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政体发展史

在这部呈现给公众的书中结集了面向剑桥大学的历史与道德科学专业学生举办的讲座。在为出版进行筹划时，我保留了讲座形式，以避免不必要的措辞变动。
　　晚年的著者越来越明确的观点是（可以由他所留下的文字看出来），对政治学的三重处理在完整性上是可取的：首先，是一种分析与演绎上的阐释，正如他在《政治学要义》撰写中的尝试；其次，是对欧洲历史上政体演化的一种发展性研究，开始于已知最早的希腊-罗马（Graeco-Roman）和日耳曼政体，延续到作为最近政治演化结果的欧洲现代国家及其殖民地；最后，对欧洲及其殖民地宪政的一种比较研究，它同刚刚结束的所谓立宪世纪的历史相关。本书是从上述第二种视角对政治科学进行处理的一种尝试。在著者的首次讲座中，可以发现对其计划与范围的描述。在阅读本书时，应该牢记于心的是，它处理的并不是理论政治学本身。政治理论是《政治学要义》的处理对象；在该书中，作者考察了现代国家的运作和结构。尽管本书自身是完整的，为了全面地认识该主题，建议两部书都读一读。事实上，西季威克先生在举办有关政治学理论的课程讲座时，常常伴以本书所包含的讲座，而他的一些学生这两门课程都上。
　　关于第三种视角，西季威克先生本人称之为当代宪政的比较研究，在一定范围内与本书重合，但仅仅在后面的部分。当他为未来拟定计划时，他最喜欢的想法是，他或许应该到国外，在不同国家相继居住一段时间。这样，不但可以了解这些国家纸面上的宪制，而且可以现场了解它们的实际状态：它们实际上如何运作，存在什么发展倾向。就西季威克先生的年龄而言，这种方案或许太雄心勃勃，从而不太可能真地由他执行。但是，这样一种方案如果得以完全执行，应该能够提供更多的兴趣与教益。
　　回到当前这项工作，应该可以看到，在举行这些讲座时，西季威克先生的习惯做法是把这些讲座的讲稿非常完整地写下来（尽管偶尔有些部分最初仅仅采取完整笔记的形式），并且一般会随后通过论文和讨论课同他课上的成员探讨这些讲座的主题。当下一次对同样主题做讲座时，他会在举办之前再通读一下这些讲稿，增加进一步研究的成果，努力消除晦涩与模糊之处，做出他想到的所有其他改善（常常会稍微改变顺序编排）。为了这样做起来更为便利，在他写作生涯的晚期，他通常会使用活页稿纸，这些纸张可以随手放在一边，如果由于涂改和页边内容的增补造成严重的模糊不清时，他会把它们重新誊录。这样一种做法可以便于他插入增加的纸张。当他觉得这些材料已经非常成熟，可以形成一本书时，他会决定它的总体安排，并且让讲座适应这种安排。最后，在为出版而做准备工作时，他会修订写出的内容，增加新的材料，并且弥补缺失。这就是他的《政治学要义》和（我相信）他的《伦理学方法》的写作方式。当然，当前这项工作没有经过这种后期的完善过程；的确，著者自己还不敢确定，如果要出版的话，它是否足够完善。只要他还拥有教授讲席，他就总有放弃出版的念头，因为他觉得，要使之成为他认为的具有足够学术性的著作，所需要的时间和劳作——由于剑桥有关教学和考试的安排——和他的道德哲学教授的职责存在冲突。他打算在一两年内辞去教职，然后回到这项工作中。但是，他在1900年的病逝打断了这一计划。对于该书的出版，他指示我寻求有能力做出判断的朋友的帮助。我获得了他们大量无私的建议和帮助，包括詹姆斯·布赖斯先生、A.V.戴雪先生、0.布朗宁（0.Browning）先生、T.索恩利（T.Thornely）先生和其他人，还有所有我请教过的人，包括我的兄弟A.J.巴尔弗（A.J.Balfour）先生，他读了本书的上半部分，并且建议出版。然而，读者无疑会发现，本书的内容编排是不平衡的，某些要点同其他要点相比，处理得更为充实，在形式上更为完整。尤其是，我毫不怀疑，如果著者还健在，最后三次讲座应该会在他手里得到进一步完善。然而，或许幸运的是，在《政治学要义》中有大量内容碰巧和当代政体相关，可以视为对第二十八讲和第二十九讲的补充。

西季威克将自己的政治学研究分为三种类型：分析与演绎研究，体现在《政治学要义》中；对欧洲及其殖民地宪制的比较研究，作者生前尚未完成；对政体演化的发展研究，便是本书。作者在本书中梳理了从史前时期直至19世纪末欧洲政体的发展，探讨了历史上各种有代表性的政体形式，如古希腊城邦制度、罗马共和国与帝政、中世纪的封建制度和城市自治，以及近代国家民主立宪政体，涉及历史上诸多国家和地区，如古代希腊、罗马、日耳曼，中世纪英格兰、法兰西、瑞士、意大利与德意志，近代英国、法国与美国。作者的论述结合政体实践分析与政体思想阐释，考察二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并注重从具体历史细节中挖掘普遍历史动因，将有关具体史实的论断与政治学一般原理的论证相结合。全书处处体现了作者的渊博学识和深邃历史眼光，是政治学领域必读佳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