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莫莱特之吻：有关文化史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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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美】 罗伯特·达恩顿著
出版社上海教育
ISBN9787572015007
出版时间2023-07
四部分类子部>艺术>书画
装帧其他
定价79.8元
货号31911881
上书时间2024-1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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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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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罗伯特·达恩顿(RobertDarnton)，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哲学学会院士，哈佛大学卡尔·福兹海默讲座教授、图书馆名誉馆长。达恩顿是英语世界中最重要的法国史专家之一，也是文化史、阅读史方面的领军人物。他和他的著作曾获多项学术奖和图书奖,包括美国的麦克阿瑟奖、美国国家图书评论奖，以及法国美第奇奖提名。代表作有:《拉莫莱特之吻有关文化史的思考》《居猫狂欢:法国文化史钩沉》《法国大革命前的畅销禁书》《启蒙运动的生意》《催眠术与法国启蒙运动的终结》。
目录
目 录
导 论 / 1
第1部分 大潮下的暗流 / 11
第一章拉莫莱特之吻 / 13
第二章第二章 波兰要自由 / 18
第2部分 传媒 / 41
第三章 见仁见智的电影《丹东》 / 43
第四章 电视： 一封给电视制片人的公开信 / 57
第五章 新闻业：适合刊载皆新闻 / 64
第六章 学术著作的出版窍门 / 94
第3部分 白纸黑字 / 101
第七章 什么是书籍史 / 103
第八章 被遗忘了的文学中间人 / 134
第九章 阅读史初探 / 151
第4部分 你方唱罢我登场 / 189
第十章 思想史与文化史 / 191
第十一章 观念的社会史 / 226
第十二章 心态史 / 259
第5部分 相关学科与触类旁通 / 297
第十三章 历史与知识社会学 / 299
第十四章 历史与文学 / 313
第十五章 历史与人类学 / 332
译名对照表 / 357
内容摘要
《拉莫莱特之吻：有关文化史的思考》，是一部集中反映达恩顿在历史和新文化史方面关联的思考的文集。这本书既讲历史，又讲媒体和媒体的历史。本书有四个目的。第一，是要现实过去如何作为暗流存在于当下；第二，是要通过个案来分析媒体的作用；第三，借本书的写作过程来昭示媒体研究中的历史向度。第四，在这些讨论的基础上探讨宏观历史以及历史相关的其他人文领域。本书被翻译成德、意、法、日等多国语言，是文化史领域的经典之作。
精彩内容
历史学家们对所谓的“拉莫莱特之吻”一笑了之，因为他们知道，就在这场和解之后不到一个月，8月10日的那场流血暴动导致了立法议会的解体。在这样残酷的现实面前，那些慷慨陈词，呼吁自由、平等和博爱的议员们显得多么幼稚！
但我们切不要自以为比古人高明，这会使我们误读历史。法国大革命所倡导的三个基本原则，即自由、平等和博爱，博爱的观念最让人耳目一新。1792年，博爱思想像飓风一样席卷巴黎。从今天的角度看去，我们很难想象它何以有这般强大的感召力，因为我们的世界是按照另外一套原则运作的，如终身聘任制啊、税后收入啊、商务收入与支出啊、上下级别之间的等级关系。我们对自己的定位也要么是雇主，要么是雇员；要么是老师，要么是学生，总之是在一个巨大的社会关系的网络系统中找自己的位置。法国大革命在它最革命的时刻就是要扫荡这一切社会身份界分，把“四海之内皆兄弟”的思想以立法形式确立起来。也许它在这方面的实践并不比基督教更成功，但它对社会价值观的巨大影响改变了历史进程。
我们应当怎样理解历史上这些疯狂的时刻，理解当时人们的义无反顾、勇敢决绝？怎样理解古人那种无所不能的信念呢？对他们来说，这个世界就好像是一张白纸，可以任人涂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可惜这样的时刻如白驹过隙，转瞬即逝。人们不能总是处在亢奋状态。慢慢地，焦虑开始取代了激情。事情总要有人做，边境总要有人守，谁是贵族、谁是爱国者也要有人去甄别。界限开始出现，世界又变得壁垒森严，鸿沟道道。
……我想，法国大革命有过一系列这样的时刻。那一件件石破天惊的事变把人们变得非常本原。正是由于礼崩乐坏，人们才另起炉灶，憧憬一个新世界。这个新世界不仅仅包括弘扬自由和平等的宪法，还包括身体力行新的价值观中最难做到的一条，即“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博爱思想。
这个博爱的思想观念来自法国大革命，而不是自以为高人一等的历史学家。危难之秋往往呈现出底线现实，但若不是历史本身呈现给我们这个底线现实，再聪明的历史学家也不会想到它们的存在。这里，我要说的是危难之秋的另一个功能，那就是，它不只呈现底线现实，而且导致对现实的重建。在这样的历史时刻，人们打破常规思维和习惯做法，按照生活应该是怎样的理想原则重新组合生活秩序。
一面要习习相因、墨守成规，视传统礼法为天经地义；一面要改天换地、标新立异。这两股力量在1789—1799年期间进行了一场殊死斗争。这不是说别的力量就不存在，比如你也可以说资产阶级同封建主义之间也有过一场较量，其间江山易手、贫富换位之类的事情也不计其数。但是所有这些其他冲突都是在一个大前提下展开的，那就是，人类生存条件是可以改变的，不是一成不变的。平民百姓可以创造历史，而不是消极被动地受历史支配。
在过去两百多年里，人类为改善自己的生存状态进行过各种各样的尝试。有些尝试成事不足，败事有余，这使得我们对于那些标榜要改造社会的努力是否真的会造福人类抱怀疑态度。回眸历史，当初英国诗人华兹华斯似乎用法国大革命的先例警告过世人，要小心专制集权。他用“血色月亮”的意象向人们发出呼号，但却无人理睬。结果，后来不断有人被关进集中营。
也许吧！但太多的马后炮会歪曲1789年和1793—1794年间那段历史，而法国大革命的战士们只是一群非常时期的普通人。危难之际，乱世之秋，他们临危承命、除旧布新。他们用以改造当时社会的新原则至今仍是反对暴政和弘扬正义的旗帜。自由、平等、博爱，这些才是法国大革命的真谛。
——引自第一章拉莫莱特之吻（25—27页）什么人阅读，读的是什么，阅读是在什么时候和什么情况下发生的，阅读的效果又是怎样的，这类问题把阅读研究跟社会学联系起来了。研究书籍史的人可以从道格拉斯·韦普尔斯、伯纳德·波里森、保罗·拉扎斯菲尔德和皮埃尔·布迪厄等人那里学学怎样着手这类问题的研究，也可以利用芝加哥大学图书馆学系有关阅读的研究成果。这项研究在20世纪30到50年代曾经很红火，其成果到现在还不时被《盖乐普报告》引用。如果要找社会学研究方法应用在历史研究中的例子，可以看看理查德·阿尔蒂克、罗伯特·韦伯和理查德·霍贾特等人的研究。他们的研究考察了英国劳工阶级过去两个世纪里的读书生活，颇有参考价值。所有这些研究都试图回答一个大问题，即阅读如何影响人们的思维，活版印刷的发明是否改变了人们的精神世界。对这个问题可能不会有一个圆满的答案。因为正像伊丽莎白·爱森斯坦指出的那样，要回答这样的问题，我们必须对早期现代欧洲生活的许多方面都有一个了解之后才可能。但是至少，我们现在很清楚书籍在人们生活中的重要性。人们发誓时用书，送礼时用书，发赠奖品时用书，要自己青史留名也要靠书。这些用途为我们了解不同社会里书籍的意义提供了线索。书籍的整体形象告诉我们，它们在一个社会里的地位是举足轻重的，即便是目不识丁的劳工，他坐在教堂里看到的壁画或雕塑也是摩西宝卷的画面。书籍在民间传说中的含义和书里面的民间主题表明，一旦口述传统和文字印刷勾结起来，这两者便开始明送秋波。所以对书籍的研究必须看书籍同其他媒体的关系。这样的研究可以方向不同，但必须殊途同归。最终要帮助我们理解的是，印刷是怎样塑造了人们对世界的认识。
搞书籍史研究的人常常陷入细枝末节，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他们的研究有时太零碎，即便让他们所有的人都集中研究某一个国家，他们的成果加起来都不大可能把这个国家书籍史的总体情况说清楚，更谈不上引进比较的角度和借鉴不同历史领域的研究成果了。但是书籍本身是不局限于某一特定语言和民族的。写书的人常常是一些本来就属于全人类的文人，印书的人不一定认字，卖书的人每每要跨越国境线，读书的人往往会讲另一种语言。作为研究对象，书籍也很难被归属于某一个领域。无论是历史学，还是文学、经济学、社会学、目录学，任何一个单一学科都不足以充分揭示一本书的历史所涉及的方方面面。所以，从性质上来说，对书籍史的研究必须在范围上跨国际，方法上跨学科。但这不意味着可以不要统一的理论框架，因为书籍毕竟属于一定的传播线路系统，不管这个系统怎样复杂，它都按一定规律运作。通过挖掘这些传播线路系统，史学家们可以向人们显示，书籍不仅具有复述历史的功能，它们本身就是历史的一部分。
——引自第七章什么是书籍史（131—133页）沃维勒的研究在“知其然”方面做得游刃有余，但在解释“所以然”方面则做得略嫌不足。这可能反映了心态史研究本身的弱点。按照皮埃尔·肖努的定义，心态史属于历史的“第三层”，是上层建筑的一部分，处在社会和经济这些更根本的层面之上，同时也随这些层面的变化而变化。从这样三个层面的角度去看历史变化，同马克思主义史学传统不谋而合，而且同注重功能的社会科学相得益彰。至于应用量化方法研究心态史那更是顺理成章，因为统计数据所能揭示的观念态度方面的规律属于第三层面的现实。但是，沃维勒根据马克思主义原则，从功能和量化的角度研究历史，却发现他的那些数据和图表显示出来的曲线跟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不相符。人们的观念和态度并不总是反映社会和经济现实，或随着社会和经济的变化而变化。
由布克哈特、赫伊津哈和吕西安·费弗尔所开创的文化史研究可能被他们的继承人误解了。这些早期的大师都很强调文化的相对独立性，从不把文化看成是社会的附生品。他们对文化的理解跟今天人类学者的看法差不多。人类学者认为，人类是一种渴望意义的动物，他们需要对自己的社会存在进行意义整合。这样的观点很可能导致对第三层面的突破，使学者们能够用更新的研究方法去分析和解读法国人从自己历史的丰富矿藏里挖掘出的许多宝贵史料。不管我这个预言会不会实现，心态史研究已经不容置疑地成了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并且让历史学家们从新的角度去看待人生。
——引自第十二章心态史（294—295页）但是人类学家们弄出来的这种图表有时候看上去更像无线电说明书，而不像是文化解剖图。人类学家们往往错在太过于形式主义。但是一旦这些图表能解释原始数据，形式主义跟田野调查就是珠联璧合，并让我们看到象征符号的作用不仅取决于自身的比喻性功能，而且取决于它们在特定文化系统中所处的位置。
象征符号的多义性和动物在仪式中的价值都会帮助我们理解历史上发生的一些现象，这些现象表面上看去似乎荒诞不经，比如1730年前后，巴黎市一家印刷作坊的学徒工人们屠宰了一大群猫。我对这件事已经有过详细讨论，不想在这里重复，但是我觉得重温一下这一个案可以让我们看到，人类学的理论怎样才能有助历史学家分析历史问题。
……经过几代历史学家对历史真相孜孜不倦的执着探求，我们现在知道该怎么克服文献证据方面的问题。如果真想知道某件发生在过去的事情的含义，我们就得在阅读流传下来的文献时，从字里行间体会出那些文献中没有说或说得有偏差的东西。一个作者写东西时总要考虑到一定的语境，并借用现成的意象，在读者心中唤起一定的联想。通过这样的手法，他不需要把意思明说，读者也会领会他的用心所在。故事中的意蕴跟表达方式是分不开的。越是做得不露声色，要表达的意思就越能让人接受。相反，如果过分显得神秘兮兮，反倒没人能弄懂是什么意思，因为理解一个人或一篇作品取决于大家共享的意义系统。所以，我们读孔塔的记述时，不必去细究事件当中的具体人物、怎么回事、在哪里发生和什么时候发生的等；相反，我们要知道的是这件事对于当事人有什么含义。一旦我们对此有了初步的推测，便可以去参阅其他文献来验证，比如同时代的人搜集的民谚、民间故事、自传、印刷说明书和“诉苦”故事。通过对文本“入乎其内，出乎其外”的阅读，我们就能够弄清楚它们的社会意义。
——引自第十五章历史与人类学（346—3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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