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不尽的经典(精)/大家读大家

大家来读书（序）

世界文学之流浩荡，而我们却只能取其一瓢一勺。即便如此，攫取主流还是支流？浪花还是深水？用瓢还是用勺？诸如此类，又不是三言两语可以说得清道得明的。

本丛书由丁帆和王尧两位朋友发起，邀约了外国文学文化研究的十位代表性学者。这些学者对各自关心的经典作家作品进行富有个性的释读，以期为同行和读者提供可资参考的视角和方法、立场和观点。本人有幸忝列其中，自然感慨良多，在此不妨从实招来，择要交代一二。

首先，语言文学原本是人文的基础，犹如数理之于工科理科；然而，近二三十年来，文学的地位一落千丈。这固然有历史的原因，譬如资本的作用、市场的因素、微信的普及、人心的躁动，等等。曾经作为触角替思想解放、改革开放（在国外何尝不是这样？）探路的文学，其激荡的思想、碰撞的火花在时代洪流中逐渐暗淡，褪却了敏感和锐利，以至于“返老还童”为“稗官野史”“街谈巷议”，甚或哼哼唧唧和面壁虚设。伟大的文学似乎正在离我们远去。当然，这不能怪世道人心。文学本就是世道人心*重要的组成部分和表现方式；而且“人心很古”，这是鲁迅先生诸多重要判断中的一个，我认为非常精辟。再则，在任何时代，伟大的文学都是凤毛麟角。无论是文艺复兴运动时期或19世纪的西方，还是我国的唐宋元明清，大多数文学作品都会被历史的尘埃所湮没，唯有极少数得以幸免。而幸免于难的原因要归功于学院派（哪怕是广义学院派）的发现和守护，以便完成和持续其经典化过程。然而，随着大众媒体的衍生，尤其是多媒体时代的来临，学院派越来越无能为力。我这里之所以要强调语言文学，就是因为它正在被资本，甚至图像化和快餐化引向歧途。

其次，学术界的立场似乎也已悄然裂变。不少同仁开始有意无意地抛弃文学这个偏正结构的“大学之道”，既不明明德，也不亲民，更不用说止于至善。一定程度上，乃至很大范围内，批评成了毫无标准的自说自话、哗众取宠、谩骂撒泼。于是，伟大的传统——马克思主义被轻易忽略。曾几何时，马克思用他的伟大发现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但是他老人家并不因为资本主义是其中的必然环节而放弃对它的批判。这就是立场。立场使然，马克思早在资本完成国家垄断和国际垄断之前，就已为大多数人而对它口诛笔伐。这正是马克思褒奖巴尔扎克和狄更斯等批判现实主义作家的重要因由。同时，从方法论的角度，恩格斯对欧洲工人作家展开了善意的批评，认为巴尔扎克式现实主义的胜利多少蕴涵着对世俗、时流的明确悖反。尽管巴尔扎克的立场是保守的，但恩格斯却从方法论的角度使他成了无产阶级的“同谋”。这便是文学的奇妙。方法有时也可以“改变”立场。这时，方法也便获得了一定的独立性。在致哈克奈斯的信中，恩格斯说：“我决不是责备您没有写出一部直截了当的社会主义的小说，一部像我们德国人所说的‘倾向小说’，来鼓吹作者的社会观点和政治观点。我的意思决不是这样。作者的见解愈隐蔽，对艺术作品来说就愈好。我所指的现实主义甚至可以违背作者的见解而表露出来。让我举一个例子。巴尔扎克，我认为他是比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一切左拉都要伟大得多的现实主义大师。”由是，恩格斯借马克思的“莎士比亚化”和“席勒式”之说来提醒工人作家。

再次，目前盛行的学术评价体系正欲使文学批评家成为“文本”至上的“纯粹”工匠。量化和所谓的核刊以某种标准化生产机制为导向，将批评引向千篇一律、千人一面的劳作。于是，一本正经的钻牛角尖和煞有介事的言不由衷，或者模块写作、理论套用，为做文章而做文章的现象充斥学苑。批评和创作分道扬镳，其中的作用和反作用形成恶性循环。尤其是在网络领域，批评的缺位使创作主体益发信马由缰、肆无忌惮。

说到这里，我想一个更大的恶性循环正在或已然出现，它便是读者的疏虞。文学本身的问题使读者渐行渐远。面对商家的吆喝，读者早已无所适从。于是，浅阅读盛行、微阅读成瘾。经典的边际被空前地模糊。我们这个发明了书的民族，终于使阅读成了一个问题。呜呼哀哉！这对谁有利呢？也许还是资本。

以上固然只是当今纷繁文学的一个面向，而且是本人的一孔之见，不能涵盖文学的复杂性；但文学作为资本附庸的狰狞面相已经凸现，我们不能闭目塞听，更不能自欺欺人。伟大的作家孤寥寂寞。快快向他们靠拢吧！从这里出发，从现在开始……

是为序。

后记——经典的逻辑

人不能事事躬亲、处处躬亲，但文学经典的多姿多彩赋予我们无数“亲历”的可能。我们在《红楼梦》中与贾宝玉、林黛玉同呼吸；我们自然也可以在《堂吉诃德》中同人物同悲欢、共命运。都说每一部经典是一束精神之光，而每一部文学经典不仅是精神之光，并且还是细致入微的情愫和活法：让人感同身受的鲜灵生命。因此，我不需要长生不死。文学已经让我活了上万年。

文学经典所提供的正是荀子所说的“以近知远，以一知万”的见微知著，同时也是孔子所说的“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或者后人所谓的“陶、熔、诱、掖”“熏、浸、刺、提”，等等。然而，关于经典的一系列问题由于时代的变迁而被不断重提。比如，何为经典，经典是必然的还是偶然的，经典是历史的还是现时的，是世界的还是民族的，经典在认知方式、价值判断、审美取向方面有何共性，经典与时代社会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关系何如，诸如此类的问题都还是常说常新，甚至悬而未决的。

说到经典重读或重估，自然会让人想到自然科学中的显学——过程学。是的，在自然科学的众多现代学科中有一门过程学。在各种过程研究中，有一种新兴技术叫生物过程技术, 它的任务是用自然科学的*成就，对生物有机体进行不同层次的定向研究，以求人工控制和操作生命过程，兼而塑造新的物种、新的生命。文学研究、经典赏析很大程度上也是一种过程学。从作家的创作过程到读者的接受过程，而作品则是其*为重要的介质或对象。问题是生物有机体虽活犹死，盖因细胞的每一次裂变即意味着一次死亡；而文学作品却往往虽死犹活，因为莎士比亚是“说不尽”的，“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

换言之，文学经典的产生往往建立在对以往经典的传承、翻新，乃至反动（或几者兼有之）的基础之上。传承和翻新不必说；但奇怪的是，即使反动，也每每无损以往作品的生命力，反而能使它们获得某种新生。这就使得文学不仅迥异于科学或者自然造物和社会存在的原因。它更像它的近亲——历史书写。套用阿瑞提的话说，如果没有哥伦布，迟早会有人发现美洲；如果伽利略没有发现太阳黑子，也总会有人发现。然而，历史可以重写，也不断被重写，用克罗齐的话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同样，如果没有莎士比亚，也许会有人来创作《哈姆雷特》。有了《哈姆雷特》，也会有人来重写它。但它们肯定不是莎士比亚的这一个哈姆雷特。所谓文史不分家，其奥妙也许就在于斯。无论历史还是文学经典，即使有人重写，他们缘何不仅无损于原著的光辉，反而每每使它获得重生，甚至更加辉煌灿烂呢？这自然是由文史创作的特殊性所决定的；尤其是文学，盖因文学是加法，是并存，是无数“这一个”之和。马克思关于古希腊神话的“童年说”和“武库说”众所周知。同时，文学是各民族的认知、价值、情感、审美和语言等诸多因素的综合体现。因此，文学既是民族文化及民族向心力、认同感的重要基础，也是使之立于世界之林而不轻易被同化的鲜活基因，是一国一族集体无意识*坚韧、*深层，同时也*鲜活的存在。也就是说，大到世界观，小到生活习俗，文学在各民族文化中起到了染色体的功用。独特的染色体保证了各民族在共通或相似的物质文明进程中保持着不断变化却又不可湮没的个性。唯其如此，世界文学和文化生态才丰富多彩，也才需要东西南北的相互交流和借鉴。同时，古今中外，文学终究是一时一地世道人心的艺术呈现，建立在无数个人活法、想法和写法基础之上，并潜移默化、润物无声地表达与传递、塑造与擢升着各民族活的灵魂。这正是文学不可或缺、无可取代的永久价值、恒久魅力之所在。

于是，文学犹如生活本身，是一篇亘古而来、今犹未竟的大文章。

此外，较之于创作，文学研究则更具有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属性，因而更取决于生产力和社会形态、社会发展水平。这也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之一。如是，我国现代意义上的文学研究起步较晚，外国文学研究更是如此；因此，我们仍然只是筚路蓝缕、木铎启程。

与此同时，“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在全球化背景下，市场经济决定了世道人心，文学正在模糊界限，心灵鸡汤泛滥成灾，而经典却成了聊作谈资的无用之用。

当然，读书人的欢愉不是一般二般的人可以体察的。就像鞋子是否合适只有脚才知道，读书的感动也只有读书人自己明白。因此，当丁帆兄和王尧兄嘱我邀约十位同行参与这个文丛时，我就欣然应承了。

但是，甫一动手，就遇到了难题。首先是周遭同仁都忙于拿项目、挣工分，逗人读书、与人争鸣之类的物事已然罕有闲暇顾及了；其次是丁王二位仁兄强调深入浅出、言之有味、言之有物，既不要钻牛角尖式的博士论文，也不能是纵横捭阖、汪洋姿肆的自说自话自娱自乐。

好在我们谈论的都是大家、经典，而大家、经典是往往没有定评，且又分明自成逻辑。

于是，顺着他们或它们的逻辑，攫取生平阅读之一粟一瓢加以编纂、回味和推演，也便有了这本小书；唯愿其中点滴的感动和欢愉可供分享、可资商榷。

适逢人们“剁手”狂购经典之外的几乎一切物品。

2017年11月11日于北京

人的一生经历有限，但文学经典的多姿多彩赋予人们无数“亲历”的可能——童年的神话、少年的史诗、青年的戏剧、中年的小说、老年的传记。沿此逻辑，陈众议先生精选了他阅读里程中的一个个站点，从中国古代经典四大名著、《聊斋志异》到现代的莫言、贾平凹、格非；从西班牙的塞万提斯到南美的马尔克斯、博尔赫斯、略萨。本书既是作者本人对文学经典阅读的回味与推演，亦是作者与读者分享关于阅读的感动和欢愉。

于文学经典的大江大河中取一瓢饮，细细品味一点一滴的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