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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代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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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嘉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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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莫洛·F.纪廉

出版社中信

ISBN9787521764871

出版时间2024-05

四部分类子部>艺术>书画

装帧平装

开本其他

定价75元

货号32072066

上书时间2024-1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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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品详情   

品相描述:全新
商品描述
作者简介
沃顿商学院管理学教授和高管MBA项目副院长,耶鲁大学社会学博士,曾为剑桥大学贾奇商学院院长、普林斯顿大学高级研究院成员。
他在Coursera和edX上的在线课程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10万多名参与者。他在沃顿商学院获得过多项教学奖项,他对全球市场趋势的演讲已成为沃顿每年50多个高管教育项目的永久特色。
他所著的《趋势2030》一书被翻译成15种语言,并被《华尔街日报》《金融时报》分别评为畅销图书和年度图书。

目录
后世代社会的关键数据
前言
第一章 人生四站:玩乐、学习、工作和退休
生活的顺序模式
从儿女一箩筐到小皇帝
青少年的烦恼
中年危机
孤独时代
代际冲突
第二章 长寿与健康:在延长的寿命中活得更健康
人类寿命简史
是什么“杀死”了职业女性?
绝望之死
从“不老泉”到延缓衰老的“上帝分子”
寿命和健康寿命
代际正义
养老金体系
消除问题与解决问题
第三章 核心家庭的兴衰:更加多元化的家庭与生活安排
核心家庭:挣扎与绝望
“非传统”家庭
单人家庭
“空巢”不再
多世代家庭回归
性别及无性别认同
第四章 无因的反叛:不再做重大决定的青少年
父母压力和终身收入悖论
青春完美主义和自由冒险主义
附带伤害和机会不平等
未来的工作
重新构思中小学教育
功能性文盲
语言教育很重要
高中和大学到底怎么了?
第五章 职业转换和终身学习:一生中更换多个职业赛道
寿命×健康寿命×技术=多种职业生涯
在线教育应运而生
企业和政府都需要改变
多世代工作场所
思考常青世代
第六章 畅想退休生活:退休后再就业
推迟退休年龄
60岁以上的就业人数增多
退休后再就业
科技与老年人工作
退休不平等
后世代社会中的退休
第七章 百岁继承:长寿颠覆遗产规划
一切始于巴比伦
继承预期与继承结果
继承乘数
遗产继承、财富不平等和遗产税
再婚打破继承权
女性、财富和遗产继承
第八章 女性:游戏规则的改变者
头胎生育年龄推迟
母亲的压力
母职惩罚和父职红利
“妈咪轨道”的争议
少女妈妈和单身母亲
摒弃人生顺序模式
第九章 后世代消费市场:摒弃以年龄为基础的市场细分假定
关于世代的刻板印象、偏见和模糊性
从年龄歧视到“无龄感消费者”
代际影响
常青世代与后世代市场营销
第十章 迈向常青世代社会:重塑生活方式
常青世代思维
设想一个常青世代社会
文化变革
组织变革
政策变革
加快发展后世代社会和经济
致谢
注释

内容摘要
在世界舞台上,目前有8代人共存。
到2030年,大约40%的总消费支出增长将来自60岁以上的群体。
高达46%的跨国企业高管看好多代劳动力。
在30岁及以上人口中,有30%~35%的人通过数字平台学习。
多代社会正在崛起,在人口老龄化、少子化、长寿化的大趋势下,不同代际的人共存在一个时间段将是常态。与此同时,个人和组织将面临颠覆性改变,比如:·学习领域:基于技术支持的远程学习与面对面学习的混合模式成为主流,知识和经验快速过时,学习-归零-再学习循环往复;·就业领域:一生可能从事多个职业赛道,退休后再就业人口增多,多世代协作和管理面临挑战;·消费领域:摒弃以年龄为基础的市场细分假定,品牌更注重包容性、多样性,消费行为更多受信念而非年龄支配。
本书作者提出,要想从不确定性中获益,我们必须重塑自19世纪末延续下来的生活顺序模式,重新调整关于不同年龄段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的社会及政治假定、观念和预期,并推动文化、组织和政策方面的转型。
作者莫洛·纪廉为沃顿商学院教授、全球趋势的持续观察者,在前作《趋势2030》中,他分别对人口变迁和技术转型做了预测。《多代社会》更聚焦与二者同频共振的家庭转型、社会转型、经济转型和发展转型,为我们打破固化的生活模式,积极看待人口变局提供了应对思路。

主编推荐
1. 沃顿商学院教授、趋势研究专家莫洛·纪廉继《趋势2030》之后的又一前瞻性力作。《趋势2030》是《华尔街日报》畅销书、《金融时报》年度畅销图书,出版后颇受政府机构、投资圈、商学院、消费领域关注,并得到峰瑞资本创始合伙人李丰、如是金融研究院院长管清友等推荐。
2. 深入人口结构的历史、现状和未来,预测家庭、职场、教育、消费等多领域发展趋势。呼应当下人口老龄化、少子化、长寿化的现实,帮助我们客观认识了人口变局以及与人口浪潮同频共振的家庭转型、社会转型、经济转型和发展转型,为重新思考事业、家庭和个人未来规划提供指导。
3. 作者莫洛·纪廉是沃顿商学院教授、全球趋势分析专家,学术背景横跨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管理学。现任沃顿商学院管理学教授和高管MBA项目副院长,耶鲁大学社会学博士,曾为剑桥大学贾奇商学院院长、普林斯顿大学高级研究院成员。
4. 人口、商业、经济、消费等领域重磅人士推荐。包括:长江商学院创办院长项兵、南开大学老龄发展战略研究中心教授原新,沃顿商学院教授亚当·格兰特、剑桥大学王后学院院长穆罕默德·A·埃尔-埃里安、雅诗兰黛公司执行董事长威廉·P·兰黛,等等。

精彩内容
前言
随着预期寿命的延长,多代人开始共享同一个舞台。在经济转型和技术创新的推动下,不同世代的人越来越倾向于一起学习、一起工作、一起生活、一起消费。按照旧有的生活顺序模式——从上学到工作再到退休,我们被定义为婴儿潮一代、千禧一代等,而这种划分是建立在这些群体做事方式的陈腐假设之上的。如今,这种模式逐渐退出历史舞台,一场革命已经拉开序幕。它正着力创建多种路径,助力人们灵活应对各种变化和意外事件。我们正见证后世代社会的到来,而这个社会中的成员就是我们所称的常青一代——定义他们的不再是他们出生的年代,而是他们工作和学习的方式,以及与人互动的方式。
32年:自1990年以来,美国人的出生时平均预期寿命从46岁增长到78岁,增加了32年。
19~25年:60岁后,美国人、欧洲人、拉丁美洲人和亚洲人平均还能再活19~25年。
13~17年:60岁后,人们还可以健康生活13~17年。
八代:在世界舞台上,目前有八代人共存。
18%:2021年美国核心家庭所占的比例(18%)低于1970年的40%。所谓核心家庭,是指由一对已婚夫妇及至少一名18岁以下的子女组成的家庭。
另一个18%:2021年生活在多代家庭中的美国人的比例(18%)高于1971年的7%。所谓多代家庭,是指三代或三代以上的人在一起生活的家庭。
10%~15%:按国家划分,在30岁及以上人口中,通过传统方式接受高等教育的最高比例。
30%~35%:按国家划分,在30岁及以上人口中,通过数字平台学习的最高比例。
46%:对多代劳动力队伍的潜在优势感兴趣的国际高管的比例。
37%~38%:在英国的Z一代和千禧一代中,有37%~38%表示他们的品牌选择受父母或监护人的影响——这一比例高于受名人和社交媒体网红影响的比例。宝马(BMW)是世界上最知名的品牌之一,同时也是“终极驾驶机器”的制造者。不同于以移动装配线而闻名的福特(Ford)或以参与式工作法而闻名的丰田(Toyota),这家德国企业之所以能够成为头条新闻的常客,则在于它的技术突破。多年来,宝马传奇的工程技术造就了很多创新,比如可减缓摩托车在颠簸路面行驶时所产生冲击力的液压前叉、8缸合金发动机、电控防抱死制动系统以及非常成熟的纯电动汽车等。然而,对当下的宝马来说,令人瞩目的却是其开创先河,着力打造一个包含5代人的工作场所,并将他们独特的技能和视角带到工作中来。为此,宝马重新设计了工厂以及工厂内的各个部门,使得在一起共事的不同世代的人都能安心工作,从而提高了生产率和工作满意度。
宝马的“母本工厂”(parentplant)位于德国巴伐利亚州首府慕尼黑的北部地区。“来自50多个国家的约8000名员工在这里工作,其中有850名是实习生。”宝马官方网站上写道,“每天,这里会生产大约1000辆汽车以及2000台左右的发动机。该工厂已经紧紧地融入到集团的全球生产网络之中。”乍看上去,这个多世代工作场所似乎是一个滋生文化误解、文化摩擦和文化冲突的温床。在很多人看来,不同世代的人在工作上有着不同的激励因素,比如满意度、金钱或员工福利等。再者,他们对技术的态度也不尽相同。举例来说,年轻世代的人更喜欢通过短消息或视频来进行交流,而其他世代的人则常采用面对面的交流方式。这就是为什么包括宝马在内的非常多的公司,一度不愿意把不同世代的人安排在同一个车间或同一间办公室。不过,让多个世代的人在工作上相互协作,也是有明显优势的。宝马注意到,年长的员工会逐渐失去思维的敏捷性和心智速度,但他们会通过其他资源来解决问题,而这通常是建立在经验基础之上的。
然而,年龄和工作绩效之间的关系却不是一条直线。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OhioStateUniversity)的研究人员惊奇地发现,人的创造力在20多岁时达到巅峰,而到50多岁时又会重回巅峰。至于其中的原因,他们发现,在职业生涯早期,人们只能依靠自己的认知能力,但随着大脑运转速度放缓,他们开始学着利用经验来弥补思维能力上的衰退。不同年龄段的人有着不同的能力,这也是宝马将不同世代的人整合到同一工作场所的原因所在。他们发现,年龄多元化的工作组不仅能够提升工作效率,而且还可以减少工作失误。“多世代团队会以多元化的视角来看待一个项目或审视一个问题。”专注于该方面研究的海伦·丹尼斯(HelenDennis)说,“汇聚的想法越多,你完成目标的优势就越大。”多世代工作场所的潜力正与日俱增,这对我们的传统观念提出了挑战,其中包括我们对不同年龄段的人的看法,也包括对我们在不同年龄段所能做的事情以及所能取得的成就的看法。我们常听人说,“我太年轻了,干不了那份工作”或“我年纪太大了,学不来这种新工作”。在19世纪80年代首次引入普及教育和“老年”养老金后,人们的生活就被划分为一个简单的阶段序列。幼年时期就是用于成长和玩乐的。接下来是上学,可能还要读大学,然后参加工作。不知不觉中,我们就到了退休的年龄。当我们回望这个被认为是完整而有序的线性生活模式时,我们希望我们的子孙后代,也能在他们的一生中重复同样的生活轨迹。自那时起,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光就被严格划分为一系列明显不同的阶段。
我把这种划分生活阶段的方式,称为“生活的顺序模式”。在过去的大约150年里,每一代人都被告知要遵循同样的规则:从日本到美国,从斯堪的纳维亚到非洲最南端,整个世界,莫不如此。与此同时,战争此起彼伏,帝国兴衰更迭,女性获得选举权,人类登上月球,并向火星发射机器人探测车。但我们依然延续着以往的生活方式,一代又一代,无休止地重复着。
由于长久以来的人口结构转型,这种状况已经开始变得不合时宜。
毋庸置疑,我们现在的寿命远超过以往任何一个时期。在1900年,美国的出生时平均预期寿命为46岁,而到2022年,这一数字达到了78岁。算入2019冠状病毒病大流行(COVID-19)的影响,平均预期寿命会在20年内达到83岁。也就是说,美国人活到60岁后,平均还能再活23年,而在1900年,这个数字仅为10年。某种意义上,这是人生中的另一个人生。西欧国家的情况甚至更好一些:人活到60岁后,平均还能再活25年。在亚洲,人活到60岁后,平均还能再活20年。即便是在很多方面都有待取得长足进展的非洲,这个数字也已经达到了惊人的16年。除了更长寿之外,我们还能够在更长的时间内保持更好的身体和精神状态,即所谓的健康寿命。这就意味着,现在70岁的人,可以追求两代人之前的60岁人的积极生活方式。
由于寿命和健康寿命都在不断延长,所以关于老年的定义也随着时间推移而发生了变化。1875年,英国的《友好社团法案》(FriendlySocietiesAct)将“老年人”定义为50岁以上的人。“40岁是青年的老年。50岁是老年的青年。”维克多·雨果(VictorHugo)说。雨果于1885年去世,享年83岁,所以他一生中有40%的时间属于老年。自“二战”以来,60岁被普遍认为是老年的划线标准。在世界卫生组织(WorldHealthOrganization)的统计报告中,这个数字在60岁到65岁之间来回变动,也就是说,即便是专家也不是很清楚该如何为老年划线。相比之下,世界经济论坛(WorldEconomicForum)则采用了动态的定义方法,引入“预期年龄”(prospectiveage)的概念——预期寿命减去15年即为“预期年龄”;换句话说,当一个人的预期寿命还剩15年时,他便迈入了老年的门槛。以美国为例,时下老年的划线年龄当为69岁,这比雨果的划线年龄晚了近20年。
但在寿命持续延长的这一趋势中,并非所有一切都是美好的。年轻世代的纳税人与那些已经在享受医疗保健和养老金福利的退休人员之间的摩擦正在激增。此外,在从人生的一个阶段过渡到另一个阶段的过程中,有太多的人在苦苦挣扎,比如走出青春期、中年危机或退休后的孤独等,而那些因青少年怀孕、辍学、家庭悲剧、离婚或药物滥用而致使生活脱轨的人,往往也难以再回到正常的生活轨道。在平衡家庭和工作之间的关系上,很多职业母亲陷入困境,这已经不是什么新闻,而且在职业发展和薪资方面,她们也远没有得到公平对待。虽然我们的寿命和健康寿命都变得更长了,但我们仍受制于技术变革的腐蚀性作用。这是因为,时下的技术变革让我们的教育以更快的速度过时。知识的淘汰速率令人瞠目。在过去,我们年轻时在学校学到的东西,可以在工作中用上几十年,但那样的时代已经一去不返了。
如果我们换个角度来思考生活,那会怎么样?
我们在不同的年龄段应该做什么,这并不是天生注定的。事实上,生活的顺序模式是一种社会和政治建构,是建立在父权制和官僚制的概念之上的,而正是这些概念,将人们划分为不同的年龄组并赋予相应的角色。本书的基本观点是,预期寿命的延长、身体和精神健康的提升以及技术驱动的知识过时,三者形成合力,从根本上改变了整个生命过程的格局,并重新定义了我们在不同的年龄段可以做什么样的事情以及不同世代的人如何在一起生活、学习、工作和消费。
我将这些大规模的转型称为“后世代革命”,而这场革命会从根本上重塑我们的个人生活、我们的公司、我们的经济乃至整个全球社会。如此一来,我们就会见证常青世代的人数的激增,而用连续创业家吉娜·佩尔(GinaPell)的话来说,常青世代是“一个由各行各业的、不同年龄的人组成的永远绽放的群体;他们超越了刻板成见,彼此之间建立联系,同时也与自己周围的世界建立联系……他们不以各自所属的世代为界限”。
“革命不是被制造出来的,而是自己到来的。”美国废奴主义者温德尔·菲利普斯(WendellPhillips)说,“革命就像橡树一样,是自然生长的。它来自于过去,其根基早在很久以前就已经打下。”的确如此,常青世代的革命性崛起是各种长期趋势综合作用的结果。在不太遥远的过去,就任何给定的时间点而言,最多会有4代或5代人共存,而如今,我们有8代人同时生活在这颗星球上。在美国,这8个世代包括阿尔法世代(2013年及2013年之后出生的人口)、Z世代(1995年~2012年出生的人口)、千禧世代(1980年~1994年出生的人口)、微型世代(1975年~1985年出生的人口)、婴儿荒世代(1965年~1979年出生的人口)、婴儿潮世代(1946年~1964年出生的人口)、沉默的世代(1925年~1945年出生的人口)和最伟大的世代(1910年~1924年出生的人口)。在老龄化进程快于美国的日本、中国和欧洲等国家或地区,更是有多达9代人生活同一个舞台上。随着人的寿命不断延长,在本世纪中叶之前可能会出现9代或10代人同台的场景。不同世代的人能融洽相处吗?他们是否注定会陷入政治上充满争议的分配冲突,即由哪些人来为哪些服务和福利埋单?在为父母、祖父母和曾祖父母的医疗保健和养老金体系提供资金保障的问题上,年轻世代的纳税人有什么看法?我们能否通过一种“常青”思维来克服这些困难?这种思维的框架又应该是什么样的?
本书的一个惊喜发现是,长寿不仅对退休人员有积极影响,对处于人生每一个阶段的每一个人也都有积极影响。更长的寿命意味着人们可以为他们的孙子女创造了更多的机会和更大的回旋空间,而无论孙子女的年龄多大,他们都可以藉此改变目标、过间隔年或重塑自我。但这里也有一个前提,那就是政府、公司和其他组织要摒弃生活的顺序模式。如果人们能够从“适龄”活动的暴政中解放出来,进而成为常青世代,那么他们就有可能同时追求多项而不是一项事业、职业或专业,并可从中获得各种不同的人生成就感。最重要的是,十几岁和二十几岁的人可以为他们人生中的多个转变做出规划和决定,而不是简单的一条道走到黑,即从学习到工作,然后再从工作到退休。
在接下来的章节中,本书将会给出一个有违直觉的信息:人的预期寿命越长,保持选择的开放性就越重要,而相对应地,做“重大决定”的意义就越小。举例来说,在一个由“常青”思维驱动的真正意义的后世代社会中,青少年将不必再为学习或未来工作的最佳路径而感到苦恼,因为他们知道,更长的预期寿命意味着更多的机会。他们可以依照环境的变化,不断修正人生方向、学习新的技能或改变自己所从事的职业。
这可能就是等待我们的那个世界。在这样一个世界里,我们不必做出具有不可逆转后果的、会造成终生影响的重大决定;相反,在时间的长河中,我们可以参加更多的代际活动,并体验更多元化的人生机会。比如,我们可以重新回到学校学习,我们不再被以年龄划分,不再区分主动和被动,也不再区分全日制和非全日制,等等。技术会让我们的知识和经验变得过时,但同时,它也可以为我们赋能,让我们拥有更灵活和不断更新的学习与工作模式。我们的生活经历将不再遵循19世纪末大规模工业化和大众学校教育兴起时即已为我们确立的既定路径。事实上,我们将会过上多种不同的生活,并会跟社会中不同世代的人发生互动。鉴于数字平台已经广泛应用于远程办公与远程学习,所以这个社会将不再受年龄或距离的限制。认识到这种潜力的个人、公司和政府,将进入到一个生活、学习、工作和消费都不受限的新时代。如此一来,处于人生各个阶段的人们,都会面临海量机遇。这是真正意义上的后世代社会。
我是在2019冠状病毒病大流行期间决定写这本书的。由于当时被困在费城的家中,于是我便将地下室作为办公地,并采购了各种必要的电子设备,同时借鉴我在《趋势2030:重塑未来世界的八大趋势》(2030:HowToday’sBiggestTrendsWillCollideandReshapetheFutureofEverything)中所阐述的观点,开展教学并举办在线研讨会。该书于2020年8月出版,也是我最新出版的一本书。通过家里的线上讲坛,我与企业高管、财务分析师、猎头、政府官员、校长、独立书店老板、读书俱乐部成员、高中生、报社创始人、退休人员和医务工作者等众多人士分享了我不断发展的想法以及种种分析。我向他们讲横向思维以及将各种体验串连在一起的优点。我花了几个月的时间才发现,我在《趋势2030》中并没有完全认识到人口和技术将会形成合力,一同解构我们自19世纪末延续下来的生活的顺序模式。
正是在其中的一次在线研讨会上,我领悟到了一个观点,而这个观点也最终成为本书的根本性洞见的内容。那次研讨会的与会者,是美国部分最知名的动物园和水族馆的高层管理人员。在发言的过程中,我突然悟到一个道理,除非充分考虑多世代的动态发展情况,否则动物园是不可能取得成功的。祖父母会带孙子女去动物园玩,小孩子的父母也会放纵自己对某种动物的喜爱,但介于这两个世代之间的其他世代,则对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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