”标签，比如将魔幻与现实截然对立的“魔幻现实主义作家”标签。 米亚·科托的写作生涯开始于1986年，在这一年，他的短篇小说集《入夜的声音》（Vozesanoitecidas）由葡萄牙Caminho出版社发行。1992年，长篇处女作《梦游之地》出版。2009年，《耶稣撒冷》问世。《母狮的忏悔》于2012年付梓。这三部目前在中国出版的作品时间跨度长达二十年，若是细心阅读，不难发现米亚·科托文学观念的发展与嬗变。倘若我们把目光延伸到他刚刚完成的“帝国三部曲”（“AsAreiasdoImperador”），在三十余年这个更长的时间段中考察，或许可以得到一个结论：米亚·科托的文学创作从僭越语言的边界转向了圆融纯熟的叙事探索，从民族身份建构的象征表达转入了对历史的深入钩沉。 二、 《梦游之地》：传统与现代《梦游之地》出版于1992年，以长达十六年的莫桑比克内战为背景。从1976年到1992年，莫解阵线（Frelimo）与莫桑比克全国抵抗运动（Renamo，下称“莫全国抵抗”）两大阵营对峙、残杀，造成了深重的灾难。内战的原因非常复杂，首先表现为外部势力的影响和干涉，正如小说中所说，“这场战乱是从外部来的，是丧失了特权的人带来的”，但同时也是复杂的国内矛盾的体现。一个重要原因在于独立后接管政权的莫解阵线急于以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为样本建立民族国家，未能充分尊重非洲独特的传统与价值观。“消灭部落，建立国家”（Mataratriboparaconstruirana..o）是独立英雄萨莫拉·马谢尔（SamoraMachel）及其领导的莫解阵线——米亚·科托一度加入而又最终退出的政党——的执政方针。这种灭绝传统与历史的现代化之路激起了很多莫桑比克人的反感，尤其在农村地区，一定程度上给莫全国抵抗的势力增长提供了机会，最终导致了内战的爆发。 1990年，和平协议签署之前两年，米亚·科托开始撰写《梦游之地》，希望在记录惨痛历史的同时进行反思。所以，在这本书中，最核心的问题是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关系。面对莫解阵线的社会主义实践，米亚·科托表达了他的基本观点：要尊重传统，尊重土著语言，尊重历史，这是我们不能拔除的根。因此，在小说中，“传统”一再出现，对“传统”的尊重与违背构成了人物与事件发展的动机。比如，木丁贾称呼图阿伊为“叔叔”，图阿伊特别讨厌这个称呼，但是木丁贾坚持，因为“这样叫是遵照传统”。在肯祖和法丽达的形象中，也可以看到作者对切割与“传统”之间联系的不满。肯祖和法丽达，一个由神父阿方索教养成人，另一个由一对葡萄牙殖民者抚养长大。他们是同一种人：被西方文明同化的黑人。他们虽然懂得土著语言，却只能用葡萄牙语做梦，因此丧失了文化之根，只能成为身份混乱的彷徨之人，徒然地在两个世界之间往返。肯祖的亡父塔伊姆的幽灵一再袭扰他，让他失去了做梦的能力，某种程度上，是对他不尊重传统的惩罚。在这部小说中，海洋与陆地，构成了现代与传统的象征。如果失去了与祖先的连接，那么我们就如书中的肯祖，再也无法踏上陆地，只能在海上漂泊；或者，就像法丽达，无法返回陆地，只能存身在一条触礁的船上。 小说的结尾，肯祖在梦中见证了巫师的作法。通过一段诗化的独白，巫师试图恢复与历史、过去及传统的联系，唯有这样，才能结束悲戚的过往，创造出崭新的世界。这同样是米亚·科托的诉求：“然而，最终，将剩下一个如现在一般的清晨，充满了新生的光，会听到了一个遥远的声音，仿佛是我们成为人类之前的记忆。一首柔美的歌响起，这是第一位母亲温柔的摇篮曲。是的，这首歌是我们的，是对根的记忆，它深深扎下，谁也不能替我们拔除。这个声音给我们力量重新开始。”文学可以超越国界与时空。中国和莫桑比克，尽管距离遥远，但在现代化的过程中，都面临对“传统”的选择。某种程度上，我们这个国家实现了莫桑比克解放阵线当时的目标。也许，这是我们的成功，但同时，也可能是我们的失败。我们付出了传统的代价，获得了今天的现代化。然而，我们是不是也失去了与先祖的连接，再也不能懂得他们的语言？我们是不是无法再去返回自己的根，彷徨无依，一如肯祖和法丽达？我们是不是也同样失去了做梦的能力？在翻译米亚·科托《梦游之地》过程中，这些问题如同塔伊姆的亡灵一般袭扰着我，而我却无力给出回答。 三、 《耶稣撒冷》：父权崩溃与女性书写2009年，米亚·科托出版了《耶稣撒冷》。相比《梦游之地》，米亚·科托对于传统的态度发生了显著的变化。耶稣撒冷是一个巨大的隐喻，象征父权制度失效的国家，充斥着肉眼可见的混乱与无序。《耶稣撒冷》是米亚·科托对莫桑比克的父权制批评得最激烈的文本，作家质疑了莫桑比克的很多传统，尤其是对妇女的压迫。这种情况下，需要外力，或者说，外部文明的介入，形成冲击与变革，消灭传统中的压迫性成分。因此，在这本书中，他创造了一个象征性的白人女性形象，一方面讲述自身的经验，传播自己的价值观，另一方面，勇敢地挑战莫桑比克社会的父权机制。 耶稣撒冷只有五个男人和一头母骡，是一处完全没有任何女性存在的绝对父权的空间。希尔维斯特勒·维塔里希奥是至高无上的家长。他说外面的世界没有人了，耶稣撒冷是一处绿洲，在这里，时间都停止了。他的话不容置疑。然而，在葡萄牙女人玛尔达出现后，这种建构于谎言上的“真实”立即土崩瓦解。玛尔达揭露出耶稣撒冷的建立其实源起于一个巨大的创伤，这就是姆万尼托的母亲朵尔达尔玛的残酷死亡。 耶稣撒冷是莫桑比克的完全象征，是一个建基于父权制基础上的脆弱社会，统治完全失效。大家长几乎是一个疯子，是虽然在位但实际上缺席的父亲。他时刻需要一个小孩子——调试寂静者——的安慰和协助。唯有在寂静之下，他的谎言才能成立。一旦声音介入，这个虚假的世界就会全盘崩塌。 因此，在这本书中，女性的作用是书写。唯有通过书写，才能建构话语与声音，挑战沉默与寂静控制的虚假真实。女性书写主要体现在两处：首先，每一章之前的题记，都是女性诗人的作品。这一点显然经过精心设计。其次，玛尔达的信，是纯然的女性书写。我想，米亚·科托一定认为女性的书写是一条自我解放之路，只有找到了自己的声音，才能终结父权制的残暴。在这方面，他接近了我挚爱的克拉丽丝·李斯佩克朵。这也是他所引用的所有女诗人的共同追求，这也是我的追求，作为女性与女性主义者。我们共同面对索菲娅·安德雷森的疑问：“我聆听，却不知道，我听到的是寂静，抑或上帝”；我们的命途一如阿德里娅·普拉托的预言：“要么疯狂，要么成圣”；我们经历着希尔达·希尔斯特坦陈的痛苦：“痛苦，因为爱你，如果能使你感动。自身为水，亲爱的，却想成为大地”；我们疏离的生活正如索菲娅·安德雷森的描述：“你在反面生活，不断地逆向旅行，你不需要你自己，你是你自己的鳏夫”。 四、 《母狮的忏悔》：孤绝与团结《母狮的忏悔》于2012年出版。在《耶稣撒冷》中，已经出现了朵尔达尔玛这个因针对女性的性暴力而死亡的角色。在《母狮的忏悔》中，作家在妇女权益方面的思考继续向前发展。独立之初，莫解阵线意图在农村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尽管在他们的纲领中有妇女解放的内容，但是在实际操作中，女性的诉求并未在考虑之中，女性只是子宫的携带者。如今，尽管莫桑比克的内战已经结束多年，国家实行了多党制，但是以马里阿玛为代表的农村女性，依然承受着传统、父权与性暴力的压迫。女性依旧只具有功用性。倘若一位女性如马里阿玛一般不育，她便没有任何用处，甚至不被认为是女人。 我的专业研究领域是女性文学。相比男性作家，我对女性作家更为熟悉，对莫桑比克文学也是如此。我必须提及保利娜·希吉娅尼（PaulinaChiziane），一位非常出色的莫桑比克女作家，作为米亚·科托的对照与补充，以深入地讨论《母狮的忏悔》。保利娜·希吉娅尼是黑人，女性，母语为非洲土著语言，葡语是后学的；米亚·科托先生是白人，男性，母语是葡萄牙语。两个人都曾积极参加过莫解阵线，后来先后退出。因此，这两个作家在身份上互为补充，构成了完整的莫桑比克文学图景。保利娜·希吉娅尼在其代表作《风中的爱歌》（BaladadeAmoraoVento）中，讲述了一位女性萨尔娜乌（Sarnau）的一生。她和马里阿玛一样，同样生活在莫桑比克北部。与更多接受天主教影响的南部相比，在北部，传统的势力更为强大，妇女买卖与一夫多妻制盛行。萨尔娜乌的成长经历了恋爱、献身、被抛弃、流产、被买卖、一夫多妻、家庭暴力、生产、难产、私奔、再次被抛弃、卖淫等种种磨难，可以说，一位女性因为性别所能遭遇的全部痛苦她都承受过。她最终依靠卖淫偿还了前任丈夫的彩礼，获得了解放与自由。 无论是《风中的爱歌》，还是《母狮的忏悔》，某种意义上，都可以视为一种“成长小说”（Bildungsroman）。这本是源自于德国的一种亚文类，当然，我们今天所使用的“成长小说”术语与当时德国致力于培养良好“市民”的文学类型已经有了相当大的距离。《风中的爱歌》讲述了萨尔娜乌的成长，《母狮的忏悔》展现了马里阿玛的成长。所以，这两部作品可以认为是“女性成长小说”。巴西学者克里斯蒂娜·费雷拉—平托（CristinaFerreira-Pinto）曾经对男性成长小说与女性成长小说做出区分。她认为，男性成长小说总是以主人公在富有见识的年长“导师”的带领下，接受既定的价值观，融入社会而告终；而女性成长小说，却总是以女性主人公疏离社会而告终，或者是死亡，或者是出走。换句话说，一旦女性觉醒，就再也不能容忍这个社会了，而社会也再也不能容忍她们了。萨尔娜乌孤绝地走向卖淫之路，边缘化的结局完全符合这个区分。我第一次阅读《母狮的忏悔》时，当我看到猎人阿尔坎如最终将马里阿玛带出库鲁玛尼，我并不服气这个结局。我无法接受男性的阿尔坎如是拯救者而女性的马里阿玛是被拯救者这种设定。因为，这意味着将主动权拱手让人，如果女性始终期待更强大者“拯救”自己，她就丧失了自我拯救的能力与机会。而且我相当怀疑，已经在固有的社会结构中占有特权的男性，是否有觉悟与可能主动让渡权力。我认为这种事绝不可能发生。如果妇女想要获得彻底的解放，需要在自我觉醒的基础上发生一场摧枯拉朽的革命。但是，当我再次阅读这本小说，当那堵建在我内心之中的性别二元对立之墙崩塌之时，我忽然发现，这并非是阿尔坎如的单向拯救，而是彼此的救赎。阿尔坎如与马里阿玛，是雌雄同株的共生体。或许，《风中的爱歌》的结局更接近血淋淋的真实，而《母狮的忏悔》的结局更似一个乌托邦一般的愿景。猎人阿尔坎如的形象与作家米亚·科托合二为一，代表愿意为推进女性解放事业，亦即全人类的解放事业而发声的所有人。这件事无关男女，只需携手同行。因此，我建议所有的男士认真阅读《母狮的忏悔》，面对只有义务而没有社会支援的对女性发展造成巨大影响的生育传统，面对旨在保护你们的母亲、姐妹、妻子、女儿不受侵害的一切运动，如猎人阿尔坎如与作家米亚·科托一样，伸出你们的手，为了所有人的福祉，行动、发声。在争取女性自由与解放的事业中，女性不能孤独前进。我们呼吁solidarity，所有人的团结。 闵雪飞2018年8月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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