棒棰岛·“金苹果”文艺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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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滕贞甫主编
出版社大连出版社
ISBN9787550511248
出版时间2016-12
装帧其他
开本其他
定价68元
货号2905699
上书时间2024-1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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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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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摘要
“金苹果”文艺丛书是对大连市文艺最高奖“金苹果奖”得主的创作成就的总结。滕贞甫主编的《陈洪运》是其中的一本，书以传主的名字命名。书稿包含“苦乐人生”“慧眼识珠”“春华秋实”三个部分。“苦乐人生”以时间为线索，采用作者自述的形式，详细追溯了作者的生平经历。“慧眼识珠”收录的是其他作家、评论家对作者的创作历程和创作成就的评论。“春华秋实”集中展示了作者的作品并附有简介。此种体例对读者了解作家的创作全貌、深入理解作者及其作品，大有裨益。
目录
本书追溯了大连市青少年宫高级教师陈洪运为儿童舞蹈事业努力奋斗的经历, 既回顾了奋斗历程中酸甜苦辣的种种情感体验, 更总结了作者对儿童舞蹈乃至儿童文艺事业发展的感悟, 收录了苦乐人生、慧眼识珠、春华秋实三个部分。
内容摘要
滕贞甫主编的《陈洪运》中，传主陈洪运追溯了自己为儿童舞蹈事业全心全意努力奋斗的经历，既回顾了奋斗历程中酸甜苦辣的种种情感体验，更总结了自己对儿童舞蹈乃至儿童文艺事业发展的深刻感悟，那就是：儿童生活是儿童舞蹈的创作源泉；童心和童趣是儿童舞蹈的创作核心；时代精神是儿童舞蹈创作的灵魂；民族艺术是儿童舞蹈创作的重要来源。这些感悟是发展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宝贵经验，值得广大读者，尤其是文艺工作者，吸取和借鉴。
精彩内容
1958年，我上中学了，正赶上三年困难时期，家里人多粮少，学校组织我们上山摘椁椤叶子，早上6点出发，9点到山沟里，大家疯狂地摘叶子，回校磨成面，带回家做馍馍吃。妈妈吃后便不出来，我们就用手抠。尽管这样，我也把仅有的粮食做成菜饼子让弟弟妹妹们吃。弟弟妹妹围着面板坐一圈，一锅粥，一人一碗就没了。我自己常常是舔碗底，和妈妈尽量把省下来的粮票、布票、油票卖点儿钱给弟弟治病。
1961年，我考入了辽宁师范学院，丰富多彩的校园生活使我收获颇丰。除了正常的课程外，最使我着
迷的是学校的图书馆，我着了迷地阅读中外名著，《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晚上熄灯了，我蒙上被用手电照着看，眼睛累坏了，就此戴上了眼镜。这可能就是我文化底蕴的积淀期吧。半年后学校改制，由原来的四年制改为三年制，学生毕业后由原来的做中学老师改为做小学老
师。这对这一届的学生来说是一个打击，但对我这样一个贫困家庭的孩子并无影响，因为我是抱着一颗感
恩的心跨入这所学校的。我投入了新的学校生活，每天早晨6点起床，有时先去运动队训练，最盼望的是早晨训练完能吃上学校食堂带嘎渣儿的大饼子，肚子饱饱的，支持我一上午的课程。下午课后，我参加各种文体小组的活动，如舞蹈队、运动队（跨栏训练）等。我还当上了美术课代表，我最盼望的是每一学期
学校组织的文艺会演和运动会。会演来了，我和同班同学一起编舞参演，什么《夸地瓜》呀，《绣》呀，都为班级赢得了一等奖。运动会上我是绝对的主力，百米跨栏自不必说。四乘一百米接力，我每次都跑第三棒，跑弯道我可是专家，每次我们队都会跑第一名，给班级得分。我因为上乘的表现，人选了学校的舞蹈队和长跑运动队，有了更多的机会在文艺舞台上和运动场上展现自己。丰富多彩的校园生活为我后来做舞蹈编导老师奠定了基础。
1964年8月，我毕业了，迈过了我人生的第一个里程碑——成为教师。我被分配到中山区友好小学任音乐兼体育老师。这是一所比较小而且简陋的学校，音乐教室在后楼一间中间有柱子的小屋子里，体育课的场地则是在学校前的马路上，不时会受到干扰。条件虽然差一些，但我每月三十二元的工资缓解了家里的经济窘况。半年后，学校领导通知我编排一个舞蹈参加市里的会演，这是我第一次给孩子们创作舞蹈。
这个作品叫《小民兵》，我提心吊胆地带学生去参加演出，却意外地获得了一等奖，这是我创作生涯的第一个荣誉。从此便一发而不可收，领导把学校舞蹈队
交给了我，中山区少年之家的领导也经常让我去代课，就这样，我不知不觉地步入了少儿舞蹈的教学和创作中来。不久，“文化大革命”爆发了，学校处于两个群众组织的中间，整天不断有枪声响起。学校停课了，学校老师同社会上的人一样，成立不同的群众组织，都戴上了红卫兵的袖标，到校外串联，到北京去看毛主席。我们四个女老师到火车站排了两天队，挤上了开往北京的专列。车上到处都是人，座椅上、椅背上、座中间，连行李架上都坐上了人。想上卫生问根本挪不动，只好等车停站时拉开火车车窗，爬到外面方便一下，真有人火车开了被落下。火车咣当咣当十几个小时，我们又累又困。到了北京，一下车就被部队战士接到了清华大学，校园里到处都是大字报，我们被编为一个连一个连的，在军代表的带领下到北京各大院校看大字报，等待毛主席的接见。
几天后，一天半夜12点左右，连长通知我们到饭厅去领几个馒头、鸡蛋和咸菜，大家连夜出发了，步行了三个小时，天刚刚亮，我们来到了北京机场，在军代表的指挥下，整齐地排好坐着等待。天亮了，太阳出来了，我看到周围全是人，一上午过去了，谁也
不敢去卫生间，生怕错过那重要的一瞬间。下午3点15分，《东方红》的乐曲响起，在跑道的左前方，一
辆敞篷黑色轿车缓缓向我们驶来。“毛主席！毛主席！”人们骚动了，由坐着变为踮着脚尖，只见人群几秒钟之间就站了起来，像潮水一样向前冲去。我被卷入了人浪中，一只鞋被人踩掉了。四排解放军战士臂
挽着臂形成一道墙，阻挡着人海的涌动，护卫着中央领导同志的车队顺利通过。人海慢慢地恢复了平静，一群新疆的学生正巧去方便了，错过了这一瞬间，哭着喊着：“我们要见毛主席！”军代表带着我们往回走，虽然我掉了一只鞋，但是毛主席的伟岸形象不断地在我眼前映现，也没觉得脚痛。第二天一早我们被送上火车，到天津港乘军舰返回了大连，这时我们才知道，这是毛主席最后一次接见红卫兵。这是我一生
最激动、最难忘的时刻。
回到学校，全市工厂停产、学校停课，军代表进驻学校，我被选为校革委会副主任，帮军代表处理学校的一些事务。军代表走了，又来了工宣队，这时区革委会成立了红小兵宣传队，让我去当老师。工宣队
找到我说，是在学校当主任还是去区小队当老师，你考虑清楚。我选择了后者。七十多双小眼睛给了我创作的激情，于是一台毛主席诗词歌舞表演诞生了。
区小队实行了军事化管理，小演员身穿小军装，头戴用树叶子编的小草帽，背着道具和大鼓等乐器，活跃在工厂、农村、部队。我们演出时大部分是步行前去，经常搞拉练，拉练中模拟遇到敌情时，小演员们会立即隐蔽，用自己的身体保护好道具和乐器等。
这样一支训练有素的宣传队，不管是在市内剧场，还是在农村的场院，演出效果都极佳，所到之处受到热烈欢迎，名声很响。这段经历锻炼了我的组织能力，也使我坚定了从事儿童舞蹈教育和创作的信念。
1969年，我被调入中山区宣传站（现中山区文化馆），分管学校的舞蹈活动。为了更好地开展全区活动，取得经验，我去了向阳小学蹲点。当时市文化局
在市里定了两个小队——中山区向阳小学宣传队和西岗区育红小学宣传队——作为我市接待外宾的演出队
伍，我和几位老师一起创编了一台《友谊花盛开》的节目，演出后获得外宾好评。我们每周要去海员俱乐部或者是棒棰岛演出两到三场，演出之多、任务之重是外人不能想象的。扮演大灰狼的小演员才五岁，牙还没有长全，每次演出我都得像妈妈一样，给他喂饭、化装，演出后还得将小演员一个一个送回家，那时家长没有陪同孩子的。冬天里下大雪，演出结束后，我们踏着齐膝深的雪一个个把孩子们送回家。等送完住在学校后山上的小演员，自己回到家已是半夜了。
虽然很苦很累，但看到国际友人向小演员竖起大拇指，看到这么小的孩子也能传播友谊与欢乐，再苦再累也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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