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国学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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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陈来
出版社北京大学
ISBN9787301208724
出版时间201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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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价36元
货号2309673
上书时间2024-1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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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摘要
《北京·国学·大学》是著名国学大师陈来近几年的文化随笔集，许多文章都在《读书》《当代》等重要的刊物发表过。作为清华国学院院长，陈来近年来关注北京文化/国学/大学等重要的文化话题和社会现实话题，对于推动文化建设有积极意义。
作者简介
陈来1952年生于北京，哲学博士。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曾担任哈佛大学、东京大学、香港科技大学、台湾中央大学等校客座教授，国际中国哲学学会副执行长。现任全国中国哲学史学会会长、 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以及多所大学的特聘讲座教授、兼职教授等。
目录
北京
“北京文化”的危机
从印刷文化到视觉文化
价值不应代替规则
精神文明是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
精神素质与有序行为
传统道德文化与现代化
学术规则：传统的自律到转型的他律
文化艺术发展的人文视野
“非典”引发的哲学与文化的反思
“文明北京”与北京文化的生机
弘扬传统年节文化
北京现代城市文化的传统与变迁
北京城市精神之我见
礼仪文明与世界城市
人文北京与世界城市
关于城市精神
国学
思想出路的三动向——科学精神、文化关切与传统意识
贞下起元
九十年代步履维艰的“国学”研究——“国学热”与传统文化研究的问题
中国文化传统的价值与地位
世纪之交话传统
《传统与现代》修订版后记
优秀文化的传承与民族精神的弘扬
“国学热”是对国学研究的新考验
如何看待国学：国学热与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
孔子影片拍摄的两个基本问题
中国崛起的文化信息——陈来教授答BBC记者问
从中国文化到中华文明
百年中国哲学的东西问题
民族生命与爱国情怀
关于民族主义的思考
“四书”教学的经验与问题
大学
北大精神的断想
百年学术思潮与北大
学术大国的梦想
《中国学术》：国际化与中国化
北大的使命、定位与核心价值——我看北大的教育理念
新国学之路——访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陈来
清华国学院的使命
清华国学研究院的重建
清华的传统——我的感想和体会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与大学精神
人文学科与高等教育的危机？
高校社科的重要大任务
随记
分化与重组：台湾文化一瞥
打开经典的门——读《朱子一百句》
《哈佛琐记》的琐记
纪念任继愈先生
怀念季羡林先生
我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我和三联书店的交往
我的早年读书经历
我的读书观
你的笑容
后记
内容摘要
《北京·国学·大学》的大部分文字，是著名国学大家陈来教授近20年来各个时期所写的思想文化评论。许多文章都在《读书》、《当代》等重要
的刊物发表过。作为清华国学院院长，陈来关注北京文化、国学、大学等重要的文化话题和社会现实话题，对于推动文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他的思想文化评论，都是切就当时社会、时代环境所发，以“即事论理”为主，多层
次、多角度地通过评论性文字再现和澄明当时的历史场景，也反映了作者20年来的思想发展历程。对于时代的文化和社会话题，他冷静观察、热情参与、积极建设；简洁亲切的行文、深入浅出的解析，无不流露出一代学术大师的人文情怀和深邃思考。
《北京·国学·大学》所收的文字，大致分为北京文化、国学或传统文化、大学文化三个主题。其中有些文章还是颇有代表性的，如90年代初写的“贞下起元”，对儒家文化的命运作了与众不同的预测；又如90年代末写的“世纪之交话传统”，对一个世纪的关于传统的争论作了总结。
“陈来教授是一位既能博通古今、又能融汇中西的学者。他的著作之所
以能引人瞩目，备受赞扬，其原因也就在这里。……他对过去许多中国大学者探讨过的问题，确有新的而且是言之成理的见解，可以称之为真知灼见。
”
精彩内容
世纪之交话传统
关于“传统一现代”的问题，我在《人文主义的视界》一书中曾全面地表达了我对这一问题的分析。在这篇小文章中，我想没有必要详细重复那些分析，我所想谈的是，站在世纪之交的门槛，回顾持续了近一
个世纪的有关传统与现代的讨论，我们今天已经获得了哪些经验，取得了哪些共识？展望未来，在新的世纪，我们会不会或者能不能有与20世纪相当不同的新的视野？
在某种意义上说，20世纪的中国历史，就是一部中华民族追求现代化的历史。是中华民族在曲翅、挫折中追求、奋进、走向光明的历史。
20世纪中国文化中有关“传统与现代”的争论，正是相伴于这一历史进程的产物。它既是参与这一进程的中国知识分子和有识之士对这一进程的反思，也同时是他们以及他们代表的社会公众在这一进程当中不同阶段的情绪体现。这使得20世纪有关“传统与现代”的讨论从来就不是一个纯粹书斋的理论研讨，而是与中华民族的生命实践状态密切关联的一种表达。
在20世纪的“传统与现代”的讨论中，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和反省可以说是占主导地位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20世纪是“批判与启蒙”的世纪。而每一次对传统的批判反思，都出现在中国“现代化受挫”的关键时期，都是以当时社会普遍的“现代化受挫感”为基础的。
换言之，每当现代化受挫的时期或有强烈受挫感的时期，就会出现对现代化受挫的一种文化上的追问，追问现代化困难的文化原因。这既说明“传统与现代”的论争不是哲学家头脑中的逻辑思辨，而是现代化经历的文化晴雨表，反映着现实的社会思潮；同时也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对社会过程的文化解释的偏好。
20世纪关于“传统与现代”的争论，虽然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争论焦点，有不同的理论侧重，有不同的现实指向，但是无论如何，20世纪中国的“传统与现代”的讨论，从来都不是要不要“现代”的讨论，不是要不要“现代化”的讨论，也不是要不要改革的讨论，更不是要不要接纳西方文化的问题。从新文化运动的“东西古今”之争到80年代的“传统现代”。之争，大力吸收西方文化，推进中华民族的现代化，实际上是参与争论的各方所共同肯认的。因此，争论的核心，始终是要
不要“传统”，如何对待“传统”的问题。由于争论的焦点是如何对待中国传统文化，所以20世纪中国的“传统与现代”论争，始终以两种对立的观点为主导线索，这就是对中国传统文化全面否定的急进观点，和主张肯定和继承传统文化优秀部分的温和观点。这两种观点的对峙，也就是我所谓的“反传统主义与反一反传统主义”的对立。由于20世纪各个时期对中国文化的检讨往往是当时强烈的现代化受挫感的表现，折射出当时的社会思潮和社会心理，即渴求现代化的焦虑；所以，在发生学上，反传统主义总是主动的、主导的，而反一反传统主义则是对反传统主义的回应和抗争。反传统主义希望义无反顾地甩掉历史文化的包袱，大力推进中国走向世界的步伐；反一反传统主义则主张在社会改革和走向世界的过程中，保持文化认同、承继文化传统、发扬民族精神。而在整体上看，这两方面都是中华民族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张扬其生命的不同侧面。
20世纪中国文化的发展不是孤立的，“传统与现代”的讨论除了反映中国的现代性经验之外，它也还有受世界语境影响的一面。换言之，中国文化的现代发展是在世界现代性的发展中被规定的。“传统与现代”的讨论，其核心在如何认识和对待中国文化，但这一讨论不可避免地与“如何认识西方文化”的问题相联系，而我们对西方文化的认识，是受着世界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变化的影响而改变的。因此，单一
的“反传统主义与反一反传统主义”模式还不能完全解释中国近代以来的文化变迁与文化冲突。在许多时候，对中国文化传统的肯定，不一
定是对激进主义的直接回应，而也可能产生于世界政治变化进程的复杂互动。例如，新文化运动时期，反传统主义的观点主要得力于引进西方启蒙文化的观念，而反一反传统主义的观点虽然赞成全面承受西方文化，但也提出了不少对西方文化的批评，这些对西方近代文化的批评乃至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肯定，就是与西方世界的变化，与西方知识分子对西方文化的批评，与欧洲社会主义思潮与实践的出现有直接的关系。因此，这些在“传统与现代”问题上的不同文化观，并不能用何者进步何者保守来界定，毋宁说他们代表了不同的对进步的要求。
正因为如此，正确认识20世纪“传统与现代”论争中不同观点的贡献，要放开历史的视界，也要一改习惯性的单元简易心态，发展起“多元的进步观念”。就是说，“进步”所包含的肯定评价，不应仅属于文化批判的“激进”，也应属于文化认同的“保守”。在文化转型的时代，对传统抱有不同看法的知识分子，在政治一社会方面的要求基本一致，他们之间的文化观念的对立，并非起于对科学和民主的诉求有何对立，在吸收西方文化，推进中国现代化的方面，他们是有着共同的价值前提的。只是一派注重文化改造，一派重视文化认同。而在总体上看，他们都是20世纪中国政治进步、经济改革和文明延续的参与者和推动者，各自从不同的方面在不同的程度上对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作出了贡献。
90年代末的思想学术界，在“传统与现代”的问题上，可以说已经形成了一些共识。这就是：传统并不是我们可以随意丢弃屏除的东西，拒绝或抛弃传统是不可能的；传统是文化对于人的一种作用，而传统
对于人的作用和意义，又依赖着人对传统的诠释、理解；因此，传统的意义更多地取决于我们如何在诠释的实践中利用它、创造地传达其意义。中国传统文化虽然未能自发地引导中国社会走入近代化，但中国文化的价值传统并不必然与模拟、学习、同化既有的现代政治经济制度相冲突；战后东亚儒家文化圈的高速现代化和90年代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证明中华文化养育的中华民族完全有能力在开放的文化空间实现现代化，一个世纪以来的文化自卑感和民族自卑感被证明是完全错误的。另一方面，发达的、现代的市场经济与商业化趋势，使得道德规范和精神文明的要求更为凸显，传统的价值体系的继承和改造，将对建设有中国文化特色和完备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发挥积极的作用。
在迈进新的千年之际，中华民族已经不再怀疑自己重新挺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现代化对于中国人来说，不是能不能的问题，而是如何快速和稳妥地加以实现的问题。经历了90年代的经济起飞，今天很少再有人把现代化受挫的满腔怨气喷向中华民族先贤创造的古代文化。尽管对传统仍然需要有理性的分析，和对其中消极成分的批判；但那种把中国文化说得一无是处的论点，对人们已经没有说服力了。人们更为关心的是如何发挥传统的积极性和优秀精华。十多年前，我曾提出“化解传统与现代的不必要的紧张”。今天，我们高兴地看到，这种紧张已经日渐消解。代之而起的，是对振奋民族精神、重建价值体系，复兴中华文化的关注和要求。与20世纪“批判与启蒙”的基调相比，我们迎来的是一个“创造与振兴”的新的时代。在这个新的时代里，“传统与现代”的问题可能不再突出，甚至完全消解，而让位于其他适
应中国社会新发展的讨论，那正是我们理论发展和民族成熟的标志。
让我们举起双手，来迎接这个伟大的、新的时代。
（《人民论坛》，2000年第1期）P87-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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