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王元化

不信东风唤不回（代序）

胡晓明

　　今年是王元化先生的百岁冥诞。时间过得真快，近年来我常常会想念先生家那明亮的客厅、温馨的书房。先生家客厅陈设十分简洁，一幅王遽常“萍洲燕语”的章草下面，坐着永远讨论问题而不知疲倦的先生。书房里铺着厚厚的地毯，安静异常，内有丰富的藏书与*的学术书。我留校以后，不时会接到先生电话，要我帮他查书，或者借书。几乎每个周六，我都会到他家里，帮他整理书籍，陪他散步。先生也常会问到*近在读什么书，有什么好书？先生的思维一直都特别活跃，关心的问题，大凡集中在近代思想与人物、中西文化与艺术的各自传统，也会谈及上海文化圈，先生往往口无遮拦。那时没有微信，但是，先生的客厅就是上海*活跃的一个思想型的朋友圈。先生读了谁谁*近的文章，发了什么意见，过不了多久，就会在上海的学术界流传开来了。他兴趣广泛，精力充沛，历史哲学文学，都有他感兴趣的话题，所以来来往往，拜访他的海内外学人，来自不同领域。置身这样的场合，特别感觉是一种思想的盛宴。在客厅里听过他讲清华园旧事，听过他唱京剧，他略显嘶哑的声音里头，流露着对遥远的童年生活的回忆，又苍老又天真。我陪他去过杭州、台湾，当然，所有美丽的风景都只是一个背景的陪衬，人在风景里游，心却在思想的世界里行走。也见过先生发脾气；见过他谈到母亲的时候，发自肺腑的真情流露。２０世纪９０年代的时候，周末去先生家，经常饭后一起去散步，那时先生走得很远，高安路、衡山路，甚至远至淮海路，谈他*近的写作与思考，也谈往事。有一次聊得兴起，竟带着我去寻访熊十力先生在淮海路上的旧居，一边说着熊先生的故事，还上了楼去敲那个门，却早

已换了人家。华屋山丘，屐迹安在？当时先生对他老师的那种感受，我今天也略能够体会一二了。

在王先生去世十周年纪念笔会上，我首先想到的是先生作为思想型学人的某种特别之处：思想活跃，永远有着讨论不完的问题，永远的不停止，永远的不现成，永远的独立思考，永远抱有怀疑、不确定性与复杂的思考风格。这种风格不同于科学家、不同于现代学院派以学术为职业的风格。先生的友人林同奇有一封信说：“中国知识分子坎坷心路，外国学界很难理解。他们的思想轨迹，实际上是心路轨迹的某种折射，是一种生命形态，绝不同于‘职业思想家’的纯学术探索。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的特色，固有其弊，但也有其利。今有人欲全弃之，完全走西方的专业化道路，我以为可能是一种损失，不仅会造成学术的枯干，而且会造成生命的萎缩。”另一友人墨子刻教授也说过：“在一个充满无数悲剧、政局动荡和人格缺失的社会中，真正的知识分子应该是一个像孔子那样‘忧道’的人，他并不专注于个人理论光环的建立或者只满足于做一个优秀的学者。就像孔子的身体力行那样，他反思社会政治和知识分子的复杂性，而在这点上，我们大多数人总是会不同程度地有着某种洞察力的缺失或个性上的弱点。与这样的人交谈，总是有一种如沐春风的感觉。当这样的人走了之后，我们就会感到永不休止的遗憾，因为这样的机遇不再重来。这样一位学者就是王元化教授（１９２０—２００８）。”

因而，２０１７年我设计先生的学馆时，特别将先生的思想方向与重要问题标列于墙。譬如：有学术的思想，与有思想的学术如何可能？如何在一个科技与功利主导的时代，坚持人的全面发展与个性充分伸展的理想？如何做到以西学为参照，不以西学为标准？在一个真正有生机的文化里，现代价值如何生根？２０世纪的知识人，如何“述往事，思来者”？……*难忘的是，先生临终前不久，特意打电话叫我去他的病房，嘱托要把这一段话写在学馆的门口：

生活在一个道德标准和文化意义渐渐崩解失坠的时代，他们通常喜新而不厌旧，既召唤着变化的精魂，又时时流露出对旧日的好东西的一分留恋。他们对文化、对思想的事物十分敏感，对于经验世界和现实政治的事务却往往不太在意，也缺乏能力；所以沉思的心灵生活其实才是他们*为珍视的，时时会从喧嚣、纷扰的世俗中回返思想宁静的家园。所以，他们是那种为思想、为观念而生的

人，而不是靠观念谋生的人。

他正是这样的人。他在*后的生命时刻，留下嘱咐，放弃抢救，不作无益的

插管延续，正是为思想而生，也为思想而死。我们今天与他对话，首先是要从一种不停止、不安分、不现成、不枯干、不萎缩、不苟活的怀疑精神、探索精神、独立思考精神来理解他，跟着他的精神再往前走。只有这样，才不会把先生讲“小”了。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有一个很好的思路是“接着讲”。接着先生没有完成的课题，还有太多的路要走。譬如先生生前*关注的一个问题，是中国学术思想如何继承“五四”，而又走出“五四”的套套，活古化今，继往开新。直到今天，这依然是一个艰巨的任务。我们依然面临着如何突破１９世纪的知识体系强加在中国文化传统上的框框，如何重建中国学术话语体系这一重大的时代选择。在十周年纪念的栏目里，我们选取了近３０年来中国文论领域既具突破性，同时又具建设性，也*能体现先生走出“五四”套套的一个论域，即中国文体论，这个方面的代表人物吴承学教授——他的一篇很有分量的论文，有力地证明了只有走出“五四”的套套，才能走出一条新路。关于承学教授*近的新著《中国古代文体学之发生》如何创出一条新路，我有一篇长书评，刊于*近一期的《古代文学理论研究》丛刊，此不赘言。另外一组笔谈，一篇是我参加２０１９年在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举办的“百年五四暨王元化先生思想”研讨会上的讲辞；其他两篇，即周兴陆教授与刘锋杰教授，分别从古代文论与现代文论不同学科，围绕着中国传统文学思想中文道关系的思考，从一个具体的角度，建设性地展开了先生的后“五四”思考。周锡山教授的笔谈，从反对以西学坐标衡量中国文化和中国文艺理论、骈体文、文言文的艺术水平、儒道与佛学对文艺理论的贡献以及金圣叹和王国维的评论等几个方面对先生的文艺理论作更进一步阐释。关于“建立中国特色的文论话语体系”，关于如何继承“五四”又超越“五四”，这是同一篇大文章，甚盼学界同仁不放弃不停止，不干枯不萎缩，发扬独立之思想，勇探学术之新境，真正将王元化先生的学思传统，接着讲下去。

理解如何可能？

———读陈寅恪札记（一）

　　小引：元化师在前年秋天，忽发大愿，要将陈寅恪先生的著作全部

再读一过，做成一种读书札记。他约我做助手，充任谈话笔录与资料检

索的工作。他已经读过《柳如是别传》等，而且在书上作了一些批注。

但是这事终未完成，主要是因为陈著牵涉的学术史文献过于庞杂曲折，

而我与先生的时间，都不容充分分析与从容讲论。虽然这已成为了永

远的遗憾，但元化师晚岁对中国现代*重要的学者陈寅恪先生的致敬，

以及他读书思考愿心发力之强，现代学术文化伟大心灵的相通，仍可见

一斑。这里是未经先生校正的文本，哲人其萎，片石可珍。发表以作

纪念。

讲陈寅恪的书比较难，他的书比较含蓄、蕴藉，需要咀嚼，如果匆忙去读，很难得到真正的含义。一般来说，那些中国古代学术根底很深、而且有他自己独到见解的，都是这一类的书。

陈寅恪在《金明馆丛稿二编·王静安先生遗书序》一文中指出，世人对王静安的身世，往往不能理解，甚至有人把他说得很龌龊。但其实像王国维这种“志士仁人”的“憔悴忧伤”是普通人难以理解的——这种悲伤不是由一种简单的、一时一事的小问题所引起的，而是一种超越了一时一事的大痛苦和大悲伤，且往往由世间之大灾难所引发，在心中郁结成难以排遣之块垒，故其“意念”必然非那些与其同时间、同地域之世人可以共喻的。所以读其书时要古今神理相接、要理解他的奇哀遗恨。而读王国维、陈寅恪的书都要用心去印证，而不是靠一些浅薄的知识可以参透的——这也是读王国维书之难的一些个人体会。

陈寅恪是史学家，又是思想家。近世以来有很深刻的思想的大家并不多。有些人以博闻强记而闻名，有些人则以观念新奇来制胜。但真正的学问倚靠的仍然是深刻的思想，陈寅恪在这方面俨然是很有建树的。就比如关于历史的看法问题。他在《读吴其昌撰梁启超传书后》一文中说，吴其昌当时所撰之文字，乃出于梁启超戊戌政变之后个人情感上的一时愤激，故其言“非尽实录”。从中我们可以见出陈寅恪对于历史的一种看法：历史是不可以被一时的情感所左右的。历史的要求是真实。这于现在有些人所要求的“激情”的态度是显然不同的。

我们对历史的研究似乎总想要找出事物发展的规律性，找出那么一种原则、规律或看法，使其能“放之四海而皆准”。陈寅恪很强调“理性”，也就是所谓“柏拉图”式的理性。但他要求的这种“理性”并非什么“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原则、规律或看法，而是一种文化的、精神的东西。然这种“理性”究竟指的是什么，陈寅恪在其书稿中并没有明确清晰的定义，需要我们慢慢琢磨。

在陈寅恪的历史叙述中，并没有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世性的原则存在。这在他对“以自身之事能否印证古事”这一历史研究方法的运用上可以管窥出一些端倪来。一方面，陈寅恪认为今人生活的切身感受是的确可以与古人的感受相互印证的。他在《陈述辽史补注序》中说自己曾读李心传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寅恪侨寓香港，值太平洋之战，扶疾入国，归正首丘。……回忆前在绝岛，苍黄逃死之际，取一巾箱坊本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抱持诵读。其汴京围困屈降诸卷，所述人事利害之回环，国论是非之纷错，殆极世态诡变之至奇。然其中颇复有不甚可解者，乃取当日身历目睹之事，以相印证，则忽豁然心通意会。平生读史凡四十年，从无似此亲切有味之快感，而死亡饥饿之苦，遂亦置诸度量之外矣。”他认为书中所描绘、记载的许多事都是不可理解，十分诡异的。而当时，他本人正身处“绝岛”（指日本人发动太平洋战争期间的香港），随时随地都面临着死亡的威胁，而那些他自身所“身临目睹”的事，竟然与书中的历史叙述相互得以一一印证，于是书上那些事忽然间便完全明白了过来。从而感慨自己治史四十余年，从未能有过像当时那样的亲切有味之快感，甚至连死亡、饥饿都置之身外，而成为了一种极大的享受和快乐。这便是以今人之切身感受印证古事的一个例子。

但在另一篇同样是“以今印古”的文章中，陈寅恪的意见却完全不同。收入《金明馆丛稿初编》中的《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一文，说到梁启超所论关于陶渊明辞官归田的原因，“只是看不过当日仕途的混浊，不屑与那些热官为伍。当时士大夫浮华奔竞，廉耻扫地，是渊明*痛心的事”，而主观原因则是维护自己高洁的人格，“他纵然没有力量移风易俗，起码也不肯同流合污”。陈寅恪不同意这样单纯的道德批评观点，认为：

斯则任公先生取己身之思想经历，以解释古人之志尚行动，故按诸渊明所生之时代，所出之家世，所遗传之旧教，所发明之新说，皆所难通。自不足据之以

疑沈休文之实录也。

在这里他又明确指出用今人的思想经历去印证陶渊明的思想经历，是断然行不通的。

在同一个问题上面，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不同见解呢？原因是陈寅恪并没有把“以今印古”———也就是用自己切身的经验感受去推考古人——当作一个普遍的原则。假如把这种方法当作今人所喜欢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规则来使用的话，其结果便是看人论事都带来极大的问题。因为世间哪有这种普世性的规则呢？当各种因素都机缘凑巧的时候，或许此法尚可一用，正如《陈述辽史补注序》中的那个例子；但更多的时候，历史更是一盘多种力量错综复杂地纽结在一起、变化多端的棋局，而每个读史人的“今”，也都不一样。这两方面变化与差异如此之大，是否能够这样“以今印古”，还有待具体情况的考证。因此陈寅恪看待历史乃是注重其特殊性，具体问题作具体分析，而不是用一个所谓的普遍的公理去框架它、推导它。

3、所附1978-2020年王元化研究资料目录索引，为王元化研究提供了便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