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尔维尤：美国公立医院的死与生

导言
“送往贝尔维尤”——这个短语几乎和纽约市一样古老，最早在18世纪用来描述黄热病患者被匆匆送往东河边一家荒凉的隔离病院的情景，如今已广为人知，连报纸都懒得在头条加上“医院”二字：“埃博拉医生被送往贝尔维尤”，“被圆锯片划伤的妇女被送往贝尔维尤”，“著名涂鸦艺术家因用啤酒杯打人而被捕——已送往贝尔维尤”。
这简直成了一种仪式。“如果一名警察在曼哈顿遭枪击，他的第一选择往往是贝尔维尤……如果一位投资银行家心脏停搏，他的豪华轿车司机知道该把他送到哪里。”贝尔维尤医院前医疗主任埃里克?曼海默写道。消防员受伤，囚犯生病，工人从脚手架上摔下，无家可归者在大街上昏倒，同样如此——目的地很可能就是贝尔维尤。如果到访的教宗或总统需要紧急医疗服务，该医院一流的急诊科正严阵以待。
贝尔维尤密切反映出一个不断变迁的纽约。在贝尔维尤，有100多种语言被翻译，最常见的有西班牙语、普通话、广东话、波兰语、孟加拉语、法语和海地克里奥尔语。在训练有素、熟悉各地方言的译员帮助下，医生和病人通过双线电话沟通。医院内设置有多语种指示牌来引导来访者——目的地如今包括一间穆斯林祈祷室、一间接收政治迫害幸存者的医务室。医生和护士时常提到，外国人抵达肯尼迪机场，叫来出租车后，只说一个词：“贝尔维尤。”
他们知道自己不会被拒之门外。数个世纪以来，每个移民群体都被置于贝尔维尤的保护伞下；每场灾难和流行病的发生，都会把它简陋的病房塞满。“它从来都不是世上最整洁的（地方）——既然其宗旨总是接收那些可被称为‘人类渣滓’的病人，它怎么可能是最整洁的？”才华横溢的外科医生威廉?A. 诺伦指出：“医院时常挤满罹患伤寒、霍乱和黄热病的患者，病人才死没几分钟，尸体就被装进棺材，床上又躺下新的病人。”
统计该医院胸科的肺炎患者人数，可跟踪纽约冬天的严重程度；统计停尸房里中毒尸体的总数，可评估禁酒令的危害。结核病在城中肆虐时，贝尔维尤就诊治结核病。艾滋病来袭，暴力犯罪激增，瘾君子吸食可卡因，出狱的精神病患者无家可归，通常都是由贝尔维尤第一时间发现。
很少有哪家医院如此深植于我们的大众文化。收容暴力犯罪的受害者、凶险的精神病患者和毫无指望的无家可归者，在贝尔维尤本是稀松平常，但在19世纪末，威廉?伦道夫?赫斯特与约瑟夫?普利策发起报纸发行量大战，大量炮制耸人听闻的曝光式报道（其中最受瞩目的是内莉?布莱的《疯人院十日》），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自那时起，该医院就成了疯人院的代名词，遮蔽了其在临床护理和医学研究方面的巨大成就。
好莱坞发现贝尔维尤具有不可抗拒的吸引力。比利?怀尔德执导的《失去的周末》于1945年获得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影片奖，这部电影的大部分情节就发生于此，《纽约时报》称之为“贝尔维尤酗酒者病房中一次极丑陋的经历”。可爱的电影《34 街的奇迹》中也有一段医院的镜头：骄傲到荒唐的克里斯?柯林格勒被关在一间小小牢房里，窗户上了封条，别人认为他是偏执狂，建议入院治疗。拍摄《教父》时，为寻找最令人生畏的医院，弗朗西斯?福特?科波拉很自然地选择了贝尔维尤，它的停尸房在后面的剧情中被用作片中角色博纳塞拉的殡仪馆。
更糟的是，贝尔维尤离格林威治村不远，救护车很快即可赶到。因此，贝尔维尤拥有600个床位的精神科大楼，成为迎来送往无数作家、艺术家和音乐家的旋转门，他们遭受着各类精神疾病困扰。威廉?巴勒斯为讨好情人，砍掉了自己的一根手指，而后在贝尔维尤度过了一段日子。德尔莫尔?施瓦茨在试图掐死一名敌对的书评家后，被戴上手铐送到这里。尤金?奥尼尔是酗酒者病房的常客，与工作人员彼此直呼其名。西尔维娅?普拉斯精神崩溃后来到这里，萨克斯管演奏家“大鸟”查理?帕克1954年两次自杀未遂后被送入院（他于次年离世）。据说，贝斯手查尔斯?明格斯为躲避与黑手党的商业纠纷，自愿签字入院。后来，他创作出刺耳的《关住他们（贝尔维尤的地狱景象）》来反映他内心的狂躁情绪。
诗人和小说家，如索尔?贝娄、艾伦?金斯堡、理查德?耶茨，都曾在作品中为贝尔维尤留下一笔。但最详细的一手记录仍未出版。1960年，诺曼?梅勒酒醉后愤怒地刺伤妻子，而后被送往贝尔维尤，显然是因妻子嘲笑他没资格给陀思妥耶夫斯基擦鞋所致。梅勒存有一份私人日记，记录了他住院观察的17天；里面充斥着各种细节，读起来像是个缺少情节的故事。病人们到来又离去——“黑鬼”和“毒瘾者”，“波多黎各杀人犯”和“青少年流氓同性恋”。守卫们挥舞拳头和棍棒来维持秩序。束缚衣用来管束最凶恶的罪犯。两个男人回到梅勒的病房时接近昏迷。“两人都接受过休克疗法，他们咬着烟斗，屁股坐在枕头上，手捂着头。哇的一声，口水直流。”梅勒曾考虑把他在贝尔维尤的病友写进一部长篇新闻作品，但从未成行。“我向他们告别，”日记结尾处写道，“离开他们时，我感怀不已。”
梅勒是众多实施暴力犯罪行为后，交由贝尔维尤精神科医师观察的名人之一。（他被认为有能力接受审判，但他妻子拒绝起诉，他被判缓刑。）“炸弹狂人”乔治?梅特斯基在20世纪50年代制造了一系列爆炸案，令全市陷入恐惧。他先被送往贝尔维尤，而后被送进州立精神病院度过余生。连环杀手戴维?柏科威兹又称“山姆之子”，被抓获前不久，他给报社寄去一封离奇的信。贝尔维尤的一个团队对这封信进行了仔细分析，以寻找线索。他们最后大致推测，写信者性格偏执，患有精神分裂症，很可能是个厌女的独居者，在一名观察者看来，他们的高谈阔论是“一堆毫无价值的建议”。
暗杀约翰?列侬的凶手马克?戴维?查普曼面临的则是截然不同的情境：对列侬非常崇拜的工作人员，无不对其愤恨不已，以至于有些医生怀疑自己能否做出公正的诊断。“初次得知我要去看他时，我担心对他的愤怒会影响我的工作，”贝尔维尤的首席心理学家回忆说，“但他着实是个可怜人，我说‘你好’，他朝我微笑，然后说：‘哦，对不起，我不该笑的。’”与此同时，列侬的尸体被裹进一张床单，躺在几栋楼外的贝尔维尤停尸房。
一些鼎鼎大名的病人悄无声息地来到这里。伟大的作曲家斯蒂芬?福斯特于1863年被送往贝尔维尤，他头骨上裂了个洞；1910年，多产的短篇小说家欧?亨利因肝硬化而被送来；传奇蓝调歌手利德?贝利在1949年因肌萎缩侧索硬化症（即卢伽雷氏病）引发的骨骼感染而被送来。等候他们的，既无私人病房或私人医生，也无特殊的便利设施。他们来此，是因他们穷困潦倒、病入膏肓，三人都在接受紧急治疗时死去。他们的经历，比梅勒和查普曼更能反映出贝尔维尤的本质。2014年，利德?贝利一首之前不为人知的歌曲神秘地浮出水面：《贝尔维尤医院蓝调》，写于他去世前几日。这首歌是一份感谢辞，表达他对所受照顾的感激。

贝尔维尤在公众想象中占据了一席之地，但也付出了代价。人们对其怪异与反常的不懈关注，模糊了它作为美国典型公立医院的角色——美国最大城市中的旗舰医院，在这里，给“医疗穷人”提供的免费医疗是一种权利，而非特权。在扮演该角色的过程中，贝尔维尤见证了每一种可以想象到的疾病和公共卫生恐慌，每一次经济震荡和人口激增，每一次医学突破和可以追溯到200多年前的争议。贝尔维尤的历史充满冲突，因为在国家对穷人应承担的责任这一问题上，它反映出不断变化的政治潮流。要求取缔贝尔维尤的呼声，和医院的历史一样古老。它存在的根基一直不够牢固。
在任一时代，贝尔维尤的来访者兴许都会看到同样的景象：在荒凉破败的背景下，一名受过良好教育的医生正在医治没有医保或无力支付医疗费用的病人。这一场景可追溯至18世纪，那时候，一位名医由一两个学徒陪同，曲折穿行于破旧不堪、臭气熏天的救济院病房，给病人诊断、开药，竭尽所能为他们排忧解难。医生自愿提供服务有多种原因，包括履行基督徒对穷人的责任，以及有机会在无力反抗的身体上磨砺技艺。
贝尔维尤的早期医生皆为医术（当时尚未成为一项专业）佼佼者。他们信奉“瘴气说”，将疾病传播归咎于有毒气体，并认为放血、催吐和导泻乃治病良方。他们多数人热衷于盗墓，参与半夜盗墓活动，这引起舆论震动，但也提供了解剖学研究所需的尸体。有些人曾在欧洲学习，在那里，临床观察和实验室研究正在改变人们对疾病的认知。
纽约早期仅有一所知名医学院：内外科医生学院。但在19世纪初，纽约市迎来爆炸性扩张，于是勇于开拓的医生们开设了两所彼此竞争的机构：1841年创办的纽约市医学院（即后来的纽约大学）和20年后创办的贝尔维尤医院医学院。二者的共同点，除了接收每一名有能力支付旅费的白人男性学生之外，就是临床圣地贝尔维尤在疾病研究方面拥有的巨大吸引力。内战爆发之时，贝尔维尤已成为全国最大的医院和最重要的医学培训基地。
此中原因可用一个词概括：移民。贝尔维尤的早期历史反映出爱尔兰农民逃离饥荒的数波浪潮，他们乘坐“饥荒轮船”前往加拿大、波士顿和纽约。一些人携带的致命疾病，将摧毁贫民窟并席卷整个贝尔维尤，随后令无数医生和医学生罹难。但是，这些疫病的暴发也不无益处：改革随之而来，最终将“贫困病人”与疯子、乞丐、孤儿和罪犯隔离开，他们原本共同生活在一所大规模、多用途的救济院里。前者留在贝尔维尤；其余人则用船运到东河中一座狭窄的小岛/-布莱克威尔岛（如今的罗斯福岛）上新建的设施中。几代人以来，贝尔维尤一直是“下等爱尔兰人”的堡垒，但已变成更易管理的机构——一家为纽约穷人和工人阶级提供紧急医疗服务的公立医院。
在医学界，它的名声扶摇直上。内战期间，它因救治数千名联邦军受伤士兵而备受称赞；1863年夏，反征兵的暴徒劫掠了纽约市大片地区，贝尔维尤因救助这些暴徒而引起争议。它成为美国第一家拥有产房、急诊室和附属医学院的医院；它最早组建了救护队、医学影像科和女护士学校。（男护士学校也是由它首创，但命途多舛，因受到精心掩盖的同性恋指控而倒闭。）1865年，贝尔维尤的医生率先撰写了那个时代最重要的公共卫生文献《城市卫生状况》，将纽约描绘成两处截然不同的地方——一处繁荣、健康，住着本土出生的人；另一处则充满绝望、疾病，住着出生于外国的人。这份文献引起巨大反响。不出一年，纽约市就适时组建了首个官方卫生委员会。
令人惊奇的是，在19世纪后期三次关涉美国总统的重大医疗危机中，贝尔维尤扮演了核心角色。1865年，23岁的查尔斯?奥古斯塔斯?利尔从贝尔维尤医院医学院毕业数月后，成了第一个在福特剧院救治重伤的亚伯拉罕?林肯的医生。他在救助林肯的过程中扮演了核心角色（虽然很偶然），至今仍不乏争议。1881 年，利尔在贝尔维尤的导师弗兰克?汉密尔顿医生被传唤到华盛顿，帮助拯救遭暗杀的总统詹姆斯?A. 加菲尔德，这次暗杀最终夺走了加菲尔德的性命。有人指责汉密尔顿在诊治总统的过程中出现了重大失误，他做的外科手术带来了严重后果。而后在1893年，一个由五名医疗人员组成的团队（其中三人来自贝尔维尤），在长岛海滨一艘豪华游艇上做了一场绝密手术，成功地从总统格罗弗?克利夫兰口中摘除了恶性肿瘤。之后，克利夫兰在白宫完成了任期，手术之事一直秘而不宣，直到他去世20年后才公之于众。
从加菲尔德令人震惊的死亡到克利夫兰的顺利康复，标志着医疗救治领域在这些年发生的变革。新一代临床医生和研究人员应运而生，他们执着地运用现代科学方法，对渐成明日黄花的陈规陋习嗤之以鼻。美国现代病理学之父威廉?韦尔奇和那个时代最具创新精神的外科医生威廉?霍尔斯特德，这两位最有影响力的人物在贝尔维尤实习时，为把抗菌防腐方法引入医疗行业，进行了艰苦斗争，二人因此结下不解之缘。随着时间的推移，从法医学到精神病学再到传染病学，贝尔维尤成为世界上诸多专业领域的领军者。它的教职工和毕业生，如同一部美国现代医学“名人录”：赫尔曼?比格斯，结核病防治的先驱；沃尔特?里德和威廉?戈加斯，驯服了肆虐的黄热病；威廉?哈洛克?帕克，把救命的白喉抗毒素带到美国；约瑟夫?戈德伯格，发现了致命的营养性疾病——糙皮病的病因；小托马斯?弗朗西斯，他的流感研究革新了对病毒毒株的研究；安德烈?库尔南和迪金森?理查兹，完善了心导管检查；阿尔伯特?萨宾和乔纳斯?索尔克，研制了两种成功的脊髓灰质炎疫苗，至今仍在使用。
到了20世纪初，贝尔维尤与其说是一家城市医院，不如说更像一座医院城市。它拥有2 000张床位、一所护士学校、市立停尸房、一栋巨大的精神科病房楼、一间特殊的监狱病房、顶尖的实验室、4 000人的维护队伍和纽约三所最好的医学院培养的医务人员。由著名的麦金–米德–怀特建筑事务所设计的大型翻修改造，重塑了这家综合医院，但效果不一。意大利人和犹太人大量移民美国，极大地改变了病人的面貌。贝尔维尤依旧不改本色——穷人的医疗庇护所——尽管它的入院名单上出现了更多意大利人和犹太人的名字，英裔与爱尔兰裔的名字则有所减少。与此同时，医院行政人员采取了革命性举措，开始接受大量女性和犹太裔实习生：既是为了满足日益增加的病人的需要，也缘于纽约大学医学院——贝尔维尤的主要医护输送机构——无视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康奈尔大学和该地区多数医学院采用的声名狼藉的“犹太人配额”制度。
在此之前，美国的医院向来是下层阶级的领地。凡是有能力避开医院的人，都会欣然远离。医院能为中上层阶级做的，在家里可以做得更好。但技术、卫生和护理方面的进步，逐渐改变了这种观念。例如，在贝尔维尤，1865年死于术后感染的概率高达近50%；到了1900年，这个数字已降至10%以下。随着医院在拯救生命方面的进步，对“付费病人”——希望在不牺牲个人舒适度的前提下，享受现代医学好处的人——的争夺开始愈演愈烈。对这些人来说，贝尔维尤并非其严肃选项，除非城市救护车把不省人事的他们从排水沟里救出。但是，随着非营利性私立医院把一些慈善病房改成私人和半私人病房，公立医院就变得愈发拥挤了。
结果可想而知。1918年至1919年大流感期间，贝尔维尤的床位迅速告竭，挤不下的病人只得睡在卸掉的门板和潮湿发臭的稻草堆上。同样的场景也出现在整个经济大萧条时期，那时纽约市三分之一的劳动力都失业了。负担得起非营利性私立医院费用的纽约人大幅减少，贝尔维尤因此变得人满为患。这些病人中，很多人属于“较好的阶层”，他们以前从未踏足过公立医院。
这种情况再难出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经济复归繁荣，挣扎求生的非营利性私立医院开始复苏。像蓝十字这样的团体保险计划，常被写进雇佣合同，遂使工人阶层可以享受到在贝尔维尤无法企及的便利设施，尽管贝尔维尤的医护人员都很优秀。既然能在设备齐全的私立医院入住半私人病房，为何还要忍受剥落的油漆、难以下咽的食物、拥挤的病房，或许还有邻床被刺伤的病人？ 20世纪60年代，联邦医疗保险和联邦医疗补助计划出台，将数十亿税金集中投入医疗保健行业，使穷人和老年患者有了更大的选择自由，公立医院的规模于是进一步缩小。
20世纪60年代，康奈尔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相继离开贝尔维尤，只留下纽约大学的医生提供医疗服务。纽约大学的服务质量一直很高；长期以来，它与医院的关系最为密切，因为它的教职员工和住院医师有很多是纽约本地的工薪阶层和中产阶级，他们深知贝尔维尤对城市的重要性。在全国经济停滞时期，贝尔维尤对一栋25层高的病房楼进行了大规模扩建。这栋楼本已部分完工，历时20年，终于在1973年启用。这对纽约市影响巨大。重要的公共服务，包括免费的医院护理，当时正岌岌可危。在白人迁徙、税基下降和市政面临破产威胁的背景下，犯罪和吸毒成瘾现象猖獗。对贝尔维尤来说，这意味着员工短缺和预算削减，急诊室人满为患，精神病患者入院人数激增。危机接踵而至，最终在1989年使医院跌入谷底：一个无家可归的精神病患者，在贝尔维尤的医生办公室里强奸并杀害了一名怀孕的医生。该凶手不但穿上了偷来的手术服，还带着身份识别卡和听诊器。他明目张胆地在医院一间机房蹲伏了数周，却完全被人忽视了。
在越来越多的人呼吁对整个公立体系进行取缔或私有化之际，一个熟悉的真相再次出现：纽约需要这些医院，尤其是旗舰医院。艾滋病在20世纪80年代降临之时，贝尔维尤再度成为传染病的原爆点，而此次疫情攻击的是较少受社会关注的边缘人群——男同性恋者和静脉注射毒品使用者。在这里接受治疗（并死去）的艾滋病患者人数，比在美国其他任何一家医院的都多。我们会看到，发生在贝尔维尤的艾滋病故事错综复杂，但贝尔维尤对这场似乎无休无止的医疗噩梦的反应，再好不过地诠释了它的使命——为社会上的最弱势群体提供不可或缺的服务。
如今，贝尔维尤仍然是抵御不时出现且难以预料之危机的坚强后盾——2014年成功治愈纽约唯一的埃博拉患者，就是新近的例子。飓风“桑迪”肆虐期间，贝尔维尤有史以来唯一一次关闭了医院，英勇地疏散病人，再次展示出它的应变能力。数月后，贝尔维尤重新开业，肩负的使命不变。时过境迁，原来的族群业已分化——爱尔兰人、犹太人和意大利人被西班牙裔、海地人、非洲人、南亚人和中国人所取代。它目前服务的病人，和过去几个世纪前的病人一样艰苦贫寒。而那些有其他选择的病人，几乎总是会去往别处。这就是贝尔维尤既使人安慰又令人不安的原因。它虽然麻烦不断，却一直是重要的安全网，是看顾关怀众人之地，是最后的庇护所。

提到贝尔维尤医院，人们脑海中会浮现出以下画面：危险的传染病患者，发狂的精神病人，遍体鳞伤的案件受害者，无家可归的流浪汉。作为美国最古老的公立医院，贝尔维尤早已成为美国历史中不容忽视的一部分。它救助声名狼藉之人，照护最弱势群体。它经受了未知疾病、经济动荡、政治变局与自然灾难的考验，也见证了现代医学史上的重要创新与持续存在的争议，甚至在三次关涉美国总统的重大医疗危机中扮演了核心角色。
贝尔维尤曾改写美国医学史。它是美国第一家拥有妇产科、急诊室和附属医学院的医院；它成立了美国历史上第一支平民救护队，开设了第一所女护士学校，促使纽约市成立全美第一个公共卫生部门；它在法医学、精神病学和传染病学等方面总是走在时代前列。
同时，贝尔维尤也是艺术家和好莱坞的灵感源泉，在美国流行文化中留有深刻的烙印。索尔·贝娄、艾伦·金斯堡、理查德·耶茨都曾在作品中为贝尔维尤留下一笔，比利·怀尔德和弗朗西斯·科波拉甚至把这家医院搬上了大荧幕。在美国，有经济能力的人往往选择去私立医院寻求医疗服务，而贫民的健康只有类似贝尔维尤这样的公立医院来保护。贝尔维尤的病人来自世界各地，其中很多人无力支付医疗费用，但贝尔维尤从未拒绝过任何一位病人。这也意味着，这家医院的历史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的，它承担了社会对穷人应负的责任，得到的回报却近乎微薄。
著名历史学家、普利策奖得主戴维·奥辛斯基耗费数年研究与采访，撰写了这部精彩动人的医院大历史。贝尔维尤的故事凝结了一座城市曲折的发展史，也是一个国家公共卫生史的缩影，至今仍在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