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钱道德和做派(法国和美国中上阶层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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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嘉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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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加)米歇尔·拉蒙|译者:谢天
出版社浙江人民
ISBN9787213114557
出版时间2024-07
装帧其他
开本其他
定价88元
货号32123794
上书时间2024-1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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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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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米歇尔·拉蒙（MichèleLamont）出生于加拿大，哈佛大学社会学教授、美国社会学协会第108任主席。曾分别于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和普林斯顿大学任教，并在各种国际机构担任访问职务。研究领域包括文化过程如何促进不平等、象征性边界、种族主义、集体福祉、社会韧性等。
目录
◆ 致 谢
◆ 致读者
◆ 序 言 全貌速览：人物素描
◆ 第一章 研究的问题与阶段
◆ 第二章 诚实的重要性：道德边界的关键
◆ 第三章 成功、金钱与权力的世界：社会经济边界的关键
◆ 第四章 精雅吾友圈：文化边界的关键
◆ 第五章 解读跨国差异
◆ 第六章 阶层内部边界的本质
◆ 第七章 影响、贡献与未解之题
◆ 附录一 对法国和美国中上阶层的调查
◆ 附录二 研究的地点
◆ 附录三 研究程序
◆ 附录四 受访者在文化、道德和社会经济维度上的得分
◆ 注 释
◆ 参考文献
◆ 索 引
内容摘要
本书对法国和美国160位成功男性进行了坦诚而深入的访谈，对他们如何定义“值得尊敬的人”进行了比较研究，为社会中上阶层（专业人士、经理人和商人）提供了一幅罕见而极富启发性的集体画像。
通过精彩的文化分析、比较法以及文学风格的写作，米歇尔·拉蒙阐明了三种“符号边界”：以诚实、正直、具有职业道德为基础的道德边界，以财富、权力、职业的成功为基础的社会经济边界，以受教育程度、才智和高雅品位为基础的文化边界。中上阶层成员正是通过这三种“符号边界”，将自己及其所在阶层与其他人区分开来。
本书展示了在形塑社会生活方面占据相当分量的精英阶层的文化，将拓宽我们对现代社会分层、等级制度、社会不平等再生产等问题的认识，是对皮埃尔·布迪厄理论体系的一次重新评估。
精彩内容
坐在四壁挂满艺术品的巴黎工作室里，迪迪埃·奥库尔轻松地谈论着自己。他的穿着彰显出了个性。这位前卫的建筑学教授非常详尽地讲述了他的身份、朋友和工作。他以普鲁斯特式的口吻浪漫地重塑了自己的家族史，其中充满了典故;他将自己家族的殖民地时代印记演绎为具有异国情调的迷人故事，借助怀旧的细节将资产阶级生活中的精致礼仪娓娓道来。他在聊天的同时塑造着自身形象。他的身份嵌入了从安迪·沃霍尔(AndyWarhol)、拉伯雷(Rabelais)和特吕弗(Truffaut)等大师那里借来的形象。关于他自己、他的艺术以及艺术在其生活中的总体作用，迪迪埃有一套理论。在访谈过程中，他的电话响个不停，学生们时而上门递交素描作业，和他共进午餐的老友一直在楼下等着我们结束访谈。
在这种环境中，一切事物都经过精心拣选以传达某种信息，亦即某种心境。迪迪埃解释说，创造力给了他力量:“我相信世界上存在着一种人性，它不仅与物质力量有关，也与非理性有关，这类似于超人的概念，尼采超人说，其核心在于宗教的或创造性的自我超越。我相信艺术家们不惜一切代价的求索，这是超越纯物质的更高层次的反映。”他蔑视那些生活在纯粹物质价值世界中的人，尤其看不起那类一到夏天就开车去海边度假的法国凡夫俗子(Franc?aismoyen)。迪迪埃描述说，作为他的朋友，最重要的是有艺术天赋、富有想象力、能激发智慧并充满活力。在这一点上，精雅(refinement)是十分关键的:我喜欢的精雅，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思维方式的巧妙缜密、存在方式的敏锐。我真的是很喜欢那些在审美品位、行为举止、自我展示和思维方式上达到精雅境界的人。而想象力(正是)生命活动中最崇高的维度。
迪迪埃还喜欢有距离感的人。“这是精雅和贵族理想的一部分，你看，‘贵族’(aristos‐cratos)这个词由‘aristos’和‘cratos’组成，‘cratos’的意思是‘顶尖的’。我喜欢这个定义。距离意味着对他人的尊重。”他对善良体贴、笃信宗教、消息灵通(well‐informed)的人无动于衷，而对那些被他视为愚蠢、粗俗、生活无聊和缺乏想象力的人不屑一顾。最后，迪迪埃形容自己是一个自命不凡和自我本位的人，并宣称生活中最重要的不是金钱而是尊严。
约翰·布鲁姆是一位经济学家，住在新泽西州的萨米特——纽约近郊的一个高档社区。与迪迪埃不同，约翰不认为自己在审美方面很谙练。在他的豪华宅邸里，雅致的英国乡村风格装饰“98.99%得归功于我的妻子”。古董家具是她的传家之宝，华贵窗帘的面料是她从曼哈顿上东区的一家店里购买的。他的妻子身材曼妙，为我们端来了非凡农庄(PepperidgeFarm)的曲奇饼和杏仁味咖啡。
约翰曾在美国电话电报公司(AT&T)工作，当公司政治令他感到“精疲力竭”之后，他转为每日通勤到曼哈顿的一家咨询公司上班。他生活在竞争激烈的职场，同侪尊重是这个世界的游戏规则，“当我接到不请自来的电话，或是业务伙伴主动向他人推荐了我，那是最令我愉快的。我的自尊心需要这些。在很大程度上，这是一种渴望，一种需求，去感受我所做的事，相信自己干得很出色，其他人也认为我做得很好，这是一种对外界认可无休止的追求”。同侪对约翰能力的尊重赋予了他生活的意义，而他的生活几乎完全是围绕着工作而构建的。工作使他能够保持“高品质的生活方式”。
约翰明确地用充满求知欲来定义自己:“我绝对是那种会把自己包装成知识分子的人。”他很享受“知识化”的过程。他与人的友谊建立在广泛话题的交流上。“我注重的是尝试回答关于人生的某些基本问题。人生的目的是什么?目的是发展你的心智，你的思维过程，你对事物的反思能力。只有这样，对我来说，我才感觉到自己的存在是有意义的，不平庸的。”约翰试图使自己超越变幻莫测的商业世界，而智力活动正是达到这一目标的手段。它帮助他保持精神上的活力，并使他从单调乏味的日常苦差中获得某种解脱。
约翰爽快地承认，他在才智上有优越感，排斥那些“看起来智力不如我发达，不像我这样具有天生的求知欲或广泛兴趣的人。在社交场合，假如我和一个看起来智商比我低很多的人打交道，而他斗胆跟我唱反调，我大概是完全不会对他宽容或客气的”。在约翰与人交往的模式中，“友善”和“体谅”是无关紧要的。
同侪尊重和才智并不是约翰用来衡量成功的唯一标准:“在社交场合，我也会感到低人一等。假使遇到一个人，一眼看上去就拥有一切——容貌英俊，服饰考究，知识渊博，口才一流，周游了世界且功成名就——我便会觉得自惭形秽，望尘莫及。”约翰所看重的成功形象是由一些流行杂志，诸如《时尚先生》(Esquire)、《M.》、《智族》(G.Q.)等，灌输给美国中上阶层的。这些需要大量物质资源才能营造出的形象，体现了约翰心目中理想类型的可感知特征。与迪迪埃不同，约翰既重视才智，也重视世俗的成功。从他面对更成功人士时感到自卑这点上可以看出，他的文化价值标准结合了社会的标准。他对中上阶层认知的边界是围绕着文化和社会经济的双重标准构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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