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半斋随笔(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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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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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俞晓群|责编:周红聪
出版社浙江大学
ISBN9787308198844
出版时间2020-03
装帧其他
开本其他
定价65元
货号30860139
上书时间2024-10-14
商品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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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张元济:老商务的知识分子传统
邹韬奋:大众的文胆
丰子恺:愈久远,愈难忘
丰子恺:一本令人惊奇的大书
叶君健:访叶家小院
陈翰伯:文化的先行者
陈原:诞辰一百周年祭
李学勤:日记中的李先生
许渊冲:初春,与大师相遇
黄永玉:几乎没有不看书的一天
沈昌文:沈公杂说
谢其章:老虎尾巴的故事
张冠生:书中日月,纸上乾坤
江晓原:从天学到性学
王强:谜一样的人物
冷冰川:解读神来之笔
冷冰川:你的劳作简直像宋朝人
周立民:不甘心正襟危坐
姚峥华:雪呆子的文采
后记
内容摘要
本书是著名出版人、作家俞晓群的随笔新作,仍然是围绕他最熟悉的出版业,谈职业生涯中结识的人与遇到的点点滴滴。俞晓群向来擅长在小书中作大文章,这本书也不例外。虽然是随笔,却隐隐含有书业变迁的韵味,从几个人、几件事切入,将时代感化进他的“两半斋”,既是在书斋读书、识人,又是为这个时代的文化剪影。
精彩内容
张元济:老商务的知识分子传统
时逢商务印书馆建馆一百二十周年,张元济先生诞辰一百五十周年。不同寻常的纪念,再一次触动中国社会的神经。在整整一年的时间里,欢庆的、追忆的、沉思的、
争论的……种种表情与言说纷纷显现。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商务印书馆从诞生那天起,就与现代中国的命运、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相联系,在许多仁人志士的心中,留下“一个长长的商务情结”。正如1933年,胡愈之主编《东方杂志》,那一篇《新年的梦想》,封面上有丰子恺漫画:一个赤膊少年坐在水盆边,用肥皂和来苏儿清洗盆中的一个地球仪。献梦者有柳亚子、郁达夫、茅盾、巴金、杨杏佛、徐悲鸿、郑振铎、叶圣陶、周作人、周谷城、
夏丐尊、楼适夷和丰子恺等一百四十二人,他们洋洋洒洒,挥笔写下二百四十四个梦想。如果说有“商务精神”的存在,这一次貌似“盗梦空间,,的行为艺术,正是中国文人的一种集体表达。
百年以来,人们对于商务印书馆的理解愈加深刻:有民族危亡的文化抗争,有东方乌托邦社会形态的探索,有“教育救国”的理想主义追求,有中国现代思想启蒙的旗帜,还有现任商务印书馆老总于殿利重重的言辞:“商务不仅是商务人的商务,它承载着中国几代出版人乃至知识分子的文化使命和文化追求。”基于此,让我们作一点思考。
三个来源——藏书世家、传教士、新型知识分子一个新型的文化企业,它的出现往往有一个复杂的背景为依托。回顾商务印书馆的诞生,起码有三个主要来源需要承认:其一,来源于中国传统藏书、抄书与刻书产业,已绵延数千年。19世纪伴随着西学东渐和洋务运动的兴起,西方出版业开始登陆中国,引起中国传统书业的变革。稍作了解不难发现,商务印书馆的两个主要创办者与发展者会投身于此,都与他们的家庭背景有关。
一是创办商务印书馆的鲍家。一般只介绍他们的美国长老会背景,其实早在清嘉庆年间,宁波鄞县三桥鲍家和慈溪乍山严家就联合投资,在宁波创办了“汲绠斋”书局
,附设作坊刻印古籍,曾经成为宁波五大书局之首。据载,清时宁波道台、知府等官宦,常服青衣小帽,到汲绠斋选购图书。入学儒生、候考童生,也喜欢来购书看书。上海商务印书馆创办时,鲍氏兄弟向汲绠斋求援。汲绠斋选派印刷工人前去支援,后来汲绠斋成为上海商务印书馆宁
波总经销处。
二是张元济。他出身藏书世家,其十世祖、明末人士张奇龄斋名“涉园”,九世祖张惟赤是清顺治年间进士,开始着意搜藏图书。至乾嘉之际,六世祖张宗松藏书之富达到顶峰,兄弟九人中至少有六人以藏书著称。道光以后张氏中落,涉园亦毁于战火,到张元济时,只剩下涉园之名,无一册藏书留存。以此为背景,张先生一生立志恢复祖业,四处搜集先人旧藏,听闻钤有张氏涉园印记的书,更是不惜重金收购,因此有涵芬楼、东方图书馆和合众图书馆的诞生。据称,涵芬楼所藏善本,当时仅次于北京图书馆。加上各地藏书家襄助,商务开始影印出版古籍。此时我想到,张先生弃官从商,似乎还有家世书香的传承。
其二,来源于传教士的影响。他们为印《圣经》和传教资料,在中国兴办出版印刷机构,如墨海书馆、美华书馆。宁波鲍氏等创办商务印书馆,即受美国长老会出版活动影响。一是创办商务印书馆的鲍氏兄弟的父亲鲍哲才,早年就读于宁波教会学校崇信义塾,后来在教会出版机构华花书房做排字工。1862年华花书房迁到上海,更名为美华书馆,鲍哲才是创办人之一。他后来成为清心堂牧师,1875年曾参与创办《小孩月报》和《花图新报》。二是创办商务印书馆的四位发起人鲍咸恩、夏瑞芳、高翰卿和鲍咸昌,他们早年均就读于教会学校清心义塾,毕业后在美华书馆学习出版、印刷和排字。后高凤池任美华书馆华人经理,夏瑞芳任《字林西报》植字部主任。三是商务最初的畅销书《华英初阶》等,作者谢洪赉的父亲谢元芳,是鲍哲才读崇信义塾时的同学。
其三,来源于当时上海聚集的一大批知识分子的影响。正如熊月之指出,晚清上海崛起一个新型的文化人群体,戊戌变法时期,约有一千二百人,到1903年增加到三千人,1909年增加到四千人。与传统士大夫比较,他们共同的特点是:有较新的知识结构,有较好的西学素养,有比较相近的价值观念,有比较相近的人生观。他们不再把读书做官视为实现人生价值的唯一取向,往往凭借新的知识,服务于新式报馆、书局、学校、图书馆和博物馆等文化机构,从而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张元济先生正是其中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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