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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罗科菲耶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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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嘉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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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英]大卫·古特曼

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

ISBN9787214261922

出版时间2021-12

装帧精装

开本其他

定价68元

货号31346602

上书时间2024-1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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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品详情   

品相描述:全新
商品描述
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大卫·古特曼,毕业于剑桥圣约翰学院现代史专业,专事研究苏联政治和文化,特别侧重于20世纪的俄罗斯音乐。毕业后,继续在这一领域从事研究,同时在伦敦大学韦斯特菲尔德学院担任图书管理员。作为《布里奥》和《图书与书商》的撰稿人,大卫·古特曼写过各种各样的文章,如关于蒂佩、梅西安和约翰·列侬的。另外,他与伊丽莎白·汤姆森一起编辑了《列侬伴侣》和《迪伦伴侣》两本书。

目录
致  谢                     001
第一章    俄国序曲         001
第二章    浪子出走         031
第三章    梦想飞舞         063
第四章    赌徒             119
第五章    远洋             167
第六章    城里的丑角       209
第七章    浪子回头金不换   249
第八章    斯大林万岁       301
第九章    战争与和平       355
第十章    垂暮之年         395
附 录                      445
参考文献                   475

内容摘要
本书中引用了大量史料,还原了普罗科菲耶夫的生活经历、音乐创作及时代背景,尤其是书中收录了大量珍贵的历史图片,全方位展示了普罗科菲耶夫的音乐作品及传奇一生。普罗科菲耶夫的作品和苏联历史有着密切的联系。他在苏维埃政权建立不久后便远赴美国,开启了十余年旅居海外的创作生涯,后又在斯大林政权的巅峰时期从巴黎回到莫斯科,在苏联政府的委托和干预下创作音乐作品。巧合的是,他与斯大林同一天逝世。普罗科菲耶夫是苏联著名作曲家,终其一生创作了百余部音乐作品。他的音乐体裁广泛,风格独树一帜,在20世纪音乐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精彩内容
 1936年5月15日,普罗科菲耶夫携家人抵达莫斯科,回归祖国的怀抱。至少在当时,他对祖国的新生活是满意的。
鲍里斯·阿萨菲耶夫曾评论道:他生命的最后20年虽在“祖国”度过,却并非毫无波澜——他经历过失败,体味过失望,遭受过不留情面且毫无理由的批评。与此同时,他也受到了热情的接待和真诚的仰慕,置身于故土和人民之间,沐浴在本国语言和传统之中,他的灵感喷涌而出。在这里,他的音乐形成了宽广的抒情性风格
,人文主义情怀进一步加深,他与听众之间建立了新的沟通纽带。
据伊利亚·爱伦堡(IlyaEhrenburg)回忆,普罗科菲耶夫在经历可怕的政治迫害时极其沮丧,但他的态度却始终如一
:“今天,人们必须得工作。工作是唯一的任务,是唯一的救赎。”普罗科菲耶夫的回归,是苏联音乐发展史上的里程碑事件。俄国无产阶级音乐家协会解散后,苏联作曲家协会随即成立,中央政府牢牢握住了音乐创作领域的管理权。官方号召作曲家回归民间音乐传统,留意音乐中的社会内容及其对普通大众的吸引力。“西化”的普罗科菲耶夫显然站在中央指导方针的一边。然而,他和其他艺术家一样,未能领悟
新方针的精髓。
1932年10月,斯大林在高尔基家中与作家们开
会时提出了苏联艺术的新口号,即“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艺术家要想正确地描述我们的生活,就不能无视其背后的社会主义驱动力。所以未来的作品是社会主义艺术,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独此一家的文学教条对于苏联音乐家而言意味着什么?上一次与高尔基在莫斯科会面时,普罗科菲耶夫曾问他,人们应当创作什么类型的音乐。
“你的心里自有答案,”他笑着回答。我说:“众所周知,音乐应当散发出活力和乐观,同苏联人民的新生活相匹配。”“没错,”他补充道,“但同时也
应该温暖亲切。”就这样,普罗科菲耶夫跌跌撞撞地进入了一场由孤立主义和沙文主义主导的文化大革命,这是继1917年首次布尔什维克党革命、
1928年集体主义革命后的第三次革命,它同样与马克思有(微弱的)联系,领导层的坚定决心不输前两次革命。
马克思和恩格斯与当代许多人一样,明显偏好“现代主义”艺术,他们虽然强调文学的社会相关性,却从未明确宣扬过此类观点。他们认为,在虚构世界里理解生活的种种矛盾,描绘出令人信服且个性十足的角色是一种重要
能力,这比抽象修辞、神圣情感和善意说教更胜一
筹。艺术家的直觉总是胜过政治立场。无人会质疑莎士比亚是否比席勒(Schiller)写得更好。马克思并不赞同堕落的时代所产出的艺术一定是堕落的,他认为,人们谈及那些变革社会的观点时应该意识到,“旧”社会里并不是没有新观点,新的元素也在源源不断地涌现。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为上述“现实主义”艺术的改良版被提出。提倡者表示,伟大的19世纪小说家正是具有批判精神的现代主义者,无论他们自认为的意识形态是什么,他们都忍不住在作品中披露当代社会的恶习。不过,作为资本主义艺术家,他们无力从大环境中逃脱,进而陷入宿命论的绝望深渊,不能自拔。而苏联艺术家则不必走进这条死胡同。社会主义为艺术家们铺设了康庄大道,“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则是进步社会中的革新艺术。
P303-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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