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改元年(与经济智囊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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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嘉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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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吴锦才
出版社中国经济
ISBN9787513637442
出版时间2015-03
装帧其他
开本其他
定价48元
货号3159918
上书时间2024-1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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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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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吴锦才，男。1962年生于江苏句容。中国著名财经记者。新华社副总编辑兼音视频新闻编辑部主任、中国新华新闻电视网公司(CNC)董事长，多年致力于中国跨国电视媒体研究和运营。1992年起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2000年获第四届“范长江新闻奖”。2004年入选中宣部“四个一批”人才建设队伍。著有《爱与恨：一个时代的倒影》《1978—1992中国沉思录》《决定中国方向的新因素》。
目录
序言一 寻找改革红利
序言二 凝聚改革年代的共识
对话改革篇
张卓元：当前经济改革重点是政府改革
张晓山：发展合作经济斩除农村金融乱象
郑新立：稳增长改革投融资体制立竿见影
韩俊：加快推进征地制度改革
刘世锦：推进新型城镇化需要政府重新定位
余永定：中国近期发生金融危机可能性不大
莫干山会议亲历者：平衡三大关系改革再闯关
樊纲：“十三五”GDP年增速可望不低于7％
刘胜军：定向降准不宜长期实施
胡鞍钢：建设有为有效政府激发全民创新活力
周其仁：改革不应自我设限
贾康：财税改革亮点纷呈财政政策可更积极
季晓南：应抓紧制定发展混合经济中的“负面清单”
蔡叻：建立成本分担机制冲破既得利益藩篱
迟福林：加快服务业开放是市场化改革最重要任务
刘迎秋：全面降准降低企业融资成本
李扬：新常态下经济面临六大挑战
温铁军：建设综合性合作社推进农业三产化
王一鸣：以改革和创新培育中国经济新动力
智囊人物篇
李扬：做学问永不退休
华生：骨子里我是一个叛逆的人
贾康和他的人生“三部曲”
家国往事：张卓元的1991
胜军面对面
内容摘要
吴锦才主编的《深改元年（与经济智囊对话）》是中国证券报在全面深化改革开局之年采访张卓元、
樊纲、刘世锦、韩俊等多位中国经济智囊的成果体现。全书分为对话改革篇和智囊人物篇，前者就中国改革的热点问题对专家进行专访，后者则和读者分享了张卓元、李扬等数位专家的采访感受以及他们丰富的人生经历。
作为新华通讯社主办的全国性证券专业日报，中国证券报的宗旨是：宣传党和国家有关经济、金融、
证券的方针政策，传递金融、证券信息，评析金融、
证券市场，普及金融、证券知识，做可信赖的“投资顾问”。
因应深改元年的时代背景，中国证券报重点栏目《财经风云》自2014年一季度起策划并推出“对话改革”系列，期望以此帮助人们了解改革、凝聚社会共识，为推进改革提供正能量，并有助于读者把握宏观
政策和市场脉搏，厘清投资主线。
精彩内容
规避价格的非理性波动风险，建设期货市场、让其更好地发挥功能可谓重要一翼。期货市场是价格改革的产物，从国内外经验看，其在挂钩国际市场价格
的同时还能帮助本国市场规避风险。中国期货市场正在朝国际化方向迈进，未来有望引入更多的境内外资金参与定价博弈，这有利于发现价格，更好地发挥各种功能。
中国证券报：如何理解价格改革的成本和收益？
张卓元：做任何事情都会涉及成本和收益的考量。中国的价格改革推进到当前一步，成本就体现在用钱来“买”机制。比如说，价格机制改革后，副食品
价格的补贴需要花钱，这是改革的成本；实施阶梯水价、电价、气价，政府要为此增加补贴，这也是成本。另外，价格要体现资源的稀缺性，部分群众的生活消费也可能有所增加，这同样是成本。着眼长远，我们没有必要过分拘泥于这些必须付出的、也是可以承受的代价，只要我们目标中的价格机制得以建立，将来的收益更大。
培植地方税体系加快政府改革中国证券报：市场经济讲究法治和市场主体间的平等协商，然而在我国社会组织培育却是个难题。在这种真正的谈判主体缺失情况下，简政放权能否收到效果。市场秩序会不会反而受损？
张卓元：我们要有三十多年前推进改革开放的那种勇气和决心，决不能怕市场乱就不放权，只要方向对，就要去做。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下，“一切向钱看”有其原因，关键在于如何引导和监管。简政放权的真正含义并非放任不管，而是政府作为社会生活中的一个主体归位尽责。这种归位尽责，当然也包含着减少对经济活动的控制和干扰。不减少审批，官僚体制对经济活力的危害压抑太厉害了，而且还反过来强化官僚体制。
中国证券报：那你觉得政府改革应怎么改？
张卓元：深化政府改革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关键，为此，首先中央政府要做好、做实简政放权的改革措施，尽量减少对具体经济活动的干预，减少过多的审批环节。从目前看，政府参与资源配置的方式和途径有多种，一是低价向农民征地、违法占地和随意批租土地；二是审批项目中，通过包括越权化整为零违反环境保护等规定促成大项目上马；三是通过行政垄断来限制竞争，甚至封锁市场，强迫使用或消费本地生产的产品；四是通过信贷干预，迫使当地银行等金融机构为形象工程、政绩工程提供贷款和信贷优惠；五是对生产要素和重要资源产品进行价格管制，压低价格，使市场信号严重失真；六是干预微观经济活动，包括干预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
上述种种问题的解决，都有赖于改革的进一步推进。
其次是地方政府亟须改变公司化的现状，这也是当前的难点，甚至还没破题。
地方政府公司化，其结果是一天到晚为招商引资和GDP忙活。有人认为，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是发展的动力，这并不全面。要解决这个问题，就要去掉地方政府头上的“紧箍咒”，真正做到不以GDP论英雄。与此同时，建立事权和财权匹配的公共财政体制。
具体而言，一是形成包括个税、消费税和房产税等在内的合理的地方税体系，创造条件使消费税成为价外税，也要尽量不增加负担。二是扩大一般性转移支付的覆盖面，减少专项转移的规模和金额，这有助于减少“跑部钱进”的现象。转移支付可以按照规范的基数来计算，由地方支配，大大减少专项戴帽的机会。
通过这些改革，地方收入提高之后，地方政府会想方设法把地方发展的更加宜居，吸引更多人过来生活定居，进而增加消费，增加收人。
中国证券报：20世纪80年代价格改革立于潮头，但如今我国已经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价格改革和企业改革还可以称其为经济改革的两条主线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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