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钩说宋共4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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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吴钩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ISBN9787559826725
出版时间2020-04
装帧精装
开本其他
定价432元
货号B607367
上书时间2024-1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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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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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品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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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风雅宋》
吴钩，生于1975年，历史研究者，腾讯“大家”签约作家。
主要关注领域为古代的政制与社会生活，习惯以社会学与政治学为分析工具，对正史野稗、前人笔记所记录的古代社会、官场细节及其背后隐秘进行梳理分析。
在《博览群书》《书屋》《社会科学论坛》《二十一世纪》等刊物发表有多篇历史社会学随笔。著有《隐权力：中国历史弈局的幕后推力》《隐权力2：中国传统社会的运行游戏》。
《知宋 写给女儿的大宋历史》
吴钩，宋史研究者，资历宋粉，腾讯大家的签约作家。多年来致力于研究宋朝文明，主张“重新发现宋朝”“重新阐释传统”，著有《风雅宋：看得见的大宋文明》《宋：现代的拂晓时辰》等作品。
《宋 现代的拂晓时辰》
吴钩，宋史研究者，资历宋粉，腾讯大家的签约作家。多年来致力于研究宋朝文明，主张“重新发现宋朝”“重新阐释传统”，著有《风雅宋：看得见的大宋文明》《宋：现代的拂晓时辰》等作品。
《吴钩说宋.宋仁宗:共治时代》
宋史研究者，知名历史作家。多年来致力于研究宋朝文明，主张“重新发现宋朝”“重新阐释传统”，著有《风雅宋：看得见的大宋文明》《知宋：写给女儿的大宋历史》《宋：现代的拂晓时辰》等作品。其中，重点介绍宋朝社会生活的《风雅宋》一书出版之后好评如潮，拿下了含“2018年中国好书”在内的众多大奖。
目录
9787559800817 风雅宋(看得见的大宋文明)/吴钩说宋 108 广西师大
9787559814135 知宋(写给女儿的大宋历史)/吴钩说宋 108 广西师大
9787549570492 宋(现代的拂晓时辰) 108 广西师大
9787559826725 宋仁宗(共治时代)(精)/吴钩说宋 108 广西师大
内容摘要
《风雅宋》
《风雅宋(看得见的大宋文明)/吴钩说宋》是一部图文并茂、通俗有趣的宋代社会生活史作品。作者切入的角度很好独特，他认为宋画呈现了一个比文字记载更为生动的历史世界，让我们得以距离观赏到一个别开生面、活色生香的“风雅”宋。书中精选了具有写实功能的宋代画作，展示了宋人起居饮食、焚香点茶、赶集贸易、赏春游园、上朝议事等“风雅”生活图景，其间不乏对宋代风俗礼仪的细致考证，以及横向或纵向的比较，从而展现了宋代文明的独特性、颇为前卫的一面和对后世绵延不绝的影响力。
《知宋 写给女儿的大宋历史》
尽管从军事和国土面积来看，宋朝是个虚弱的朝代，但就经济和社会角度来看，宋朝却很繁荣昌盛、极具人文精神。那么，宋朝何以如此辉煌？作者认为，这是因为宋朝拥有一套理性、完备的政治制度。在本书中，作者通过给女儿讲故事的形式，选取了25个极具代表性的历史典故，温情讲述了宋朝的种种政治制度，包括仁祖之法、虚君共治、台谏系统、文官制、公议、科举制、封驳制、回避制、独立审判等，完整地呈现了大宋的政治文明成就。通过分析宋朝权力的架构、制衡、运作和得失，作者为“宋朝何以如此繁荣”以及“后来如何走向没落”提供了一个生动而形象的答案。
《宋 现代的拂晓时辰》
长久以来，提及宋朝，大多数人的印象仍是积贫积弱。然而海外汉学家却对这个“贫弱”的王朝不吝赞词。既然宋代武功远不及汉唐之盛，又缘何能够获得异邦学者的青睐？在本书中，吴钩以“现代性”为线索，梳爬大量文献，辅以百幅宋画，用丰富的历史细节复现宋朝的方方面面。不论是蹴鞠相扑、旅游踏春等日常生活，还是城建拆迁、消防环卫、福利体系等社会建设，抑或技术发展、货币流通、外贸内需强劲等经济表现，乃至于虚君实相、法治制度等政治运作，均反映出宋朝在生活、社会、经济、法政等的昌盛发达。下笔严谨，却不失生动，作者向我们解答宋朝为什么能够被称作“现代的拂晓时辰”。
《吴钩说宋.宋仁宗:共治时代》
宋仁宗究竟是平庸之主还是后世帝王效仿的对象？这个问题一直存在较大争议。本书以时间为线索，详细讲述了宋仁宗的一生，既包含他作为个体所经历的喜怒哀乐，更着力刻画他作为皇帝要面临的重重考验。在宋朝重文轻武的开国国策指导之下，宋仁宗以其对皇帝角色的深刻理解、温和包容的性格，与其治下宰辅大臣逐渐构筑出一套相对良性的王朝运作机制。在这一机制之下，皇帝并不独揽大权，而是与士大夫共治天下。他们平定叛乱，开展改革，次第推出选拔人才、改善民生、完善法制等诸多举措。故而，在仁宗统治中后期，宋朝的政治、经济、文化、科技都获得长足发展，整个时代呈现出一种朝气蓬勃的精神风貌，因而被冠名“嘉祐之治”，这段时期的治理方式也被后世士人认为是治国之楷模。从表面看，宋仁宗无论是作为个人还是皇帝，行事时总是处处受宰辅大臣掣肘。然而，也正是他的万事不自由，正是宰辅大臣的据理力争，才换来这个时代的少见繁荣。
主编推荐
《风雅宋》
《知宋 写给女儿的大宋历史》
《宋 现代的拂晓时辰》
《吴钩说宋.宋仁宗:共治时代》
1、由王凯、江疏影主演，正午阳光出品的电视剧《清平乐》同步热播，而本书讲述的则是一个真实的宋仁宗，他的日常生活、政治生涯与情感秘密。2、作者吴钩是有名宋史学者，著有畅销书《风雅宋：看得见的大宋文明》《宋：现代的拂晓时辰》《知宋：写给女儿的大宋历史》等，其代表作《风雅宋》在2019年被央视评选为“2018年度中国好书”。本书乃是他所写的部人物传记，有别于其他“吴钩说宋”之纵览、概说宋朝的历史作品。3、吴钩认为，宋仁宗开创了一个真正的君臣共治时代，真正做到皇帝与士大夫臣工各司其职，共治天下。宋朝为何取得如此高的文化、科技成就？作者认为就在于宋朝有一套较为优选的政治运作机制。在这套机制之下，皇帝负责任命政府主要的执政大臣，由执政大臣知名品牌帝国大小事务，并设置独立的台谏系统严密监督政府人员。这套体制具有明显的分权制衡的特点，有点像英国君主立宪制的雏形，既保证了宋朝可以选举出很很好的宰辅人才，同时又能保证臣工真的做到各司其职。而这套中古时代较为优选的政治体制的真正，乃是宋朝第四位君主宋仁宗。从这点看，他的功劳不比开国的太祖、太宗小。4、关于宋仁宗很完整而客观的传记，还原一位被严重低估的皇帝的真实人生。与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等名帝相比，宋仁宗的一生太平庸无奇了，但他偏偏是他的治下，拥有历目前任何一位帝王都无法拥有的那么多不错任务，例如苏轼、苏辙、苏洵、王安石、韩琦、吕夷简等，堪称“明星制造机”。而这些他和这些能臣巨擘开创的时代，也是中国古典时代很繁华、美好的时代。为什么他身上有这么大的矛盾性？作者通过分析解读众多手史料，还原了宋仁宗作为儿子、丈夫、父亲和君主四重角色的所作所为，既有他作为平凡人所拥有的七情六欲，所经历的喜怒哀乐，也描述了他作为宋朝的守成之君所要面临的重重考验，刻画出生而为帝所要经历的无奈、制与权衡。5、本书是一份盛世王朝治理的经典样本。作者通过回顾宋仁宗的一生，致力于回答“什么样的皇帝才是称职的皇帝”“为什么这样一个大家普遍忽略的平庸之主，却缔造了中华文明的黄金时代”这两个重要的问题。
精彩内容
《风雅宋》
自序宋朝人的“纪录片”吴钩壹一部小说成就一门学问的，似乎惟有清代曹雪芹的《红楼梦》，是为“红学”。一幅画卷成就一门学问的，似乎惟有北宋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是为“清明上河学”。张择端《清明上河图》自问世以来，不但催生了无数仿作、摹品、衍生品，而且吸引了诸多宋史学者、美术史学者一次又一次的解读，对于研究中国社会史、生活史、民俗史、服装史、建筑史、交通史、商业史、广告史、城市史、造船史的学者来说，《清明上河图》也是一座不容错过、的史料富矿（《清明上河图》摹本极多，本书所说的《清明上河图》，除非有特别注明，均指现收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北宋张择端正本）。正如《周易》所言，“仁者见之谓之仁，智者见之谓之智。”西方也有谚曰：“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不同的研究者对于《清明上河图》的解读也是大异其趣的，著有《同舟共济：<清明上河图>与北宋社会的冲突妥协》的曹星原女士认为，“《清明上河图》有可能是神宗授意下对《流民图》不指明的回应。作品不动声色地表现了东京的百姓在清明时节的富足祥和之情，而非潦倒贫困之窘境。也或者《清明上河图》是由某个揣摩透了神宗心思的大臣令人所作，以讨神宗欢心。”[ 曹星原《同舟共济：<清明上河图>与北宋社会的冲突妥协》，浙江大学出版社。]但著有《隐忧与曲谏：<清明上河图>解码录》的余辉先生却提出，《清明上河图》“深刻地揭示出了开封城的种种痼疾和隐患，具有一定的社会批判性。画家的忧患隐于心中之深邃、其画谏现于幅上之委婉，仅为时人所识，而难以为后人所破。其意味深长，令细赏者不忍掩卷。”[ 余辉《隐忧与曲谏：<清明上河图>解码录》，北京大学出版社。]与曹星原的见解可谓针锋相对。这两种试图“还原”出画家绘制《清明上河图》动机的解读方式都是比较冒险的。图画与诗文不一样，文字可以清晰地表达作者创作一首诗的初衷，图画则未必。我举个例子，相传五代时，罗隐在吴越国主钱镠的王宫见到一幅《番溪垂钓图》，乃咏诗一首：“吕望当年展庙谟，直钩钓国更谁如。若教生得西湖上，也是须供使宅鱼。”这当然是在委婉地向钱镠进谏废除“使宅鱼”税。但创作《番溪垂钓图》的画家是不是也有这个意图，则谁也不知道。从一幅山水画、风俗画，恐怕很难准确地还原出画家的曲折意图——除了那种意图很好明显的图画，如北宋郑侠的《流民图》、今天的时事讽刺漫画。企图指出《清明上河图》的作者是为了讨皇帝欢心，还是向皇帝提出曲谏，都是后人的臆想罢了，不可能得到论证周密的证实，除非你能起张择端于九泉之下，请他亲口说说。比如说，张择端《清明上河图》上，城外画有一个高台，余辉先生指出，“画中惟一的望火楼已摆上供休闲用的桌凳，楼下无一人守望，传报火警的快马不知在何处。”[ 余辉《隐忧与曲谏：<清明上河图>解码录》，北京大学出版社。]认为这是画家在暗示东京城消防设施的荒废。然而，《清明上河图》中的这处高台，形制跟《营造法式》规定的望火楼构造接近不一样（按《营造法式》的标准，望火楼由砖石结构的台基、四根巨木柱与很好的望亭三部分组成，是塔状的建筑物），也跟南宋《西湖清趣图》描绘出来的望火楼造型迥异。显然，这并不是望火楼，而是一处供市民登高望远、饮酒作乐的亭台。辽宁博物馆收藏的明代仇英本《清明上河图》也画有这样的亭台。（张择端《清明上河图》中的一处高台）（左：据《营造法式》记载绘制的宋代望火楼剖面图，转引自刘涤宇《北宋东京望火楼复原研究》；右：南宋《西湖清趣图》描绘的望火楼）（仇英版《清明上河图》中的亭台）再比如说，《清明上河图》中的城门不设任何城防工事，没有驻兵，倒是在城门内侧布置了一间税务所，向过往商人征收商税。余辉先生据此认为，这一细节“真实地反映了宋徽宗朝初期已日渐衰败的军事实力和日趋淡漠的防范意识”，以及“沉重的商税”问题[ 参见余辉《隐忧与曲谏：<清明上河图>解码录》，北京大学出版社。]。但是，如果换一个角度来看，我们也接近可以说，张择端其实是用画笔说明宋代东京城的开放性与宋政府对于商品税的重视。历代看过张择端《清明上河图》的文人学士，个反应通常都是认为画家所绘者，“盖汴京盛时伟观也”，甚至觉得，“观者见其邑屋之繁，舟车之盛，商贾财货之充羡盈溢，无不嗟赏歆慕，恨不得亲生其时，亲目其事”[ 参见《清明上河图》历代题跋诗文。]。宋室南渡之后，南宋市井中还出现了很多《清明上河图》仿品、摹品，以及“镂板以行”的印刷品，借以“追忆故京之盛而写清明繁盛之景也”，“京师杂卖铺，每《清明上河图》一卷，定价一金，所作大小简繁不一，大约多画院中人为之”[ 孙承泽《庚子消夏记》卷八。]。由于看到北宋灭亡，东京梦华转眼如烟云消散，许多观画之人也会油然生出“兴废相寻何代无”的感慨，乃至为北宋王朝亡于安逸而痛惜：“而今遗老空垂涕，犹恨宣和与政和（宋之奢靡至宣政间尤甚）。”[ 参见《清明上河图》历代题跋诗文。]但是，这只是后人读画的观感，很难说是画家绘图的本意。事实上，画家的本意后人永远也无从深究了。贰我们这么说，当然并不是否认《清明上河图》所隐含的丰富历史信息。《清明上河图》就如宋朝社会的一部“小百科全书”，从汴河上的舟楫往来，我们可以想见宋代汴河漕运的繁华（但余辉先生认为画家在这里暗示了“严峻的商贾囤粮问题”，则是余先生自己的臆想而已）；从市面中的酒旗招展，我们也可以想象北宋东京酒楼业的发达（余辉先生认为画家是想借此反映“泛滥的酒患”，也属于不可证实的臆想）；《清明上河图》画出的毛驴与骡子比马匹多得多（图中马只有20匹，毛驴与骡子则有46头），亦是宋朝缺乏马匹的真实写照；想了解宋代城门构造、民居造型、桥梁结构、市民服饰的研究者，都可以从《清明上河图》找到最直观、真切的图像材料。这正是《清明上河图》的魅力所在。进而言之，这也是宋画的魅力所在。研究中国美术史的美国汉学家高居翰介绍说，“早期西方对于中国绘画的研究往往认为，中国画传统经历了其伟大的时期——两宋，至元代而衰，晚明时期而再衰，以至晚期的作品不值得任何严谨的收藏家和博物馆收入。普爱伦（美国的宋画收藏家）便是此成见的坚决拥护者，而其研究员身份终其一生从未被动摇。普爱伦断言，即使那些‘宋画’并非真的宋代所画，它们仍比任何明清绘画更美。”[ 高居翰《早期中国画在美国博物馆》。]普爱伦对宋画的推崇只是出于个人的审美偏好，但对于历史研究者而言，宋画作为“图像证史”的价值，确实远远超过了其他时代的画作。宋朝画家对世间万物都充满兴趣，他们“描绘的题材是多方面的，差不多是包罗万象，从大自然瑰丽的景色到细小的野草、闲花、蜻蜓、甲虫，无不被捉入画幅，而运以精心，出以妙笔，遂蔚然成为大观。对于都市生活和农家社会的描写、人物的肖像，以及讽刺的哲理作品，犹能杰出于画史，给予千百年后的人以模范和启发。所以论述中国绘画史的，必当以宋这个光荣的时代为中心”[ 郑振铎《宋人画册序》。]。对于历史研究者来说，他们能够从宋画中获取包罗万有的关于宋代社会的图像史料。再者，宋画讲求写实，用宋人的话来说，“观画之术，唯逼真而已。得真之全者，绝也；得多者上也；非真即下。”[ 韩琦《稚圭论画》。]跟后世的文人画风格大相径庭。美术史学者郎绍君先生曾给予宋画的写实精神极高评价：“宋代美术在写实技巧上已臻中国古典写实主义的很好。……就同时代东西方各国古典写实主义艺术的水平与成就言，它毫无疑义是流的，称它占据同时代人类绘画艺术的优选位置，也并不过分。”[ 郎绍君《论中国现代美术》，江苏美术出版社。]口说无凭，以南宋画家李迪的《雪树寒禽图》（上海博物馆藏）与《雪中归牧图》（日本大和文华馆藏）为证，图中的积雪、树枝、伯劳鸟羽毛、牛的毛皮，都极富质感，有代油画的效果。（李迪《雪树寒禽图》）（李迪《雪中归牧图》）宋时很流行的界画（界画是一种使用界尺引线的画种，力求准确、细致地在画面上再现屋木、宫室、器物、舟车等对象），更是追求逼真的视觉效果，宋人邓椿说，“画院界作最工，专以新意相尚。尝见一轴，甚可爱玩。画一殿廊，金碧熀耀，朱门半开，一宫女露半身于户外，以箕贮果皮作弃掷状。如鸭脚、荔枝、胡桃、榧、栗、榛、芡之属，一一可辨，各不相因。笔墨精微，有如此者！”[ 邓椿《画继》。]北宋界画高手郭忠恕笔下的画面，“栋梁楹桷，望之中虚，若可投足；栏楯牖户，则若可以扪历而开阖之也。以毫计寸，以分计尺，以寸计丈，增而倍之，以作大宇，皆中规度，曾无少差。非至详至悉、委曲于法度之内，皆不能也”[ 李廌《德隅斋画品》。]。研究宋代建筑形制与结构，宋人的界画是保证不可忽略的材料。因为重写实、工写真，宋朝画家给后人留下了弥足珍贵的历史图像，有如后世的照片与纪录片。像《清明上河图》这样的界画神品自不待言，即便是史料价值稍低的宋朝花鸟画，也能够为我们研究历史提供宝贵的佐证。比如说，你想了解12世纪常见的蝴蝶种类，如果查阅文献，恐怕会事倍功半，甚至可能一无所获，但只要去看南宋画家李安忠的《晴春蝶戏图》（北京故宫博物院藏），立即就可以知道宋人熟悉的蝴蝶品种有哪些。（李安忠《晴春蝶戏图》）但宋人的写实主义画风在元朝时发生了蜕变，让位于写意的文人画。元明文人画家对外在的客观世界失去了“再现”的兴趣，而更注重表达内心的感受。生活在元末明初的画家倪瓒自谓：“仆之所谓画者，不过逸笔，草草不求形似，聊以自娱尔。余之竹，聊以写胸中意气耳，岂复较其似与非、叶之繁与疏、枝之斜与直哉？”[ 何良俊《四友斋画论》。]宋时盛行的界画，也在元明时期迅速衰落，清人著《明画录》，指出：“有明以来，以此擅长者益少。人喜尚元笔（元笔即指文人画），目界画都鄙为匠气，此派日就澌灭者。”从审美艺术的角度来说，写实主义的宋画与写意主义的文人画，究竟哪一个的艺术造诣更高？这只能是见仁见智的问题。但从历史研究的角度来看，宋画的史料价值足以将后世文人画甩出几条街。叁在西方学界，“以图证史”作为一种历史研究方法论，已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史学分支——图像史学。不过在中国史学界，人们对于图像材料的使用似乎并达成图像史学的自觉，要么只是将图像材料当成插图，要么将图像材料当成文献材料的旁证，使用图像仅仅是为了弥补文献材料的不足。其实，研究宋画的朋友也许会发现，历史图像的信息量，有时候比文献记录还要丰富。一幅（一组）历史图像，往往包含着三个层次的历史信息。个层次：画家有意识描绘的图像信息，通常也体现在图画的题签上。比如说《清明上河图》，张择端要描绘的显然是北宋后期清明时节东京一角的市井景象。观画之人，从这图景可以看到宋朝城市的“繁盛之景”，或者联想到繁华的脆弱。第二个层次的历史信息，是画家无意识透露出来的“社会生活痕迹”。如南宋画师摹绘的《韩熙载夜宴图》（北京故宫博物院藏），画卷描绘了一个发生在南唐的历史故事，但宋朝画家在绘画时，自然而然会无意识地带入很多宋代社会生活的信息，因为画家不能凭空想象一场豪门夜宴的情景，只会根据自己的经历与经验来描述韩氏夜宴的种种细节。今天，当我们展开《韩熙载夜宴图》时，看到的与其说是南唐故事，不如说是宋朝社会生活的信息图，图中的韩宅家具，从承具到坐具，从屏风到架具，从卧具到床上用品，其实都是典型的宋式家具写照，从中我们可以真切了解到宋人的家居布局与家具特点。研究宋代家具的学者，肯定不会错过《韩熙载夜宴图》。（南宋摹五代顾闳中《韩熙载夜宴图》）再举个例子，美国波士顿美术馆收藏的一幅《文姬归汉图》残卷《归来故乡图》，为宋人所绘。画面告诉我们的层信息当然是发生在东汉的蔡文姬归汉故事，南宋画家描绘这个故事，也许是为了迎合宋高宗迎回韦太后的孝心，不过画家的动机也不好深究。但这幅《文姬归汉图》残卷隐藏的第二层历史信息却是可以考证的——比如研究建筑史的学者能够从图卷中了解宋代（而不是汉代）的建筑形制。（南宋《文姬归汉图》残卷《归来故乡图》）第三个层次的历史信息，是绘画风格所隐含的时代精神。前面我们说过，宋画的特色是充满写实主义精神，那么，为什么宋画会表现出这么鲜明的集体风格？我们认为，这其实是宋人追求“格物致知”的时代精神在绘画作品上的体现，“格物致知”是宋代士大夫特别是理学家心仪的方法论，且让我引述台湾地区艺术大学刘静敏教授的一个观点：“宋人的精神世界与唐人不太一样，你看宋人的格物精神很发达，就像唐代有大量的边塞诗歌一样，他们有大量的咏物诗，集中在许多专用物上，江西诗派就是例子。他们开始对单一事物感到好奇，比如当时有大量的茶经，有笋谱，有各种植物的研究文章，这是当时的文化背景。”[ 刘静敏2014年接受《三联生活周刊》采访时所言。]刘静敏教授所说的“研究文章”，是指宋代大量出现的研究自然万物的谱录，如《墨谱》、《香谱》、《云林石谱》、《茶录》、《酒谱》、《糖霜谱》、《牡丹谱》、《梅谱》、《菊谱》、《兰谱》、《桐谱》、《海棠谱》、《荔枝谱》、《橘录》、《笋谱》、《菌谱》、《蟹谱》、《昆虫草木略》、《禽经》（旧题为春秋时师旷所著，肯定不确。多数学者相信此书应成书于唐宋时期）、《南方草木状》（托名晋代嵇含编撰，实成书于南宋）、《全芳备祖》、《促织经》、《尔雅翼》、《埤雅》，等等。事实上，你如果去看《四库全书》收录的谱录，几乎都出自宋人之手。我们端详宋画，可以比较明显地感受到宋人的“格物致知”精神。宋朝画家讲求细致地观察事物，然后力图准确地将它们再现出来。生活在北宋的书画鉴赏家郭若虚提出，“画花果草木，自有四时景候，阴阳向背，笋条老嫩，苞萼后先，逮诸园蔬野草，咸有出土体性。画翎毛者，必须知识诸禽形体名件，自嘴喙、口脸、眼缘、丛林、脑毛、披蓑毛，翅有梢翅、有蛤翅，翅邦上有大节小节、大小窝翎，次及六梢，又有料风、掠草、散尾、压磹尾、肚毛、腿袴、尾锥，脚有探爪（三节）、食爪（二节）、撩爪（四节）、托爪（一节）……”[ 郭若虚《图画见闻志》。]简直是主张将画家训练成一名植物学家与鸟类学家，这样才能够逼真、传神地画出好的花鸟画。宋后文人画兴起，也与跟知识分子丧失了“格物致知”的热情、转而关心内心世界的时代精神变迁息息相关。明清时期的文人、士大夫极少对客观事物表现出浓厚的研究兴趣，这也是为什么宋代之后科学精神出现失落的原因之一。我们去看清代的仕女画，比如焦秉贞《仕女图》系列与《历代贤后故事图》系列、清代佚名《雍亲王题书堂深居图屏》（均为北京故宫博物院藏），还会发现，清人画笔下的女性形象，几乎都是瓜子脸，体态纤细，头部与身体的比例失调，服装多为冷色调的青色、蓝色，整个形象看起来弱不禁风。（焦秉贞《仕女图》之一）我相信这也是时代精神的折射。在人物塑造艺术上，服装是具有象征意义的，比如京剧中的“青衣”，潮剧中的“乌衫旦”，通常都是带有悲剧色彩的正经女性，而风骚娇艳的女性角色，则着装艳丽，称“衫裙旦”。清代仕女画与戏剧所表现出来的文人审美倾向，或许正好反映了彼时女性受礼教束缚加深的信息。肆陈寅恪先生说过，“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后渐衰微，终必复振。”[ 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不论是从居民生活水平、社会发展水平，还是从文化发达程度、商业繁荣程度、政治文明程度来看，宋代都可谓处于华夏历史的高峰，并开启了世界最早的代化，被海外汉学家赞誉为“现代的拂晓时辰”[ 参见吴钩《宋：现代的拂晓时辰》，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如果引证文献论述宋代的文明，难免给人枯燥之感，这个时候我们不妨去看宋画。宋画呈现了一个比文字记载更为生动的历史世界，让我们得以距离观赏到一个别开生面、活色生香的“风雅宋”。风雅，是社会文明形态发展至高水平时才会形成的文明表现。天水一朝对于“风雅宋”之称，当之无愧。从宋人毛益的《萱草戏狗图》、《蜀葵戏猫图》与李迪的《犬图》、《蜻蜓花狸图》，你可以了解到宋人饲养宠物猫与宠物狗的习惯；从传为刘松年作品的《十八学士图》，你会看到一个盛水果的冰盘，原来宋朝人也喜欢在夏季吃冰镇水果；从宋时大量出现的《撵茶图》、《斗茶图》，你可以感受到宋代市井间饮茶、斗茶风气之盛；从宋代佚名的《夜宴图》、马麟的《秉烛夜游图》与李嵩的《观灯图》，你能发现蜡烛作为一种照明工具在宋代社会的普及化；而李嵩的《花篮图》系列，不但展示出画家高超的静物写生功力，更是反映了宋代插花艺术的精湛。从署名卫贤、实际作者应该就是张择端的《闸口盘车图》，你可以看到宋代水力机械的发达与官营手工业的繁荣；从署名张择端、实为南宋摹画的《金明池争标图》，你会发现宋朝皇家园林纵市民游赏的开放性；而《清明上河图》各种明清仿本上的“金明池”，都只绘出豪华的龙舟、金碧辉煌的宫殿、高耸而封闭的宫墙，却不见一个游园的平民，显示了明清时期的人对于宋代皇家园林开放性的陌生化，观画的你也会由此体味到一种令人喟叹的历史变迁。宋画不但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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