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我有生活(电影美术师杨占家从艺录)(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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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嘉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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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绘画:杨占家|口述:杨占家|整理:李青菜
出版社北京联合
ISBN9787559629906
出版时间2019-07
装帧其他
开本其他
定价92元
货号30648721
上书时间2024-1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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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详情
- 品相描述：全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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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序 是真佛只道家常 陈浩忠
一 不够意思的财神爷
二 菩萨活了·旗杆顶的干粮·山炮营
三 大对虾和小橡皮
四 皮鞋·马蹄表·周末舞会
五 无边无际的红化
六 京津公路上的飙车族
七 爱洗头的公社书记
八 粥锅和土豆都争气
九 火速回京
十 学院派制图法
十一 《海霞》，我的第一部故事片
十二 拍电影到底是怎么回事？
十三 1976年
十四 《拔哥的故事》，在广西
十五 “走婚”
十六 全家团聚
十七 《知音》·《原野》·无缘《阳光灿烂的日子》
十八 寒酸
十九 《骑士的荣誉》：导演出马·体验生活
二十 《三宝闹深圳》，西装去香港
二十一 六部《红楼梦》，重修五年本科
二十二 《狂》，导演的“遗书”
二十三 《霸王别姬》，不一样的电影
二十四 《诱僧》，初识小叶
二十五 《东邪西毒》，苦战毛乌素
二十六 《东邪西毒》：替身·假通告
二十七 《夜半歌声》，可爱的鲍大师
二十八 外行“大闹天宫”是危险的
二十九 1997，被炒一次鱿鱼
三十 《卧虎藏龙》·这位先生是谁？
三十一 横店影视城
三十二 “司机师傅，您醒醒！”
三十三 挥金如土
三十四 四买西瓜
三十五 三友和三个室友
三十六 手绘制图最后一人？
后记一 摄制组来电 李青菜
后记二
内容摘要
小学没毕业已拿到文化馆工作offer？跳高不达标靠画图通过了？因为样板戏，从建筑系跨界“触电”，竟成剧组瑰宝、“80后网红”？本书讲述的，就是电影美术师杨占家虽身处星光熠熠的“名流圈”，却充满烟火气的“手艺人”生涯！
回忆过去，也曾见证历史——在五七干校做厨工，与黄永玉一起设计人民大会堂内厅；也曾走遍天下——进革命根据地的公安局“赎同事”，在尖沙咀赴“镀金镶玉”的饭局；也曾“土办法”解决大问题——在天安门巧测华表尺寸且不引起武警注意，给王家卫在毛乌素沙漠“种枯树”。原来，办法都在生活里！
本书行文诙谐亲切，配有近百幅珍贵的手绘插图、勘景笔记、设计手稿和幕后照片，可由此侧观时代变幻、行业变迁。此外，全书四色彩印，附有拉页，锁线精装，具有极佳收藏价值。
精彩内容
六京津公路上的飙车族六十年代，我爱人是大专工资四十二元，我是大本工资五十六元，当时每月收入近百元的家庭应该说是富裕户了。只因我赡养老人、孩子小，又两地分居，生活也算紧的了，花钱得处处小心，能省就省，能不花的坚决不花。看，不留神又说到“省钱”了。那个时代，家家都省着过日子，抠门的高招多着呢。
我爱人为离北京近一点，从河北沧县银行调到了武清县人民银行工作，经常下乡劳动，为了节省体力，买了一辆当时最便宜的天津产红旗牌26寸加重自行车。我爱人看我更需要，就让我骑到北京来了。
我家到北京一百八十六华里，如果坐火车回家，我从学校出发，得先坐公交车到永定门火车站，也就是现在的北京南站，路上需一个半小时。我家是铁路小站，只有慢车，火车上用两个小时，下了火车没有公交车，再步行一小时到家，四个半小时没了。如果我从学校骑自行车回家，赶上顺风也就四个多小时，这样一步不走就到家了，岂不比坐火车痛快又省钱吗？而且回到家后还有自行车用。在工艺美院教书时间比较自由，每周六下午就没课了，我可以周六吃完午饭就出发，晚上可以在家吃晚饭。周一如果没课，我还可以周一早晨出发，中午可以在学校吃午饭了。
学校到我家，骑自行车要走北京到天津的京津公路，开始要走朝阳门至通州的朝外大街，路窄车多不好骑。特别是京津公路约有一半路程是用一米见方的水泥块铺的，每一米就有一条缝隙，自行车跑起来非常颠，车速很慢。没几年后，京津公路从建国门直到天津一律铺成又直又平又宽的高级柏油路。从学校出发，如果赶上西北风，四个半小时准能到家了，赶上七八级大风就是四小时，那人也吹僵了。想当初我年轻气盛，身体又棒，在公路上不能有人骑车超过我，有点像现在的年轻人“飙车”，总要跑到别人的前边，有一次就让我不痛快了。
一个年轻人骑着可变速的自行车，他故意逗我，一会儿快，一会儿慢。我骑的是26寸加重自行车，哪能跑过可变速的赛车，我甘拜下风，不和他比了。
我是个爱动脑筋、爱搞发明创造的人。我根据赛车可变速的原理，到学校附近的废品收购站，买回一些自行车零件改装我的自行车。我在原来的中轴轮盘上加装上一个大轮盘和一个小轮盘，在后轴加一个可调节自行车链子长度的装置，就改成了只有快、中、慢三个速度的简易变速自行车了。后轴飞轮齿数不变，中轴轮盘齿数多的大轮盘就是快速，齿数少的小轮盘就是慢速，原来的轮盘是中速。顺风用快速，顶风用慢速，平时用中速，在实践中效果还不错，只是变速时得下车换链子，不如赛车可在骑行中变速那么方便。但我这是少花钱又便于改造的土方法，老百姓都能把自己的普通自行车改成可变速的自行车。我还自我得意地把我的改装设计图纸寄到天津自行车厂，人家没理我，我很失望。
历史教训告诉我，骑自行车出远门，一定要带水和干粮。有一年寒假我有事提前回学校，又赶上西北风，那可是逆风啊！骑车走一半路程时，又渴又饿又心慌。当时正赶上春节的正月，路上的饭馆都没开门营业。我实在骑不动了，只好推着自行车走。走了很远很远几乎虚脱了，当时真想进村讨饭，就是拉不下这个脸。走走停停，天黑了才回到学校，歇了一夜才缓过来。
还有一事，我现在想起来还后怕。当时我骑自行车回家，正赶上雪后路滑，骑到拐弯处，不小心摔倒了，摔出十多米远的马路中间。如果后边有汽车，我就活不成了。扶起自行车，发现脚镫子的大腿摔弯了，不能骑了，怎么办？只好推车前行，做好半夜到家的打算。天无绝人之路，突然发现路边有一块石头，我马上把自行车平放在路边的里程碑上，用石块用力砸轮盘大腿。自行车的质量也太差了，没几下就把轮盘大腿给砸直了，又可以骑了，真高兴。
每次回到家，星期天要做三件事：一是用平板车到五里地以外的火车站买煤球和劈柴，这是生活必需的，像现在北京的煤气一样；二是到水站排队挑水，挑满水缸；三是回八里路以外的老家看爸爸妈妈，如果步行，往返要两个小时，苦了我的腿，骑自行车呢，一个小时就够了。
还是骑自行车回家好吧？！
更让我难忘的是，1983年6月15日，我突然接到老家电报：“母亲病危”。我连夜骑着自行车往家赶，与母亲见了最后一面，这就是我那辆自行车的功劳。如果坐火车，肯定遗憾终身。
在北京工作，这个样心奔着家、顺风往天津骑的好日子并不多。那个年月，我一个普普通通的教师也被数不清的运动弄得一千里周转，有家不能回。1965年搞“四清”去邢台，1970年下放到石家庄27军农场劳动，没有正经教学，更别说艺术创作。国家花钱养活起来的大学生，白费了。
八粥锅和土豆都争气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我们学院首先打倒走资派院党委书记和院长，打倒一切有声望、有成就、有学识的反动学术权威。有名的教授，副院长张仃、雷圭元当然就被“文化大革命”先锋的红卫兵打成“反动学术权威”了，资料室保存多年的名画和古籍拿出来要烧掉，素描课用的石膏像：维纳斯、大卫、拉奥孔、海盗、布鲁特等等，都要搬出来砸掉，罪名——它们都是“封、资、修”。当时大字报和大标语席卷全校、全北京、全中国，这是“文化大革命”最好用的武器，一夜之间就可以把一个人打倒。
我是刚留校任教才几年的年轻教师，自然认为自己是革命者，还很得意，也参加写大字报。突然有一天我在大字报群中发现有几张是给我写的，说我是反动学术权威雷圭元的帮凶，也要打倒。眼前一黑，我马上紧张起来，还好，就发现那么几张，以后就不见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我老实了，不写了。
“文革”期间，有很多特殊形式的东西，比如，每个单位的大门口都想竖毛主席塑像。在大型公共建筑的广场上竖的毛主席像越来越多，以表对毛主席的崇拜和敬仰。在这种形势下，中央美术学院的雕塑系可红了，工作多得干不过来！
我们工艺美院的雕塑不如中央美院，但装饰画比美院强，当时学校创作了不少有名的宣传画，北京人都见过。“文革”期间，在天安门广场上的人民大会堂北门外和革命历史博物馆北门处各有一块高约三层楼、长约三十米的标语墙。人民大会堂这块由工艺美院负责使用，革命历史博物馆那块由中央美院使用。宣传画和标语要经常更新，更新时间就一个晚上，要像从天而降似的，不能让老百姓在白天看到更新工作。
二百多平方米的墙怎么干，总有聪明人来规划。办法是先把大标语墙的尺寸按缩小比例，设计成小画稿，然后再在小画稿上用一整张纸的尺寸缩小同样比例在小画稿上打格，并编上号，也就是小画稿上的每一个格子整好是一整张纸，然后按着小画稿上的图形和颜色画在一整张纸上。颜色要统一调好，放在洗脸盆里，大家公用，一百多张纸一个夜里要画完并按图编上号，之后马上有专人拿到天安门广场上的大标语墙上贴，等早晨北京人上班时就看到了更新的宣传画。两块巨幅宣传墙就由北京的两大美术学院比着画，暗中使劲，看谁画得好！当时在全国还有“红海洋”之说，就是把整街的墙面和柱子都涂上红油漆，再在上面写黄色和白色标语和毛主席语录。北京还好一些，北京大街没有那么多柱子和墙面，在江南有骑楼的城市和地区如广州、广西，整条街的骑楼柱子和墙面都涂成红色，像海洋一样。我想“红海洋”使全国油漆厂和油漆店发了财，但国家倒霉了，浪费的钱海了去了。“文革”结束了，要想恢复原来街道的样子，还要花费一大笔钱！
“文化大革命”产生了红卫兵，红卫兵就是“文化大革命”的标准形象，全国统一，都是一身军装，右手拿着毛主席语录，胸前戴着毛主席像章，一个绣着“红五星”或“为人民服务”五个字的绿色挎包，一条皮带，皮带兼武器，可以打人。我在北京国庆游行总指挥部美术组工作时，就曾有我教过的学生拿着皮带站在我身后，非要把国庆游行队伍从东向西走改成从西往东走。我们不同意，真怕他们的皮带挥上来！恨不得脑后长只眼。
“文革”中红卫兵打人随便，学校里多少老师遭了殃，有被打死的，有含冤自尽的。
就是因为有冤假错案，1970年5月20日那天，按周恩来总理指示，北京所有艺术院校和文艺团体都到各部队农场劳动锻炼。听说这是总理为保护文艺人才的安排，当时北京闹得太厉害，幸存的知识分子该出去躲躲了。
中央美院在保定第38野战军农场，工艺美院被分配在石家庄第27野战军农场劳动。所谓农场劳动，就是住在农民家里，到河滩上的田地上干农活，或者在家里开会学习，开斗争会。我当时哪派都不是，看着挺忠厚，出身过硬，被安排在连队炊事班工作。
在炊事班，连指导员告诉我们的主要任务是为全连师生做好三顿饭，其次是搞好政治学习，指导员让我负责炊事班的政治学习。学习资料都是一样的，不难，可是少时离家，我一点下厨经验也没有，当厨工得下功夫去练习。炊事班是在一个老乡院子里，白手起家，自己动手，搭席棚、砌炉灶，把老乡的牲口棚打扫干净，铺上麦秸做宿舍，什么苦都不在话下。
我从小爱动脑筋，搞发明创造，本来要用扁担挑水，改造成用胶皮管子直接把水从井台引到锅里，节省体力，效率高了。这样的设计，是为了熬全连的小米粥，熬粥的锅，你们想象不出那锅有多大！要多少水，多少米，要稀稠合适，得跟小米和粥锅讲道理，做“教案”。还有圆咕隆咚的土豆，进农场一个月，土豆切块切片切丝我都练出来了，咔咔咔，菜刀下去，横平竖直粗细划一，那效果一看就是中央工艺美院毕业的——地道学院派！粥锅和土豆都争气，我在炊事班就不着急了。
连里的师生每天要长途步行十五里地去农田劳动，炊事班要负责送饭和开水。开始是肩挑，每担足有六十斤重，走十五里地要中途休息四五次，劳动强度之大沙僧也干不了。我就发明了送水送饭车：用两根粗竹竿，绑在排子车的轮轴上，一次可送十二桶开水，相当于六个人挑；每个水桶上加一个减震弹簧，水面上放一块木板，开水就不会溅出来了，减轻了体力劳动，高效率、零排放。这车还可以同时送饭，一车两用，受到连长指导员的表扬。
我们在部队农场劳动住的李村距石家庄有二十多里地，没有公交车，进城基本都是步行，大家也就不进城了。但是在农场一干就是两三年，手表总会有坏的时候，大家就派一个人把要修的手表集中起来，一起进城去修。手表放在哪里最安全方便？那就是戴在胳膊上，一只胳膊上可戴八九块表。被派的这位老兄，步行二十多里去石家庄给大家修表，是多么可敬可爱啊！
就是这位好人，在石家庄大街上竟被公安局抓起来了，人家怀疑他是偷表的。审问时，这位老兄装聋作哑，拒不作答，因为他心里有数，真相一查就清楚。气得公安人员哭笑不得，不得不给他的部队农场领导打电话，真相大白。原来此人是为农场的同事们办好事，是活雷锋，不是偷表的，马上放人。哪能这么容易？！“你们是误抓好人，我要到北京公安部告你们……”石家庄公安局害怕了，此君来时是步行的，回去是公安局用专车送的，他很得意。农场的日子太枯燥了，这位老兄自己解闷儿呢。为了改善师生的伙食，在专管师生生活的白振欧老师的带领下，炊事班自己养猪，养鸡，养鸭。养猪的负责人是著有《中国工艺美术史》的权威教授田自秉老师。田老师以研究历史的态度认真养猪，把猪养到五百多斤，像个小牛犊。过年时舍不得杀，那大个头儿杀也杀不动，全连为这事着急。
躲过批斗、到了部队，我们的老院长、老教授、大画家精神放松了，努力改造思想，风里雨里每天步行十五里去田间劳动。全国著名的大画家吴冠中就在我们连队，吴冠中先生那幅著名的《房东家》就是这时候画的，吴先生给老乡的院子留下一幅传世名作。对我来说，冥冥中我的农村生活经历被砸瓷实了，几年后做电影美术设计都用上了。
我们在农场劳动已经两年多了，什么时候回北京？什么时候复课？没人知道，总觉得遥遥无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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