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与玄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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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唐翼明
出版社广东人民出版社
ISBN9787218138947
出版时间2020-01
装帧精装
开本32开
定价59元
货号30823282
上书时间2024-1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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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摘要
作者唐翼明具有深厚的文学和思想研究功底，是魏晋文学与玄学这一领域的大家。本书对魏晋时代的文学与玄学多有创见，具有很高的学术水准。人生的短促、命运的诡谲，形成了魏晋文学的基调。玄学以新颖的理论形式与思维方式，重新诠释人类难题。
作者简介
唐翼明，1942年生，湖南衡阳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语言文化系博士，1990年赴台侍亲，先后任教于文化大学、政治大学。现任华中师范大学国学院院长、长江书法研究院院长。著有，《魏晋清谈》《魏晋文学与玄学》《唐翼明解读<颜氏家训>》《大陆当代小说散论》《大陆现代小说小史》《中华的另一种可能：魏晋风流》，散文集《宁作我》《时代与命运》等。
目录
“通侻”——建安时代的思想解放与文学革新·······················（1）
从建安到太康——魏晋文学的演变·································（23）
陶诗“任真”说················································（104）
陆机与六朝文学中的唯美思潮····································（120）
清谈与文会——魏晋南北朝时代学术与文学传播的新方式············（141）
关于魏晋清谈研究中的几个问题··································（160）
“清议”词义考···············································（190）
从王弼答裴徽问论魏晋玄学的思想纲领与论述策略··················（198）
略论魏晋玄学的宗旨及相关问题··································（212）
魏晋玄学与清谈之先驱人物荀粲考论······························（224）
刘宋“四学并建”考论··········································（243）
附一：评《世说新语》英译本····································（268）
附二：《世说新语》近代校笺注疏择要评议·························（280）
内容摘要
该书为“世界华文大家经典”丛书的一种。《魏晋文学与玄学》是作者代表作之一，此次作者进行修订补充，成为一本新的专著。该书内容包括陶潜、陆机、王弼等人的研究以及清谈、文会、玄学等的研究，探讨了魏晋哲学文学方面的重要问题。
精彩内容
清谈与文会——魏晋南北朝时代学术与文学传播的新方式一
中国古代在魏晋以前，文学未尝独立成科，孔门四科之一的“文学”只是一般意义上的学术，与后世所谓文学者大异其趣。文学的自觉起始于建安前后，曹丕在《典论·论文》中的一段话最能代表文学独立意识的觉醒，他说：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见《文选》卷五十二魏文帝《典论论文一首》。[见《文选》卷五十二魏文帝《典论论文一首》]他这里所说的“文章”正是后世“文学”的意思。曹丕把文学的重要性提高到“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高度，在那个时代是了不起的见解。我们不要忘记，文学在两汉(以及两汉以前)是根本没有地位的，文学家不过是皇帝的玩物，宫廷的点缀，司马迁说：“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固主上所戏弄，倡优畜之，流俗之所轻也。”[见《汉书》卷六十二《司马迁传》所录其《报任安书》。]枚皋说：“为赋乃徘，见视如倡。”[见《汉书》卷五十一《枚皋传》。]这些并非愤激之词，实在是真实的写照。汉宣帝号称开明，也只认为写辞作赋仅仅“贤于倡优博弈”而已。[《汉书》卷六十四《王褒传》云：“上(宣帝)令褒与张子侨等并待诏，数从褒等放猎，所幸宫馆，辄为歌颂，第其高下，以差赐帛。议者多以为淫靡不急。上曰：‘不有博弈者乎，为之犹贤乎已。’辞赋大者与古诗同义，小者辩丽可喜，譬如女工有绮縠，音乐有郑卫，令世俗犹以此虞说耳目，辞赋比之，尚有仁义讽谕、鸟兽草木多闻之观，贤于倡优博弈远矣。”]所以，像司马相如这样的大文豪要靠狗监的推荐才能进宫，东方朔这样的才子在宫廷里的待遇只与逗笑的侏儒差不多，终其一生装疯卖傻，扬子云这样的文学家兼思想家也奚落自己的辞赋，说是“童子雕虫篆刻，壮夫不为”[参见《汉书》卷五十七《司马相如传》、卷六十五《东方朔传》及扬雄《法言·吾子》。]。
这种状况到东汉末叶才开始有所改变，汉灵帝于光和元年(178年)创设鸿都门学(校址在洛阳鸿都门，故名)，以辞赋书画为主要课程，乃是这种改变的最初消息。但鸿都门学的创立却引起了轩然大波，正统学者与官僚贵族群起而攻之，说是“招会群小，造作赋说，以虫篆小技见宠于时”[见《后汉书》卷八十四《杨赐传》，并参见卷九十下《蔡邕传》及卷七七《阳球》等传。]。直到“曹氏基命”的建安时代，在处于统治地位，而思想解放、作风通侻，且又富于文学才华的曹氏父子倡导之下，文学的创作才成为一时向慕的风气，蓬蓬勃勃地发展起来，而文学家们也受到社会的尊崇，成为意气风发的时代宠儿了。
但是文学的独立成科，则还要等到两百年后的刘宋时代。元嘉十五年(438年)，宋文帝征召名儒雷次宗至京师，立儒学馆于北郊鸡笼山，次年，又诏命丹阳尹何尚之立玄学，太子率更令何承天立史学，司徒参军谢元立文学。[见《南史》卷七十五《雷次宗传》。]于是，儒、玄、文、史四馆并立，史称“四馆学”。文学之独立成科，成为社会的共识，实始于此。生活在这个时代的史学家范晔(398—445)在其撰写的《后汉书》之文人传记部分，乃于《史记》、《汉书》的“儒林传”外增设“文苑传”，正是这种社会共识的反映。此后史书“儒林”与“文苑”(或文学)并立便大抵成为惯例。
但同时代的人也还有沿袭成规而仍以“文学”泛指一般学术(包括文学在内)的，例如刘义庆(403—444)《世说新语》前四篇以孔门四科名之，曰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其中文学就是一般意义上的学术，而非特指的文学。值得注意的是，《世说》“文学”篇共一百零四条，却明显地分成两个部分，前六十五条都是跟学术有关的(只第五十二条是例外，可能是后人误置)，而后三十九条却都与文学有关。可见刘义庆心中已有文学别于一般学术的概念，他一方面按传统把文学与学术都放在“文学”名下，但同时又在排列次序上把二者分开，不使杂糅，正可以看出他兼顾传统与新变的良苦用心。
要而言之，文学与一般学术，在魏晋以前是不分的，魏晋时则在分与不分之间，南朝以后才终于独立成科，但也还有仍旧贯而不分或分而不清的。有鉴于此，我们在考察文学传播的时候也就很难把它与一般学术的传播截然分开，这是本文把二者放在一起讨论的主要原因。
二“学术与文学传播”中的“传播”，应当包含两个向度：一个是时间上的，所谓“流传后世”；一个是空间上的，所谓“播扬远近”。前者造成传统，后者造成普及。
魏晋以前，中国的学术与文学是靠怎样的系统，以怎样的方式传播的呢？
我以为主要是靠两个系统：一个是宫廷系统，一个是学校系统。
先说宫廷系统。
远古时代，官师政教合一，所谓“学在官守”或“学在王官”，除了“王官之学”外，没有别的学术(自然包括文学在内)，有知识的人，大都在宫廷之内。如果略去民间口耳相传的东西不计，则宫廷可以说是文化传承的唯一管道。后来虽然有学校系统的建立，分去一部分文化传播的功能，但宫廷系统在魏晋以前始终是学术与文学传播的重要渠道。
宫廷系统对于学术与文学传播的功用主要表现在对于学术与文学作品的收集、保存与整理上。读《汉书·艺文志》这一点看得最清楚：汉兴，改秦之败，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至孝武世，书缺简脱，礼坏乐崩，圣上喟然而称曰：“朕甚悯焉。”于是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至成帝时，以书颇散亡，使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诏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太史令尹咸校数术，侍医李柱国校方技。每一书已，向辄条其篇目，掇其指意，录而奏之。
那时的人，若著了书，想要得到赏识与传播，多半就只有诣阙献书之一途。《史记》卷一百二十六《东方朔传》云：武帝时齐人有东方生名朔，以好古传书，爱经术，多所博观外家之语。朔初入长安，至公车上书，凡用三千奏牍，公车令两人共持举其书，仅然能胜之。人主从上方读之，止，辄乙其处，读之二月乃尽。
当然也可以“藏之名山，传之其人”，但最后也还是要靠他的子孙或别的识者推荐给朝廷，才能得到更好的保存与流播。
古代学术与文学传播的另一个重要管道是学校系统。
中国古代的学校制度建立甚早，相传虞设庠，夏设序，殷设瞽宗，周时则天子设辟雍，诸侯设泮宫。到汉武帝时始立太学，设五经博士，同时在郡国立郡国学，地方则有乡学，从此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官办教育制度。
除官办学校外，还有私办学校。战国时，私人讲学之风已盛极一时，孔、墨、孟、荀，学徒都累百上千。但那时的学徒，多是跟着老师周游列国，并没有固定的场所。到汉代，尤其是东汉以后，许多大儒都设帐授徒，地点固定，私人讲学也就变成私立学校了。
官办学校和私办学校，构成一个遍布全国的学校网，成为学术与文学传播的最有力也最有效的管道。于是，先前主要由宫廷系统担负的学术与文学传播的功能到汉代以后便主要由学校系统担负起来了。
以上便是魏晋以前学术与文学传播的大致情形，因为不是本文的重点，乃略述其概要如此。
三宫廷系统与学校系统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仍然存在，自然也仍然发挥着一定的学术与文化的传播功能。但是，这两个系统在魏晋南北朝时期都相应削弱，宫廷是威权不振、篡乱相寻，学校是时兴时废，名多实少。因而对于学术与文学的传播，也就远不如两汉之有力。
这个时候，却有些新的传播方式出现了，是前此所无而对后世颇有影响的。我觉得最重要的有两种：清谈与文会。下面分别来谈谈。
先说清谈。
清谈起源于汉末太学里的“游谈”之风，经过从党锢到魏初的半个世纪的酝酿，在魏太和初年正式成形，而在正始年间达到它的第一个高潮，以后历经西晋、东晋、宋、齐、梁、陈六朝(北朝亦有，但不盛，亦不重要)，约四百年，到隋统一中国才告消失。尽管其间随时局与政治而有盛衰起伏，但那四百年中，清谈一直是当时知识分子中最流行的、最普遍的一种学术活动与智力游戏。
关于清谈的具体细节前人与时贤都迭有论述，笔者亦有一本专著《魏晋清谈》出版，此处不拟多论。我想在这里特别指出的是：清谈也是魏晋时出现的一种崭新的学术传播方式。
清谈把两汉太学中那种家法森严、一本正经、专制气味甚浓的讲经改造成一种融汇各家、平等参与，且带有竞赛的游戏意味与心智娱乐色彩的自由论辩。清谈的举行不拘场合、不拘地点，没有师徒之分、尊卑之别，只要有两个论辩对手，随时可以组成一个谈坐，有听众固然好，没有听众也无妨。而论辩的内容，几乎无所不包，举凡人生、社会、宇宙的哲理都在清谈的范围之内。既有儒、道、名、法等各家的旧观点，亦有时贤提出的新命题，例如本末有无之辨、自然名教之辨、才性之辨、圣人有情无情之辨、言意之辨、君父先后之辨等等。相对于两汉太学的讲经，魏晋的清谈可说是一种大解放，不仅是内容的解放，也是形式的解放。随着这种解放，学术(其中也包括文学)便由太学生普及到一般知识分子之中，由一家(儒家)独传变为百家争鸣(这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二次百家争鸣)，由陈陈相因(拘守师法、家法)变为推陈出新。
让我们从《世说新语》中举几个清谈的例子，略对上述观点作一证明。
《世说新语·文学》第十九条云：裴散骑娶王太尉女婚后三日，诸婿大会，当时名士、王裴子弟悉集。郭子玄在坐，挑与裴谈。子玄才甚丰赡，始数交，未快；郭陈张甚盛，裴徐理前语，理致甚微，四坐咨嗟称快，王亦以为奇，谓诸人曰：“君辈勿为尔，将受困寡人女婿。”这是一个极佳的例子，说明当时的清谈如何在游戏、娱乐的气氛中发挥了普及和传播学术的功能。一个普通的喜庆聚会场合，片刻间变成一个既愉快又紧张的辩论学术的清谈谈坐。清谈的主客双方都是当时一流的清谈家，一流的学者。郭象大名鼎鼎，无须介绍，裴遐则据孝标注引邓粲《晋纪》云：“遐以辩论为业，善叙名理，辞气清畅，泠然若琴瑟，知与不知，无不叹服。”可见也是一时之英。当天郭、裴二人的清谈非常精彩，以致“四坐称快”，虽然内容无法考见，但以此二人的学养与造就，他们所辩论必是当时尖端的学术问题则可以确定。听众中固有名士，亦有王、裴家的青年子弟，轻轻易易地就可以亲眼看见，亲耳听见当世一流学者对一流问题的论辩，真是何幸如之!这里所体现出来的自由平等的气氛又岂是两汉时代那种呆板的家法森严的讲经所可比拟？
再看几个例子。
《世说新语·文学》第三十九条：林道人诣谢公，东阳时始总角，新病起，体未堪劳，与林公讲论，遂至相苦。
又同篇第四十七条：康僧渊初过江，未有知者，恒周旋市肆，乞索以自营。忽往殷渊源许，值盛有宾客，殷使坐，粗与寒温，遂及义理，语言辞旨，曾无愧色。领略粗举，一往参诣，由是知之。
又同篇第五十三条：张凭举孝廉，出都，负其才气，谓必参时彦。欲诣刘尹，乡里及同举者共笑之。张遂诣刘，刘洗濯料事，处之下坐，唯通寒暑，神意不接。张欲自发无端。顷之，长史诸贤来清言，客主有不通处，张乃遥于末坐判之，言约旨远，足畅彼我之怀，一坐皆惊。真长延之上坐，清言弥日，因留宿至晓。
以上三例中，清谈的一方是当时一流的清谈家与思想家支道林、殷浩、刘惔，清谈的另一方一为总角小儿，一为方外贫僧，一为下郡寒士。我们从此不难想象当时清谈的平等解放精神(当然是有限度的，基本还是在贵族知识分子圈中，这一点不应误会)与普及程度。这实在是一种革命的、空前的学术传播方式。
清谈的传播学术，也不仅限于辩论当时的口耳之间。清谈之后，论辩双方常常会把自己的观点写成文字，或作进一步论辩的基础，或在朋友中流传。例如《世说新语·文学》第七十四条：江左殷太常父子并能言理，亦有辩讷之异。扬州口谈至剧，太常辄云：“汝更思吾论。”该条刘孝标注引《中兴书》云：殷融字洪远，陈郡人。桓彝有人伦鉴，见融，甚叹美之。著《象不尽意》、《大贤须易论》，理义精微，谈者称焉。兄子浩，亦能清言，每与浩谈，有时而屈。退而著论，融更居长。
又如同篇第五条：钟会撰《四本论》始毕，甚欲使嵇公一见，置怀中。既定，畏其难，怀不敢出，于户外遥掷，便回急走。
在魏晋南北朝时代，学术借清谈而传播而普及的深度与广度都远远超过学校系统，这是中国学术史上一段很特别的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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