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厄的终结

潘卡吉·米什拉（PankajMishra）

思想家、评论家，1969年生于印度，现居伦敦。

长期关注东西方文化冲突与后殖民问题，为《纽约书评》《纽约时报》《卫报》等媒体撰写多篇评论，以雄辩的文风和犀利的观点著称，被《经济学人》誉为“萨义德的继承者”，被《外交政策》评为“全/球百大思想家”之一，2008年成为英国皇家文学学会成员。

作品获多种奖项，《从帝国废墟中崛起》获莱比锡欧洲理解图书奖和温德姆·坎贝尔奖，《愤怒年代》入围奥威尔奖。《苦厄的终结》是他的首部简体中文版作品。

序曲

“佛教”的发明

佛陀的世界

上帝已死

通往中道的漫长之旅

心的科学

转动达摩之轮

眼中的微尘

寻找自我

火诫

精神的政治

帝国与民族

西方的佛法

克服虚无主义

圆寂之旅

无常

印度在过去四分之一个世纪里实现迅猛发展，但在这腾飞的新世界中，大多数印度人找不到自己所属的位置。

在这样一片大陆上，潘卡吉·米什拉开始了一段长达十年的旅程。他从喜马拉雅山麓的村庄出发，拜访不再辉煌的佛陀诞生地蓝毗尼；前往商贸大厦与露天排水沟并存的德里，倾听青年对佛教等古老思想的不满；在暴乱不断的克什米尔，遇见一个个只能在封闭阴冷的房间中泄愤和哭泣的异见者；最后回到喜马拉雅山麓的村舍，在这个充满暴力又困惑丛生的世界中，重新书写佛陀。

沿着佛陀的思想轨迹，米什拉行走在东方智慧与西方哲学之间，用思考连接现实和历史，在佛陀教诲中寻找终结苦厄的可能性。

我家的经历可以说与维诺德家的情况非常相似，只是我家较为窘迫，而且更早遭遇变故。我的父亲生于20世纪30年代中期印度西北部与尼泊尔接壤的一个小村庄。我们家族是婆罗门，在过去某段时间，世代都有人担任祭司；不过，在至少一个世纪以来，他们都是农民和小地主，生活相对富裕，但都胸无大志，只将钱财投入房产和珠宝，或赞助一两座寺庙。除此之外，他们完全被极其繁重的日常劳作吞没。按照尼采的说法，他们充其量也就是拥有某种“奴隶的喜悦，既无须对任何事情的后果负责，也不认为过去和未来竟有任何事要比当下更值得珍惜”。

当时的印度处于殖民统治之下，但在我父亲的村子里，并不容易看到这一点。法院、警署、税务局等英国殖民统治的机构，都在距离村子最近的一个小镇上，到那里去要坐牛车走好几个小时的土路。我父亲小时候从未见过一个英国人，也很少出过村子，后来他不得不努力去想象一个名为印度的大国，它一度遭到西方白人的奴役，而后一些伟大的印度民族主义者使它获得了解放。

等到父亲对印度有所了解的时候，印度已经摆脱殖民统治，但他的家族已经变得一贫如洗。令维诺德赞许的、西方世界用以组织人类社会的理性，已开始发挥功效，塑造着他的未来。

远在新德里的一部分印度人，在取代英国殖民者，宣告自己的民主主义、社会主义和世俗主义的信仰之后，便开始对付大地主。大多数的后殖民主义者都有意识地将18世纪的法国革命者奉为效仿的典范，誓要扫除一切被他们称为封建主义的迹象。和欧洲大部分地区一样，土地所有权的变革开启了印度现代化的进程：凡个人有效经营的耕地，都将用于产生工业化的资本；部分农业人口必须迁入城市，在市内的工厂和办公室工作。

因此，有一天，一名来自附近镇上的官员，带着一个线团和独立印度的新奇的文具用品，造访了我父亲的村庄。他用这些东西丈量和记录了我父亲家的农田，然后将它们分给了村里的其他几家农户。

我父亲被迫离开了原本就一贫如洗的家，在勒克瑙开始了崭新的城市生活。在那里，他的家庭所享有的一切优势，都不再有价值。他还发现，连接种姓与社会的纽带已不再是身份与安全的来源；相反，它们已成为落后的标识。

数以百万计的人有过这样的经历：被迫离开自己的原生环境，流落到陌生的异乡，赤手空拳地置身于自由和痛苦之中——佛陀对此早有探讨，维诺德也提及过。但是，每个人仍要独自承受这样的认知：维系旧日种姓制度与社会阶层的支柱已不复存在，作为一个独立个体的意识，既带来自由，也带来痛苦。

贫穷，这一简单的事实，或许冲淡了我父亲更为切身的一些生存焦虑，既限制也明确了他的选择：必须去西式学府接受高等教育，如医学和工程院校。在那里，成千上万像他这样的年轻人拿到了学位，并准备好投身于新近独立的印度屈指可数的工作岗位。如果他失败了，就意味着要回归一穷二白的乡村生活；一旦成功，他便可以获得和享受诸多事物—电扇、自来水，甚至平房、仆从和汽车—也就是英国人从前在此地享有过的物质生活。

新世界的来临让父亲震惊不已，一切都受到管控：从清晨街道清洁工的到来，到嘈杂的庞大火车站。一列列蒸汽火车又从那里启程，驶过河流、湖泊和峡谷，穿越广袤的旷野，以及星罗棋布的小城和聚落，最终抵达难以想象的大型官僚和金融都市——孟买和德里。

所有这一切都发生在上个世纪；与此同时，我父亲的祖辈还在耕耘着自家的土地，期盼着丰沛的季风雨。然而，这样的变化并非无章可循，其背后似乎暗含着一种意愿和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