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府文献考论

序

这是今年第二次为郭丽的书写序。前一本书，是她在博士论文基础上修订而成的《唐代教育与文学》。时隔不久，郭丽告诉我，她又一部书《乐府文献考论》要出版，要我再写个序。

这部新著，是郭丽近年研究乐府成果的一个结集。郭丽进入乐府研究领域，有幸得到吴相洲教授的提携和引导。相洲教授的乐府学研究，早已开拓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十一年前，郭丽从我攻读博士学位，毕业前一年，我的另一位博士毕业，恭请相洲教授来津参加博士论文答辩，郭丽是答辩秘书，得以与相洲教授相识。郭丽读博三年，发表了二十篇论文，博士论文六十多万字，很是厚重。非常不巧，那一年停止评选全国优博，郭丽的论文*终获得天津市优秀博士论文。毕业时我想让她留校，但是未果。幸亏相洲教授惜才爱才，为她联系了首都师范大学。也因此，郭丽有幸得到相洲教授的引导，进入乐府学研究领域。后来我知道，相洲教授对郭丽早有观察。他早就注意到了郭丽的论文。2010年中国唐代文学学会年会在南开大学举办，郭丽协助我办会，显示出极强的办事能力，与会的相洲教授又注意到郭丽办事的利索和井井有条。现在想来，郭丽有点因祸得福。人生很多是机缘。我因偶然原因而做《文镜秘府论》研究，是机缘；郭丽做乐府学研究，也是机缘。

应该说，郭丽的学术道路是比较顺利的。硕士师从西北大学李浩教授，从后来的了解知道，李浩教授对郭丽是很赞赏、很满意的。2009年读博从我，作为导师，*的体会是省心。自己选题、自己找材料、自己架构和写作论文。我只是偶尔指点两句。除了临毕业为工作事很操过心，其他事都省心。就连博士毕业时，我正好在台湾东吴大学客座，答辩诸事也没有管过。毕业工作，又进入首都师范大学这样一个很好的学术平台。

但是，从我读博三年，郭丽确实刻苦。好几个假期包括寒假春节都没有回家，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天津市近在咫尺的景点，她都没有去过，全身心扑在学问上。

到首都师范大学工作以后，她要教学，包括本科生、研究生和其他类别学生的教学；要当班主任；要带研究生；要完成学校的其他事务性工作。她是中国唐代文学学会的理事，这理事是真的在理事。中国唐代文学学会作为国家一级学会，每年要参加年检，按规定向*和民政部报送相关材料。郭丽到首都师范大学工作后，这个任务也落到她身上。上级部门对材料的要求很细，政策不断变化，有时一份材料送一次，打回来，再送一次，再打回来，要反复送多次。这都是她的事。她还是中国唐代文学学会会刊《唐代文学研究年鉴》的副主编，负责编辑、组稿和编稿，《年鉴》每年都要出版一辑。她就是在这些事务之余，做她的乐府学研究。

经常听到她说忙，说累。时不时听到又拿了什么项目，发表了什么论文，知道她参与相洲教授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乐府诗集》整理和补编，还负责编纂《乐府续集》（宋辽金元卷）。

我也忙，一些情况不甚留意。但零零星星地知道近年来她承担了两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两项*项目、四项北京市和其他省部级项目，发表了四十余篇论文，其中权威和核心刊物论文二十余篇。三百多万字的《乐府续集》（宋辽金元卷）也已完成，并将于今年出版。算来这部《乐府文献考论》，是她今年要出版的第三部著作。这些信息汇总，我还是很吃惊。她博士毕业到今年，才八年时间，八年时间做这么多事，放在任何人身上，都足以令人吃惊，更何况她是一个纤弱的女孩子！

按说，郭丽这部新著的序，应该请相洲教授来写更合适。如果没有相洲教授的提携和引导，郭丽不太可能走上乐府学研究的道路。相洲教授对乐府学，对郭丽在乐府学上所作的工作更有发言权。但相洲教授*近忙于重大项目结项，我才因此有机会回顾郭丽走过的道路。

对乐府学，我是外行，对郭丽这部乐府学新著，只能根据我研究的体会，说一些感想和认识。

这是中规中矩的研究，从基本的史料入手。郭丽做的《乐府诗集》整理和《乐府续集》，本身就需要做基本的史料工作。看得出，这部《乐府文献考论》，是她上述研究的副产品。《全宋诗》失收乐府诗的补遗，宋代杂歌谣辞辑考，《文苑英华·乐府》和《太平御览·乐部》所见《乐府诗集》未收歌辞，元代少数民族诗人乐府诗辑考，元代杂歌谣辞辑考，《全元诗》失收乐府诗补遗，都是基本的史料工作。这部著作的其他问题，唐代乐府文献考论，唐修《晋书·乐志》抄录《宋书·乐志》说质疑，“词起源于燕乐”说修正，等等，也都是史料考辨。

这项工作所下的工夫，是令人惊讶的。比如查考《文苑英华·乐府》和《太平御览·乐部》所见《乐府诗集》未收歌辞，作者将这两部大书所收乐府歌辞与《乐府诗集》一一比对，其中的工作量不言而喻。相比而言，作者查考《全宋诗》和《全元诗》失收乐府诗的工作量更大。我们知道，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编纂的《全宋诗》，收录诗人八千九百多家，总字数近四千万。2013年出版的《全元诗》，收录近五千位诗人，约十四万首诗作，总字数二千多万。《全宋诗》和《全元诗》问世之后，不断有人辑佚。但辑佚者多是宋诗元诗的专门研究者。郭丽并不专门做宋诗元诗，只是为做《乐府续集》而涉猎，但她却能查考出《全宋诗》和《全元诗》失收的诗作。她从《江湖小集》《江湖后集》等文献中，发现赵鼎臣、赵崇璠、项安世、武衍、刘仙伦、杜6位诗人64首未见于《全宋诗》的乐府诗，其中刘仙伦、杜2人为《全宋诗》未收诗人。从发表于《古籍研究》的原文可以知道，作者对《全宋诗》的补遗多达137首。她是在对《全宋诗》全面补遗的基础上，查考出其中失收的乐府诗。至于《全元诗》，作者则从今人所辑《历代竹枝词》以及元代《双溪醉隐集》《道园遗稿》《道园学古录》《石田文集》《蒲室集》《铁崖古乐府》《铁崖古乐府补》《吴莱集》《倪瓒集》《林登州集》《王忠文集》等文集中，辑出未见《全元诗》著录的19位诗人的61首乐府诗，其中《全元诗》已收诗人10人，未收诗人9人。作者自述，她在《乐府续集·元代卷》中，综核《乐府诗集·新乐府辞》叙论、宋代新乐府辞收录标准及元代乐府实况，制定了元代新乐府辞的收录标准，并根据这些标准确定元代失收乐府诗的归属。可以看出，她是在严格科学界定和规范操作的基础上，做乐府诗的编纂和辑佚查考工作。稍想一下，这个辑佚查考工作，不但需要翻阅总字数分别是近四千万和二千多万字《全宋诗》和《全元诗》，而且要翻阅宋代和元代的大量别集和其他史料。要一篇一篇比对过来，查考过来，这个工作量，工作的细致程度，是可想而知的。

作者善于发现一些新问题。比如，汉代多数乐府诗无主名，建安以后乐府诗创作开始进入有主名时代，诗人创作从此多了一种体裁选择。那么，诗人如何看待这一诗体，怎样写作，为谁写作，是否入乐，就成了一个乐府诗学问题。而诗人写作乐府诗时在固定题名外所加的“拟”“当”“代”“赋”“系”“补”等标记，就成了研究上述问题的重要线索，从这些诗题标记可以看出汉唐乐府诗创作方式的演变。再如，建安诗歌以刚建著称，但魏之三祖作乐府歌辞时为方便入乐有意安排声韵，从而开启了诗歌声律化进程，诗风也就从此走向“绮靡”一路，因而被李白视为“绮丽”诗风的源头，从而发现魏之三祖“宰割辞调”的诗歌史意义。作者善于抓住基本问题，解决基本问题。比如，唐修《晋书·乐志》是否抄录《宋书·乐志》，词起源于燕乐，《柘枝舞》起源，元代“乐府”含义等问题。这些问题，作者在史料清理和严格辨析上都下了功夫。比如，对于唐修《晋书·乐志》是否抄录《宋书·乐志》的问题，作者指出，今本唐修《晋书》以南齐臧荣绪《晋书》为蓝本，其内容在臧著《晋书·乐志》中就已有之，臧荣绪《晋书》在沈约作《宋书》前已经成书。同为《子夜歌》本事，唐修《晋书·乐志》保留字句均与臧著《晋书·乐志》记载完全相同，因此不可能是取沈约《宋书·乐志》删削修饰而成。比如关于“词起源于燕乐”问题，作者一一分析唐代燕乐与宋代燕乐的联系与涵义区别，雅乐、清乐、燕乐之关系，关于燕乐包含民间乐曲的问题，指出“因声度词”的创作方法不是燕乐所独有，繁弦变曲，历代有之，非唐代独有，并未催生出词体。因此，词与音乐关系的表述应该是：唐代音乐活动繁盛，需要诗人写出大量歌词，一些诗人在与艺人近距离接触时根据歌曲实际演唱需要写出了句式长短不一的歌词，于是产生了“曲子词”这一新的诗体。因为在商业演出中这种近距离合作机会更多，所以商家歌者多唱新兴曲调就成了词乐主体。词乐以燕乐为主体是符合实际的，但称“词起源于燕乐”就很不准确了。《柘枝舞》起源，元代“乐府”含义等问题，作者有同样细致的史料清理和严格辨析。

做学问，本来说是坐冷板凳的事。史料的清理、辑佚、考订，尤为枯燥、单调，而又尤其需要细致严谨。郭丽居然都做下来了。这些工作，当然需要经过学界的评价和时间的检验。可能会提出不同看法，可能会在郭丽的基础上有新发现和推进，这都是正常的。但我想，不管怎样，郭丽所做的这些工作，应该是研究乐府学难以绕开的。人们研究乐府，无法绕开宋人郭茂倩的《乐府诗集》，也难以绕开郭丽编纂的《乐府续集》和这部《乐府文献考论》。乐府学看来必然要与二郭结缘！

我忍不住再次惊叹她在八年里所做的大量工作！我没有问过郭丽，以后想做什么。如果要说希望，作为导师，心里是很矛盾的。当然希望自己的学生在学术上更有成就。郭丽这么年轻，就有这么多成绩，顺着做下去，应该会有更大的成就。但确实太累了，人生应该是丰富的，除了学术，还应该有生活。郭丽漂亮、活泼、开朗、能干、办事利索、重情重义，她的人生中，不应该只有学术，还应该有更为丰富的生活内容。

卢盛江
2020年9月20日于南开大学

本书是作者有关乐府学研究成果的辑集。全书分为唐代乐府文献考论、宋代乐府文献考论、辽金元乐府文献考论和附录四部分。作者以考察乐府学文献、厘清乐府学史相关问题为职 事，在清理文献基础上进一步解决乐府学研究中的问题。其中对唐修《晋书•乐志》与《宋书•乐志》关系的定位、对唐代燕射用乐的考察、对“词起源于燕乐”说的修正、对乐府名 篇《凉州》诸问题的讨论、对柘枝舞起源及表演流传的考辩、对类书和总集所见《乐府诗集》失收乐府诗的辑考等等，或发覆探源、或拾遗补阙、或提出问题、或自创新说，详他人所 略，订流行之讹。作者对这些问题的探讨，都建立在扎实的文献考辨基础之上，踏实可信。 略，订流行之讹。作者对乐府学相关问题的探讨，都建立在扎实的文献考辩基础之上，使本书的研究显得踏实可信。

郭丽，女，博士，首都师范大学副教授。长期以来，一直从事与中国古代文学与乐府学研究。唐代文学会理事。有*、北京市等各级科研项目多种。出版有《唐代教育与文学》、 《乐府续集》（宋辽金元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