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三十年中国文学史

《最近三十年中国文学史》是著名文学史研究专家陈子展的一部文学史专著。全书共11节,论述了1894年以后30年的文学史流变。改书出版以后，曾引起学术界极大反响。此外本书的理论丰富，观点独到，学术价值极高，对广大近代文学爱好者和研究者大有裨益。

陈子展(1898－1990)，男，原名炳堃，以字行，湖南长沙人。中国文学史家、杂文家。曾在东南大学教育系进修，结业后回湖南从事教育工作。1927年“马日事变”后遭通缉，避居上海。1932年主编《读书生活》。1933年起任复旦大学等校教授。20世纪30年代曾发表大量杂文、诗歌和文艺评论，后长期从事《诗经》、《楚辞》研究。著有《中国近代文学之变迁》、《最近三十年中国文学》、《诗经直解》、《楚辞直解》等,曾任中国屈原学会顾问。

一　序论——三十年来中国文学的剧变

中国三十年来的文学，在文学史上是一个最重要的时期。这个时期，文学的各部分都显现着一种剧变的状态，和前一时期大两样。即如桐城文派和江西诗派在前一时期是极有势力的文学；但到了这个时期，已不能继续前一时期的权威，只能算是前一时期的残余了。以前的中国文学是自为风气的文学；到了这个时期，就开始接受西洋的影响了。以前的中国文学，重在摹仿古人，摹仿古代；到了这个时期，就开始要求创造现代的现代人的文学了。以前的政府待遇文人的政策，是用八股试士，科举抡才的，这种政策的流毒，最足锢蔽文人的思想，妨害文学的进步；到了这个时期，最初就有不少的人对它怀疑攻击，后来就得废八股，停科举了。以前的所谓文学，差不多只限于诗古文辞的；到了这个时期，一向看做小道末技的小说词曲，乃至民间流行的所谓鄙俗歌谣，下等小说，都要把它同登文学的大雅之堂，各各还它一角应有的地位了。以前的文学工具——语言文字，是不成什么问题的；到了这个时期，由国语运动以至国语文学运动，语言文字的解放，成为文学革命的中心问题，甚至有人主张废弃汉字了。以前的文学，只算得士大夫的干禄之具，或消遣之物的，换言之，只是特殊阶级极少数人利用或享乐的东西；到了这个时期，文字要怎样才得给大众容易使用，文学要怎样才得成为平民的，就都成了问题；从今以后，文学成为替民众喊叫，民众替自己喊叫的一种东西，这样的时期，快要到来了。这种种的演变，虽极缤纷奇诡之观，却有一种共同的特色，便是反抗传统；这种种的演变，虽似突如其来地一一发生，实则共同的其来有自，便是社会背景。现在暂引他人的话，在我的说明之前。

文艺复兴时代的到来，是因为生产关系到了资本主义前期。地中海沿岸有商业都市的兴起，封建的贵族地主至此乃竖起反叛神权政治的旗帜，要求自由解放，要求希腊、罗马时代古典文艺之复兴。这风气，到了十七八世纪，因为发见时代的到来，重商主义兴起，于是成为古典主义。以后，接着是产业革命，资产阶级渐渐抬起头来，封建贵族为保持残余势力，有使人忘怀现实，憧憬理想之浪漫主义。但是浪漫主义的思想卒不能遏资产阶级的发展，自经法国大革命，资产阶级在经济上政治上却有了充分的力量，于是遂有写实主义驱逐浪漫主义而出现。二十世纪的初头，因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渐渐降落，同时，无产阶级有抬头之势，于是在文艺上自写实主义一变而为新浪漫主义，资产阶级谋以此而挽其颓运。大战以后，无产阶级有长足的势力，新浪漫主义遂销声匿迹，不得不让其地位于新写实主义了。

这是欧西文艺思想的转变。我们中国因为经济基础之始终在资本主义前期，所以数千年来常停顿于拟古主义而丝毫没有发展。当春秋战国以前，井田制度未毁，贵族当国，所以那时的文学是君主贵族的文学。井田制度破坏以后，经济进于资本主义前期，官僚士大夫踏上政治舞台，这状态，直到现在，还没有大变，故其文学为官僚贵族的文学。近顷以来，因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工商阶级渐渐得势，颇苦于古文学之不能尽量自由发表其思想，于是有打破旧形式的束缚的新文学之出现。梁启超《新民丛报》的报章文字倡于先，《新青年》的白话文字继于后，现今我国文学界，可说全是此二种文字的势力。（仲云《通过了十字街头》，《小说月报》第二十卷第一号。）

像上面这样的解释，无论其说得圆满与否，但他从经济上来解释文艺的演变，立场自是站得极稳的。他说现今我国文学界可说全是报章文字白话文字二者的势力，这话也是不错的。梁启超派的报章文字所以风行于“戊戌政变”后，立宪运动与革命运动的对抗时期，因为那个时期，士大夫阶级中较为进步的分子，想从八股文外延长他们政治上学术上传统的特权；豪绅阶级中较为进步的分子，则想从地方势力握得中央势力。报章文字最是合于他们通情达意的一种东西，所以这种文字在当时就很流行。这是由于国际帝国主义的侵入，中国封建势力开始动摇时候的一种现象。到了“辛亥”以后，国际帝国主义与国内封建势力对于民众的压迫愈加紧逼。新兴的资产阶级要求自由发展，同时有觉悟的无产阶级或无产者要求彻底解放，所以在“五四”“五卅”的前后，乃有陈独秀、胡适一班人提倡的白话文字，突破旧文学的束缚而得解放的自由的文体，就代报章文字应运而兴。总而言之：中国已经要由封建社会跳到资本主义的社会了，人民的生活不复像从前一样的余裕、幽闲，生活上的竞争日益激烈，影响到文字上的简单化、敏捷化、通俗化，自然成了不可逃避的事实。

话须回头去说：原来中国的大势，自经一八九四年（光绪二十年）所谓“甲午之役”以后，三十年来也正在一个剧变的时期。固然我们也可以说，靠近这个时期以前四五十年间的中国已经有若干的转变了。如在一八四○年（道光二十年）鸦片之战以后，又有一八六○年（咸丰十年）英法联军打破津京，焚毁圆明园的恶剧；又有一八八三—一八八五年（光绪九年—十一年）为着安南和法国的战争；外患相逼而来，因此国内也有不少的兴革。不过这种种的兴革，这种种的改变，只是形式的，虚伪的，敷衍一时的，其本来的实质，精神，根本未变。所以严复说：“中国知西法之当师，不自甲午有事败衄之后始也。海禁大开以还，所兴发者亦不少矣。译署一也，同文馆二也，船政三也，出洋肄业四也，轮船招商五也，制造六也，海军七也，海署八也，洋操九也，学堂十也，出使十一也，矿务十二也，电邮十三也，铁路十四也。拉杂言之，盖不止一二十事。此中大半皆西洋以富以强之基，而自吾人行之，则淮橘为枳。若存若亡，不能实收其效。”（《原强》）直到甲午之役，以广土众民的中国，败于新进岛国区区日本之手，而且败的如是其速，如是其一蹶不振，中国的弱点才全然暴露出来。以前自命为睡狮的，这个时候给人家看清了，原来只是一只纸老虎！这真是中国自开海禁以来国势上的一个大变动！从此以后，不但战胜国的日本帝国主义要向中国要求割地赔款，以及其他种种权利利益，那些西洋帝国主义的国家，对于中国也都轻视起来。他们为了扩张市场，搜求原料，种种经济上的需要，对于中国不遗余力的大肆侵略。什么“瓜分中国”“划定势力范围”“利益均沾”“门户开放”……这都是他们用以侵略中国彼此先后不同的口号。可怜！西洋的工业经济打进来了，中国的农业经济于相逼之下而生动摇；两洋“动”的文明闯进来了，中国“静”的文明于相形之下而生动摇；这种种动摇，都逼着老大的中国要开展一个新的局面。所以我们可以说，从甲午之役以后，三十年来的中国，正在一个剧变的时期。而甲午之役正是这种剧变的一个总关捩。倘若说，中国民族到了快要灭亡的时期，那末，甲午之役那样的大挫败，便是叫他灭亡的一种预兆。倘若说，中国民族到了快要醒觉的时期，那末，甲午之役那样的大挫败，便是促他醒觉的一种鞭策。总之，甲午之役已逼着中国民族走到了一个生死存亡的关头，它所给与中国民族的刺激，教训，苦恼，悲愤，愿望，要求……该是何等地深刻，沉痛，丰富，热烈呀！我们只要略看一看它给与当时文学界的影响，以及其时比较觉悟的文学家作如何的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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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子展所著的《最近三十年中国文学史》，被公认为是近代文学研究的开山之作。论述了1894年“甲午之役”到五四运动前后文学的发展和流变。史料丰富，功底扎实，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对以后的文学史研究有启发和借鉴的意义。此书市面上很久不见了，此次重新出版，编辑纠正了明显的错字别字，做了不少的工作。相信会带给文学史研究者和广大读者不小的惊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