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鸽

“这一个”杜斌

——关于杜斌及其创作的一些梳理

杜学文

在文学界，杜斌是一个很独特的现象。这种独特，至少有这样几个方面。

首先是他的创作经历非常独特。杜斌开始创作是上世纪七十年代初，至今已近半个世纪。从他出道的时间来看，大致与后来崛起的“晋军”一代差不多。那时，杜斌也就是不到二十岁的样子，青春年少，风华正茂。他热爱文学，并选择了文学，也表现出比较好的势头。即使是今天，了解他的人对他那一时期的创作也多有好评。很多人以为一个被人看好的作家将要出现。但是，杜斌就是与一般的人不一样，在人们看好的时候，他突然离开了文学，转战商场，那时大约是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初期。这之后，他具体做了些什么，经历了什么，并不是三言两语能说清的。事实上就我个人而言也所知不详。但大致来说，总是有些风生水起的样子，也经历了跌宕起伏。许多人，可能会一边做些其他的事情，一边还坚持着创作。而杜斌则表现出一种对文学的疏离。很少或者说几乎看不到他还写什么。不过，这也不能说他完全离开了文学。文学之火或隐或显地在他的内心燃烧。从商的经历也为他之后的创作积累了丰富的生活素材、深厚的情感体验，以及对人生、社会的思考。很难说他是什么时候又拿起了笔。大约在距今十年的时候，人们又看到了杜斌的小说。这些小说带着生活的鲜活与粗粝，风尘仆仆又大大咧咧地进入我们的视野，为我们提供了许多不一样的东西。毫无疑问，杜斌再次引起更广范围的关注。这时的杜斌已近耳顺之年。很多人以为他是一位新手，事实上他却是一位故旧。在这样的年龄段，有的人早已才思枯竭，而杜斌却依然风风火火。他有些莽莽撞撞，似乎又胸有成竹地回到了陌生而又熟悉的文坛，且一发而不可收。他陆续发表了一系列中长短篇小说，还有作品集与长篇小说出版。一些作品获得了这样那样的奖项，并被权威选刊选载，表现出极其旺盛的创作活力。粗略地梳理，杜斌这些年先后获得过的奖项有赵树理文学奖、《长篇小说选刊》第三届长篇小说年度金榜（2018年）特别推荐荣誉、2019年度《小说选刊》奖等重要奖项。

尽管我们并不能仅仅以获奖来判定一个人的创作成就，但获奖无疑是一种关注、肯定。这至少说明，今天的文学仍然具有开放包容的精神，能够容纳不同风格、题材与类型的作品；回归文学的作家杜斌，仍然具有充沛的创作活力。事实上，杜斌并没有因为获奖而放慢了自己的脚步。他深知文学是一个毫无止境的领域，执着地坚持着自己的探索，不断地发表作品。2020年，他出版了一部中短篇小说集《天眼》，现在又将有两部中篇小说集《风烈》与《天鸽》面世。据说还有其他的书将要出版。这也可以看出杜斌在文学的道路上不依不舍的状态。而我们要讨论的是他在文学表达上与众不同的“这一个”。

这种不同主要表现在他与目前流行的创作理念之间有着非常明显的差异。首先是其结构方式，仍然坚守着以故事为中心的叙述形态。也许人们会感到这是一种比较传统的方式。但传统的未必就是落后的，甚或可能就是现代的。关键是它出现在什么样的背景中，将交给读者什么样的阅读体验。如果这样的小说仍然能够吸引读者，给读者带来审美愉悦，其价值就不能否定。如果读者在其中感受到的是陈词滥调、过往云烟，那就应该调整改变。在杜斌的小说中，我们非常讶异地感受到了今天已经极为稀少的由情节发展带来的新鲜感。它总是能够调动起读者读下去、了解事件结果是什么的强烈愿望。这种阅读效果在普遍漠视情节的背景中尤为难得。起码可以证明叙述作为小说的一种基本特征仍然葆有活力。在杜斌的小说中，我们基本上难以预测事件的发展趋向。他交给我们的多是一些不可预料的“意外”。这些“意外”既在情理之中，又在预料之外；既符合情节发展的逻辑，又没有陷入惯常的套路。这也可以看出，杜斌的想象力的确是非同一般。

其次是其描写方式，仍然表现出“客观呈现”的形态。传统小说的描写总体来看比较简略，也不注重对客观景物、内心世界及人的感受的表达。而现代小说却不同，在描写方面得到了极大的强化，且非常注重对人的内在世界的表现。其描写更多的是一种“主观呈现”。应该说，杜斌的小说还是比较注重描写的。但这只是他丰富叙述功能的手段。如他对外在景观的描写，对某种知识性事物的描写等。尤为突出的是他非常善于对人物的行为进行描写。这种描写不仅具有情节性意义，也具有营造意境的功能。如《清明吟》中对主人公返回故乡之后所见村庄现状的描写，折射出农村发生的变化。在《天鸽》中，杜斌描写了三个各怀目的、各使手段的竞标者遭遇“天鸽”台风时救人与自救的情景，可以说既具体生动，又想象奇特，是非常少见的行为性描写。这种描写带有强烈的象征意味，并不仅仅满足完成情节的叙述。但总体来看，杜斌的描写仍然是一种客观呈现。他主要不是描写人物主观感受到的事物，而是描写人物外在行为引发的效能；是作家对客观存在的描写，而不是对人物主观存在的描写。

最后其人物塑造方式，仍然强调外在行为的刻画。就是说，服从于叙述的需要，作家注重的是描写人物的行动。这与现代小说对人物的描写有明显的区别。现代小说并不是不注重对人物的塑造，而是不注重人物外在的、社会行为的刻画。在很多情况下，我们可能并不知道这一人物是谁，他有什么特点、身份、经历等。我们常常感到人物形象是模糊的。但是，人物内心世界的丰富性在现代小说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或者我们也可以不太准确地说，现代小说对人物的塑造主要关注的是人物的内在世界。显然，杜斌的小说与此不同。他的人物是清晰的，人物的身份、经历、年龄、社会关系，以及其性格特点等均要体现出来。这些人物是具体的社会环境中的人物。他们的社会行为是作家关注的焦点。这些行为不仅对塑造人物有意义，对情节的发展同样意义重大。他们的行为不仅透露出人物的价值选择，也将影响或者说决定情节的发展。

正因为这诸种不同，使杜斌显得独具一格。如果简单地说他属于“过去状态”，似乎还不能成立。在他的小说中显然十分突出地显现出某种“现代性”。主要是对现代化进程中人性意义的深切关注。这是一个人们不得不面对的现实课题，带有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实际上，杜斌远离文学的那些时光所经历的生活为他的创作奠定了丰厚的基础。他在商海中摸爬滚打，经历颇丰，感受甚深。这不仅为他的创作提供了素材、情节与人物，也使他对现实生活有了更多更具体与更深入的思考。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的改革逐步深化。社会结构、思想观念、行为方式，乃至于伦理关系与道德准则都在发生着重大变化。现代化，正如一列轰轰隆隆地前行的列车，无可阻挡、风驰电掣。身处这样的历史时刻，作为一个“亲临者”而不是“观察者”，杜斌收获了一般写作者不容易接触的东西。这些东西经过作家的体验思考、咀嚼提炼，终于转化为创作的种子，将要在这丰厚的土地上开花结果。

在中国社会大变革的时刻，作家拥有了不一般的生命体验。杜斌的小说表现了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由社会转型与变革给人带来的阵痛、探求，以及希望。他极为具体生动地描写了那些被资本与金钱扭曲了的人的行为，以及他们内心仍然存在的良知。他似乎想通过这些鲜活的人物之所作所为提出自己关于生命意义的某种理想形态。他对那些几乎可以说是疯狂的拜金现象予以否定，并召唤人们回归正常的社会伦理与生活方式。他毫不怜惜地撕开展示了金钱的丑态，以及与之相应的人性的扭曲，又充满希望地告诉人们，如何寻找真实的拥有未来的生活。在《碑上刻什么就等你来定》中，他仍然描写了在剧烈的社会变革中一段充满纯情与诗意的情感；在《清明吟》中，他对那些在社会转型中遗失了生存之根的人们充满了同情，并期望通过对这样的人生经历的表现来唤醒失去家园的人们，使他们能够在迷茫中找到新的归属；在《风烈》中，他描写了被利益扭曲的灵魂疯狂之后的消亡，希望能够对人们的价值选择有所警示，等等。总之，他的小说带着生活的粗粝与质感，锋芒毕露，熠熠闪光，极尽其致。他对现实生活的介入显现出非常突出与鲜明的个人风格。也许，更多的作品正在等待着我们。文学，对斑斓多姿的生活仍然葆有充分的表达能力。从这点来看，杜斌确实具有了“这一个”的某种极为鲜明的特殊性。

《天鸽》收录了杜斌以珠海为地域背景创作的四部中篇小说：《天鸽》《报春图》《白额黄金猪》《赶浪，赶浪》。作品以关注商海浪潮、职业人群为主线。

小说《天鸽》描写了三位民企老板在你死我活的商战竞争中，为争夺工程各显其能，彼此之间黑客、监视无所不用。空前猛烈的台风“天鸽”肆虐时，三人遇险，生命危在旦夕之际，三人放下所有算计与嫌隙，在救人与自救中展现出人性的温暖与光芒。

《赶浪，赶浪》中，作者将主人公谢小飒置于风云激荡的商海中，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谢小飒隐秘的“私人经验”又具有社会和文化的属性，也是作为个体的女性在面对当下现实时的命运与处境。

《报春图》《白额黄金猪》，描写商海浮沉中金钱对人性的某种严重扭曲与异化，表现了社会转型与变革给人带来的阵痛、探求，以及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