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故中的中国(九说中国·第二辑)

引 言

 德国著名哲学家卡尔·西奥多·雅斯贝尔斯（Karl Theodor Jaspers， 1883—1969）在1949年出版了《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一书，他站在世界文化的旷野上，对一个时代和这个时代的人物给予了极高的评价。

 这个时代在中国，就是春秋战国时代。

 雅斯贝尔斯把这个时代称之为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之间，尤其是公元前600年至公元前300年间）。在这个时代，在地球上北纬30度上下,就是在北纬25度至35度区间里，人类的文明精神出现了重大突破，诞生了许多伟大的精神导师——中国有孔子、老子，古希腊有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色列有犹太教的先知们，古印度有释迦牟尼……

 雅思贝尔斯认为，这种突破，是对原始文化的超越，并称之为人类“终极关怀的觉醒”。人类开始用理智的方法、道德的方式来面对世界，宗教开始出现。今天西方国家、印度、中国、伊斯兰国家分别呈现出不同的文化形态，就是由于他们各自出现了不同的突破和超越类型。

 如何理解雅斯贝尔斯所说的“终极关怀的觉醒”？

 第一，人类试图从整体上把握世界，对宇宙现象予以抽象化，把世间万象逻辑化，而不是零敲碎打地、个别地、孤立地认识世界。同时，人类开始严肃地思考人类和宇宙的关系，即司马迁所说的“究天人之际”——认识论出现。

 第二，人类开始有了“类”的自觉和个体自觉，开始认识到人类的种属特性和每一个体的自我身心，认识到人与世界的关系——世界观觉醒。

 第三，开始思考人我关系，开始认识到人是有道德使命的，即人是道德的存在，从而区别于一般动物；而且，人还负有建设道德世界的责任——伦理学展开。

 第四，人类有了明确的时间意识，开始关注人类历史，意识到人类是一个文化的存在，并且有着文化的使命和宿命，即司马迁所说的“通古今之变”——历史观诞生。

 其实，在中国，在雅斯贝尔斯所谓的轴心时代过去不到100年的汉武帝时代，一位太史令、一个大学者、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就对中国的轴心时代做了深刻的观察。他的一篇专题论文《论六家要旨》，总结了轴心时代六位重要的思想流派：阴阳家、儒家、墨家、名家、法家、道德家。

 此后大约再过了200年，东汉大学者、史学家班固在他的《汉书·艺文志》中，在六家之外又加了四家：纵横家、农家、杂家、小说家。于是，便有了“九流十家”之说。

 然而，“九流十家”仍然没有囊括那个时代中国人的信仰、思想与知识，比如，还有兵家、医家……

 他们是这样一些人：老子、孔子、墨子、孙子、孟子、庄子、商鞅、荀子、韩非子……

 他们鼓吹着这样一些概念：道、德、仁、义、礼、智、信、勇、法、术、势、王道、仁政、兼爱、尚贤、大同、小康……

 每一个概念的背后都蕴含着深刻的思想。这些思想是对整个人类文明和人类道德使命的思考，这些思考变成了文明的成果积淀下来，这些积淀最后就成了人类生存的价值观和价值基础。

 并且，这些价值观，既是普世的，与世界各民族的基本价值观相一致，还形成了独特的民族特色及其风格，以及价值的实现路径。中国，文化意义上的中国，开始了！

 这个时代，是活色生香的时代，是龙腾虎跃的时代，是“鸢飞戾天，鱼跃于渊”（《诗经·大雅·旱麓》）的时代。这是一个有故事的时代。

 这个时代的故事，都包含着一个民族的文化DNA。在这些故事里，藏着中国，藏着中国的过去、现在，更藏着中国的未来。

1、其实，他（老子）死后并不寂寞，以他为代表和发源的“老庄哲学”和儒家的“孔孟之道”并驾齐驱，二者互补成为中国文化的阴阳两极。而他的“五千精要”也被看做至高无上的东方智慧。他看待世界的方式，成为中国人的世界观的一部分；他的思维方式，成为中国人认知世界的一种重要方法；他的个性也成为中国民族性格的重要特征之一。

 ……

司马谈眼中的圣人，不是孔子，而是老子。他的儿子司马迁不仅把老子写成孔子之师，还借孔子之口，称服老子为“龙”。在中国人的观念里，孔子是“凤”，老子是“龙”。绝代双圣，龙凤呈祥，共同成为中国人的祥瑞。紫气东来，不仅是中国人的福气，还是世界的吉祥。

2、老子走了，孔子来了。

 老子因失望而离去，孔子为拯救而到来。

 老子是史前史的后记，充满叹息和诅咒。

 孔子是新纪元的序言，充满期待和勉励。

 《道德经》作为历史的总结，智慧高超，冷静到冷酷。

 《论语》作为新历史的开篇，仁德蔼然，热心到热切。

 老子留给我们巨大黝黑的背影，孔子展露给我们宽广明亮的前额。

3、 墨子，给我们展示了道义的力量。

 这力量，深藏人性人心之中；一切物质性的力量，无不由此发端。

 止楚攻宋的力量，来自于他的技术和武器。但是，止楚攻宋的念头，却是来源于他的道义。

 武器，在战场上大显身手。但是，造出武器的，却是一个止战的观念。

 做好事，需要能力。但是，首先还得要有一个做好事的念头。这个念头的在与不在、有与没有，才最终决定了世界的品质。

 在中国，墨子这样的人，不可有二，但不能无一。

他告诉我们，道义，是一切正当力量的源头。

4、昔者庄周梦为蝴蝶，栩栩然蝴蝶也。自喻适志与！不知周也。俄然觉，则遽遽然周也。不知周之梦为蝴蝶与？蝴蝶之梦为周与？（《庄子·齐物论》）

……

 这是多美的梦呀！没有一种动物可以代替蝴蝶来表达生命的这种飘忽、这种美丽、这种脆弱、这种神秘和梦幻！庄子用这个故事写出了人生如梦，又把死亡变得那么有诗意。在这个故事里，没有死亡，只有梦觉。在庄子这里，没有死亡，只有“醒来”！他把“死去”变成了“醒来”，而且是那么美丽梦幻的醒来！

 ……

 如果说，孔子用让我们执着人生的方式，超越死亡；那么，庄子就是用看穿死亡的方式，让我们人生从容。

 谈“人死”，其实还是在谈“人生”啊！

《典故中的中国》第二章《杏坛弦歌：中国之教》选读

老子出关走了，后来的孔子也曾经有这样的去意。他曾经感叹：“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论语•公冶长》）一个西去流沙，一个东浮大波。当然，孔子毕竟坚持“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论语•微子》），留恋人间，不舍大众，最终没有成行，他只是离开了鲁国，周游列国，做“避人之士”（《论语•微子》）而绝不避世。甚至，老了以后，孔子还是回到鲁国，整理六经。他的整理六经、著述《春秋》，也是老子著述《道德经》的意思，用文字来走进未来的时代。

 其实，在老子被尹喜强迫留下五千言之前，孔子也曾用他的方式纠缠过他，让他留下教诲。

 《史记•老子韩非列传》有这样一则动人的故事：

孔子适周，将问礼于老子。老子曰：“……吾闻之，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骄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是皆无益于子身。”

此刻的老子，估计应该六七十岁，孔子才三十四岁。面对这样一个血气方刚的后生，老子不动声色地点出两个字：藏和愚。

其实，愚就是藏。把智慧藏起来，示人以愚，大智若愚。这就是老子的基本处世之道。反过来，我们可以想象得到：三十而立之后的孔子，是何等意气风发，斗志昂扬！是何等志向远大，理想崇高！是何等意志坚定，自信自负！他此刻最需要的，就是收敛和藏蓄，是心性的稳定质朴。

严格地说，此时的老子，是体制中人，而孔子，则是江湖的。孔子以后，诸子百家，都是江湖学派，来自私学。所以，和老子道貌岸然做着国家档案馆馆长，深居简出，言简意赅，要言不烦不同，孔子的世界，是开放的空间，洒满明媚的阳光。他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我们来看看孔子生活的场景，与老子的那个阴暗的档案馆，是何等不同：

孔子游乎缁帷之林，休坐乎杏坛之上。弟子读书，孔子弦歌鼓琴。奏曲未半，有渔父者，下船而来，须眉交白，被发揄袂，行原以上，距陆而止，左手据膝，右手持颐以听。（《庄子•渔父》）

庭院深深的档案馆和风高日丽的杏边高地，这是体制与江湖的绝佳象征。现在的曲阜孔庙里，即有一个杏坛赫然矗立。不明白历史的人，还以为当初孔子教学，就是这么一个场所，就有这么一个场所。

但细揣庄子之意，他笔下的“杏坛”，乃是孔子带着弟子从茂密浓郁的森林中走出，恰好碰到的一个水边高阜，上有一树杏花正艳。于是，他们就此停住，弹琴读书。此地既是渔父打渔之地、谋生之所，又是隐居之处，那里芦苇丰茂，绝无可能在鲁国都城之内。也就是说，“杏坛”本来就只是庄子随口诌出的一个词，绝无可能是孔子专门讲学之所，则今天孔庙里的杏坛，就只能是后人望文生“物”而造出来的。顾炎武说：

 《庄子》书凡述孔子，皆是寓言，渔父不必有其人，杏坛不必有其地。即有之，亦在水上苇间、依陂旁渚之地，不在鲁国之中也明矣。（《日知录•卷三十一》）

但是，一个道家人物随口诌出的词，为什么能够被坐实？一个虚构的寓言，又何以竟然成为历史？

其原因非常简单：这个寓言，不是生活的真实，但有着本质上的真实；不是物理上的真实，却是精神上的真实——它确实是孔子日常教学生涯的高度概括。而这样的开放、开阔、阳光明媚而春意盎然的物理空间，正是孔子和煦明媚的心理和思想空间的直接外化，与老子那个充满霉变气味和历代亡灵的守藏室的物理空间以及老子本人阴郁高冷的心理和思想空间，形成鲜明对照。老子是肩负文化传承使命的史官，却心灰意冷，意兴阑珊，不仅放弃责任一走了之，走之时，连一句话都不想留下；孔子却以一个江湖人士的身份，挑起了这个为往圣继绝学的使命，官方不给教席，他就私人办学，而且终生以之，诲人不倦，不知老之将至。

老子的精神状态是过去时代的，有老贵族百年老宅子的阴暗气息，代表着王官之学的深沉与颓唐；而孔子的精神，则是新时代的，代表着私学的兴起，有新一代的开阔与敞亮，生意盎然。他在唤醒这个民族，唤醒这个民族的一代新人，他在孕育一个百家争鸣的新时代。

庄子为他题名的“杏坛”，后来甚至成了教育行业、教育界的一个代名词。

晚年的孔子，曾经这样概述自己的一生：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为政》）

十五岁开始志学，此后的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岁，都是“学”，可谓“学而不厌”，“不知老之将至”（《论语•述而》）。但这个“学”，还真不是自家一人之学，不是“自了汉”之学，而是普度众生之学，是以学度人。“志于学”云云，乃立志于追求学，立志于传承学，并立志于弘扬学，而后顺理成章建立自家之学。所以，“学而不厌”之外，另有一个“诲人不倦”（《论语•述而》），这才是孔子“志于学”的比较全面的意思。

“学而不厌”的结果，我们看到了：十年一个阶段，每一阶段都有所立，到了七十岁，“从心所欲而不逾矩”，进入人生化境。

而“诲人不倦”，则使得孔子创立了人类有史以来的第一所私立大学。

本书为“九说中国”丛书之一种。典故携带了中华民族丰富的文化DNA信息,隐藏着解读中国人思维模式和行为方式的密码。在本书中，著名学者鲍鹏山借助九则典故，以先秦诸子的事迹行状为主，带领我们进入异彩纷呈的古典世界，一窥先秦典故所包含的诸多重要命题，如智慧哲思、人性善恶、爱与正义、良知道德等等。本书讲诸子、讲人性，更讲美丽伟大的心灵；有史论、有洞见，更有真挚热烈的感情。通过本书所选的九则典故，鲍鹏山从源头上为我们揭示了中国人如何认识人与宇宙的关系，如何理解人与我的关系，如何开始个体的自觉，以及如何看待自己的文化存在等。从这些典故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过去，也可以看到中国的现在和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